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尤其是针对生物制药的投资，是一项长周期的业务。疫情之下，这种长周期性质或许将带来比以往更多的风险，但也同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根据 CB Insights 数据，2020 年第 2 季度，全球针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再创新高，共发生 2421 起投资事件，投资总规模超过 166 亿美元。

图丨全球医疗健康行业历史融资情况（来源：CB Insights）

生命科学领域在投资端屡创新高，在募资端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仅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就有至少 5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了专注于生物制药的美国投资机构，其中包括 Flagship、Deerfield、Frazier、VenBio 和 NEA 等知名机构。此外，还有来自公共基金、主权财富机构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大量私人资金流入生命科学行业。

不过，伴随医疗领域融资高涨的，是创业公司数量的持续下降。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新增创业公司数量继续走低，跌至五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不完全是疫情带来的结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将继续带来负面影响。创业公司数量日渐减少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既是过去几年内药品价格、研发成本、股市走向以及投资行为等多方面出现变化的结果，也会为未来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变量。

图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新增初创公司数量（来源：Pitchbook）

变局之中，生命科学投资向何处去？中美的生命科学投资又各自面临哪些痼疾与机遇？

对此，生辉专访了美国著名投资机构 Flagship Pioneering（以下简称‘Flagship’）的高级合伙人 Jason Pontin。

专注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的投资机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仅 25 岁的 Noubar Afeyan 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在生命科学领域内创立了多家公司，并曾担任 Applera 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1999 年，Noubar Afeyan 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NewcoGen，后者就是 Flagship Pioneering 的前身。

NewcoGen 成立不久后，就遭遇了美股科技泡沫破裂，外界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双双恶化。当时，一道难题摆在了 Noubar Afeyan 面前：一家新成立的投资机构要如何顶住大环境的剧变，在寒冬中立足？

Noubar Afeyan 对此给出的答案是—— 将 Flagship 的关注核心聚焦于 “创新” 与“技术变革” 。事实证明，这个战略选择是正确的。历经 20 年，Flagship 已被打造为美国生命科学风投领域最为优秀的机构之一，一手孵化了包括 Moderna 在内的超过 100 家初创公司，投资组合总价值超过 300 亿美元。 2020 年 4 月，Flagship Pioneering 宣布成功募集了其最新的一支创新起源基金（Origination Fund），这一支基金的规模达到 11 亿美金，Flagship 的累计资金管理规模也超过了 34 亿美金。

2018 年，Jason Pontin 加入 Flagship 担任高级合伙人。此前，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并曾担任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首席执行官、总编辑和出版人，曾为《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等顶级刊物撰稿。

从 Jason Pontin 的视角来看，相比模式上的创新而言，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更应该聚焦创新与技术变革带来的投资机会，尤其是那些能够提供超越现有疗法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棘手问题、能够创造价值的新技术。

“具体而言， 我未来几年内将会重点关注的三大方向分别是 RNA、CRISPR，以及利用机器学习和量子计算来筛选或创造全新的生物制剂。 我认为量子计算在生成新分子和模拟这些新分子是否起作用方面做得很好，具有很大潜力；同时我倾向于相信，机器学习仍然是目前优化药物研发的主要手段。”Jason Pontin 对生辉表示， 希望能够围绕这三大方向投资和孵化更多的基于技术突破的公司，尤其是在癌症领域。

Flagship 在 RNA 赛道最著名的布局就是 Moderna，后者专注于 mRNA 的研究以及基于 mRNA 的药物发现和药物开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放异彩，成为目前新冠疫苗研发进度最快的大型制药公司。目前，Moderna 针对新冠病毒的 mRNA 疫苗正处于 II 期临床试验中，其疗效评估正朝着第三阶段发展。此外，Flagship 也在 CRISPR 和 AI 制药赛道内分别孵化了 Omega Therapeutics 和 Cellarity 等初创企业。

