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赖声川
以下为采访摘要
我的父亲母亲
对话 赖声川
赖声川，1954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母经历了动荡而压抑的年代。
赖声川：我父亲当年就住在江西会昌的赖家老宅，墙上这张全家福就是在这座老宅里拍摄的。在照片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父亲的着装、样貌和气质已经和其他人有很大差别，仿佛已经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家庭了。
他是典型的新派大学生，讲一口流利英语，思想开放，视野已不局限于故乡。那时候他刚从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准备去南京，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可当时战乱不断，前路未卜，谁也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赖声川父亲（中）
赖声川：会昌在以前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地方，许许多多的状元都出自江西，其中不少来自会昌。后来，因为水路交通的变迁，会昌的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开始衰落，所以它跟现在的感觉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与赖声川父亲相关的老照片展示墙
赖声川：这面墙上挂着的是我们家的一些老照片，大多都和父亲有关。
对话 赖声川
赖声川的父亲赖家球，小时品学兼优，以会昌县第一名考入赣州中学。后因家贫辍学。校长周蔚生惜才，不远百里，溯贡水七日，从赣州寻到会昌，资助赖家球复学。
关于父亲的记忆｜用毛笔写英文
赖声川：父亲对我来说是个谜。他走的时候，我才十四岁，我们没有太多深入交谈的机会。现在很多父子可以聊很多话题，但我们之间没有，因为他的事业非常忙碌。
我印象最深的是后来在台北。有时候放学，我会去他办公室等他下班。他的办公室在博爱路，现在那栋楼已经变成了台湾银行。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办公桌上公文堆得老高，我就坐在旁边等他。他几乎不说话，一个接一个地批公文。他那时候批公文用的还是毛笔，批英文的公文就用毛笔写英文。
田川：您曾讲过父亲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国民党撤离南京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封条是他亲手写的？
赖声川：1949年，我的父母离开南京去了台湾。撤退时，我父亲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最后一个走的，因为他书法非常好，所以封条由他写，也是他亲自贴上去的。
对话 赖声川
赖声川的母亲屠玲玲，出生于宁波书香门第，爷爷屠方规是中国学洋务的第一批人员，从小随父亲周游列国。
△赖声川（右下）与妈妈、哥哥合影
母亲的回忆｜卖到白宫的灯罩
赖声川：母亲常常会跟我们讲起她小时候在上海、在宁波的生活。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她从小的回忆都是躲警报，日子真的不好过。她说走在路上都要特别小心，遇到日本兵不能抬头看，要低着头走，不然很可能就被一棒子打下来。我觉得父母这一代人，是最辛苦的一代。
田川：您曾分享说，母亲和父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用真丝做灯罩，还卖到了白宫。
赖声川：那个时候其实条件真的很不好。我们是外交子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但其实真的很穷，家里得想办法贴补家用。刚好那时候遇到一位华侨，非常热心。看到我妈妈手很巧，就对她说“你来学做灯罩”。于是我妈妈就开始做灯罩，其中一对被卖到了白宫，在那里展示。所以我一直觉得很惊讶也很佩服，原来妈妈还有这个本事，会做灯罩。
对话 赖声川
1952年，赖家球赴美国工作。两年后，赖声川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市。
赖声川：我小时候在华盛顿住的那栋房子现在还在，我差不多有40年没回去过了。上个月刚回去了一趟，发现它几乎没有变化。
田川：那栋房子还是您家的吗？
赖声川：不是。那栋房子当年是我们租住的，是一个两房一厅。
田川：当年是您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住在那？
赖声川：我们一家四口住在那栋房子里。
△赖声川家庭合影
赖声川的回忆｜世博会上的凤梨
赖声川：1962年的夏天，我父亲被调到美国西雅图工作，目的是去主持那一年的世博会。我感觉现在的世博会越来越没有影响力，但是那个时代的世博会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盛事。西雅图最标志性的建筑——太空针塔（Space Needle）就是那时候为了世博会而建的。因为我父亲当时负责布置整个“中华民国馆”，所以我整个夏天都混在世博会里，那段时间成了我人生中特别难忘的一段回忆。
说实话，那时候的“中华民国馆”也没什么好展示的东西。台湾当时能拿出来的东西不多，展出的很多黑白照片都是与农耕相关的内容，比如凤梨等一些农产品。展馆最“厉害”的展品是一辆三轮车，那是我们馆里最重要的一个展品，所有人都来给三轮车拍照。展览结束之后，那辆三轮车就被搬到我们家，放在车库里。
田川：搬到您家做什么？
赖声川：就摆在那儿，我的同学边偷看边惊讶地说：“哇塞，这是什么东西？”觉得这个三轮车特别稀奇。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不是美国人。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但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话 赖声川
1966年，赖声川一家人回到台湾。
“看着他在窗边
不敢过去吵他
知道他在想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回不去的一切。”
赖声川：回到台湾之后，我跟父母说，我想转去美国学校念书。我爸听后，只是看着我，说了一句：“你是要做美国人，还是做中国人？”没过多久，父亲就因病走了。那一刻起，我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改变了。
对话 赖声川
1969年，赖声川的父亲赖家球因罹患癌症英年早逝。
赖声川：医生把我妈妈叫进办公室，单独对她说，你先生这个情况，不会好了，最多也就有一年的时间。我妈听完以后，就把这句话默默吞了下去。她没有抱怨，也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就是默默的承受了一切。我们问她怎么了，她照常上班有点外快还可以补贴家用。现在回头想想才明白，那时候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藏了多少情绪。我们人生的课就是这样，你去看看身边的长辈是怎么做事情，怎么面对难题。从他们的选择里，你会慢慢明白什么叫坚强。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那些朋友们还是会常常到家里来看我们，对我们一家人都很照顾。我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陆续听说当年是谁帮忙做了什么事，让我们一家可以住进哪个房子里，解决了哪些困难。回想起来，真的特别感慨。一个人要长大，背后有多少贵人相助才能一步一步走下去。
遥远的家
赖声川：我父母那一代人，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残忍，真的是残忍。在我的诸多回忆中，这些来我家做客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他们唱着小调，抽着烟，哼着小曲，晚上一起吃饭，气氛很好。但现在回头想，那些笑容背后，其实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在打发时间。我觉得那时候的台北，可能是全世界最有趣的一个城市，而“有趣”这个词，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点悲情的。
△电影《悲情世界》片段
“我的祖籍是江西会昌
但是从小到大
我对会昌的印象是模糊的
直到改革开放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意外收到来自家乡璠叔叔的信
才重新跟家乡连接上。”
赖声川：我长大之后常常回想，他们那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那些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其实是在1949年被连根拔起地带到了台湾。从此，他们开始在这里生活。他们回不去家乡，也得不到家里任何讯息，父母怎么样了？甚至有些人已经结婚，有了小孩，他们的家里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忆中的叔叔阿姨，看起来一个个都光鲜亮丽，其实他们每个笑容背后都有故事。
田川：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寻根，想要和大陆的亲人重新建立联系的意识和概念？
赖声川：这个念头一直都有，只是当时那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两岸不通，完全没有办法联络。一直到1979年、1980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那封信是通过在台湾的江西乡亲辗转寄来的。当时我是在美国收到的这封信，那种感觉现在人很难想象。现在人们不需要写信，也不看信。在那个年代，一封信的意义是非常特别的。
寄航空信要用一种特别的纸，那种纸很薄，写几页也不超重。因为超重了就得多贴一张邮票，他们说那时候的一张邮票，相当于是把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贴在上面。所以那封信写得密密麻麻的，连边都不留写满了字。
田川：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
赖声川：收到信之后，我们立刻就写了回信，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非常非常关心对岸的亲人。后来母亲第一次回大陆见她的两个哥哥，我还记得她回来那天，我去桃园机场接她，帮她提行李。一路上我们聊的都是二舅怎么样，三舅怎么样，他们现在过得如何等等。
对我们台湾的外省人来说，第一次返乡探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个准备的过程非常漫长。要提前很久开始筹划要见哪些人，礼物要怎么准备等等，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我看着我母亲，就像我在戏中形容的那个台词，她好像把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做完了，她很满足。但是满足之余，她有一种小小的失落感。她要怎么跟大陆的亲戚解释这一切，她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我父亲过世后，她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外面回来的，带着各种礼物，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先不谈其他的事情。她的心情是复杂的，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田川：第一次和叔叔通信是在1981年，您形容那次通信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朦胧的窗，从那一刻起，漂泊的根好像重新落了地。