Jason Pontin 着重强调了数字技术在新药研发和精准医疗上的优势。“数字技术在药物领域大有可为。 一方面，它能将研发一种新药所需的时间从 10 年减少到 2～3 年；另一方面，它能快速地筛选出最适合某种药物的人群，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的辅助，一位癌症患者可能需要三四次尝试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药物方案，造成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浪费。如果依托于数字技术来精确地匹配患者的遗传基因，就能快速找出最适合这位患者的药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和尽可能低的副作用。这也是数字技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

中美生命科学行业最大差异在于关注焦点

美国生命科学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原因在于拥有成熟的投资孵化体系以及纳斯达克对未盈利的优秀公司提供的强劲支持。

Jason Pontin 指出，“这在外界看来或许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未盈利的生命科学初创公司的研发实力和临床数据足够强大，并且已经进入临床阶段，在 5-10 年后很可能就会有药物上市，那么它们在现阶段也完全有可能 IPO。因此，实际上投资人对于那些具有未来前景的公司有相当大的兴趣，只要能量化长期价值，人们就有可能会接受长周期所带来的风险。”

当谈及中美生命科学投资的差异，Jason Pontin 表示，最大的差异在于关注焦点不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支付体系。

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短板——绝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针对少数疾病的药物研发，而在某些疾病上缺乏创新动力。对此，Jason Pontin 进一步解释道， 在美国，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受到保险偿付制度的严重制约，使得美国的生命科学投资主要聚焦于市场潜力大的疾病领域。

“投资人对一些市场前景广阔的疾病疗法更有兴趣，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部分代谢疾病，此外，也有一些投资机构比较关注诊断平台。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于商业保险为主导的支付端引起的。如果一些疾病属于较为罕见的疾病、所对应的药物没有广阔的市场，或者不被美国 FDA 认可为‘可治疗的疾病’，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受到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投资人也不会在这些领域投入资金。例如，疫苗和衰老相关疾病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虽然美国的医疗健康行业在市场规模、投资者愿意承担的风险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我认为 ，如果我们希望发掘出更多疾病的疗法，我们将需要将目光转向其他国家，例如中国。 ”Jason Pontin 进一步说道。

聚焦差异化竞争的“中国机会”

在 Jason Pontin 的构想中，中国在未来将成为美国生命科学投资机构眼中的“新大陆”，Flagship 也将持续关注在中国的投资机会。

“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在美国投资者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涉足的领域，中国可能会抢占制高点，成为创新疗法研发和投资的领头羊，包括衰老相关疾病、传染病和疾病预防等领域。此外，在数字技术和 AI 制药领域，中国企业也非常有可能成为领先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4 月 Flagship 宣布完成新一期基金的募资时，其创始人 Noubar Afeyan 就明确表示疾病预防已成为 Flagship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疾病预防方面，Jason Pontin 亦表示对中国寄予厚望。

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非常特殊，与美国有着很大区别。在一些行业人士人眼中，这种支付体系并不利于中国制药行业的创新。但 Jason Pontin 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这种支付体系也为疾病预防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中国成为疾病预防领域最富有潜力的国家。

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疾病和疾病治疗的认识，正在从以疾病发生后的被动治疗为主导，逐渐转向以疾病发生前的主动预防、追求健康为主导。“2020 年，美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用于医疗健康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就是健康的。在全球范围内，一位 65 岁的老人平均每年要服用 4 到 14 种处方药，并且至少患有两种慢性疾病，需要接受长期治疗。在中国现有的支付体系和社会结构下，这将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增强疾病预防、避免疾病发生，或者在早期发现疾病、从而实现尽早治疗，既顺应了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升级，也为人民创造了长期的健康保障，同时更有利于缩减政府的医疗开支，这种新趋势也将为投资机构带来完全有别于美国市场的投资机会。

当谈及中国生命科学行业的短板时，Jason Pontin 指出，中国的生命科学行业在现阶段的确存在不足之处，资金的缺乏是束缚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有价值的生命科学初创公司，但它们所从事的研究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中国现有的风险投资行业还不够发达。在接下来几年里，投资情况会有所改变，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

面对这块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大陆”，Jason Pontin 充满乐观， “中国的生命科学初创公司将缔造一场‘范式革命’，包括药物研发模式和满足市场需求的模式。我期待着中国在生命科学创新方面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更具创造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