赖声川：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外省人普遍共有的一种感受。台湾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台湾长大，跟台湾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那个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种遥远、朦胧的存在，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牵挂。当你真正有机会回去之后，它就从一个抽象的想象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心里那种缺了一块的感觉就被填补了。
△赖声川回乡探亲 与会昌的亲人合影
我们的回忆｜回到故乡
田川：您和老家的亲人通信之后，过了十几年才真正回去看一看？
赖声川：会昌这个地方太难去了，别人大概很难理解。那个年代要从台湾出发到会昌，整个行程是有一点不靠谱和紧张的，大概得用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其中有一段路需要包车，听说那时候还有土匪，我自己没有遇到过。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地势复杂，路况很差。
田川：第一次回去看到的场景，对您有冲击吗？
赖声川：我无法想象父亲是从这样一个地方出来的。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贫穷”。父亲书读得那么好，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书也读得很好，可是一辈子都没能真正把所学用上，只是在小学当老师。其他的亲人有些连学都没上，感觉到有一种差距。
我们作为晚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是搞剧场的，你要我真的来帮忙把这里建起来，我想是有点天真。但我就想说，如果像会昌这样一个小地方能够有剧场，让全世界在这里演出，那会怎样？尤其是对当地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就再过五年、十年，回头来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话 赖声川
2025年5月，赖声川发起的会昌戏剧季003，在雨中迎来开幕式。
△会昌戏剧季003 开幕式现场
赖声川：《贝克特在赖家老屋》的布景，就在赖家老宅里面。到了晚上，演员们就在这个空间里演出，观众和演员的距离最多也就一米左右，就这么近距离观看。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祖先们能够喜欢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
对话 赖声川
2025年5月会昌戏剧季003，赖声川作品《贝克特在赖家老屋》，在这座父亲出生的老宅上演了。
赖声川：我感觉他们会喜欢的，现在这套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空间，在这里如果能够看到一些戏，不管是国际的还是我的作品，希望祖先们能开心。
加入了艺术和文化之后，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变化。不是希望大家都去学戏剧，而是多了一个选项。
有一位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小孩来看我的戏，两个孩子一个读三年级，一个读五年级。我最新的作品他们全看，我觉得上海也没有这样的孩子。那天我主持演后谈的时候，有一位中年人举手发言。我一看他的穿着打扮，心里猜想可能是某地的领导。他站起来自我介绍时说，他是会昌县高中的校长。他们学校已经成功申请，未来要把这所高中打造成一个重点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
田川：是因为您的戏剧的引入，他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赖声川：应该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继续努力，这条路真的很难很难，我们一路走来，做了很多看起来有点疯狂的事情。
我父亲当年就住在江西会昌的赖家老宅，墙上这张全家福就是在这座老宅里拍摄的。他那时候已经看过世界了，但最终又回到这里，这里是他的根。但这里的人很难理解他当时在做的一些事情。我现在也有一样的感觉，我回到这儿和团队一起做一些事情。家乡的子弟们觉得挺酷的，有个戏剧小镇挺好的，我脑子里真正在想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
如果拿出一张报表来算，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划算的。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无形的，根本没办法用人民币去衡量它值多少钱。它还有另外一种隐形的价值，是关于一个地方要怎么被慢慢提升起来，甚至再扩大一点，去影响更大的世界。我们一向比较理想化，所以我说很多事情，包括人生好像一直在循环。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Gy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