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孩子，总是被五彩斑斓的色彩、光怪陆离的故事、百转千折的爱情吸引。

这就像一座城市赋予我们的想象空间，城市拥有戏剧人生中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机会、金钱和名誉，广州城就是通过不断迭代，让自己的诱惑富有时代和生活气息。

作为中国南方经济拼图中最重要的一片，广州从改革开放就开始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追梦，但没有人知道自己抵达一个城市时，将承担什么。

但每个人的付出和隐忍，都是为了追求所谓更好的生活，如果把这种好拉成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没有尽头。

然而起点却很明显，那就是亟需在城市里，找到片瓦遮头的人。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盘活社会闲置的资源，让那些底层的、年青的、成长的人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定位，让租房也能安家的思路成为一种风潮，成了提升城市幸福感的捷径。

城市的幸福感，取决于每个人最基本的居住幸福。

扫不尽的忧愁

代兰的女儿今年出嫁了。在那以前，她的女婿甚至都没到代兰家吃过饭。

她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到头来还和妹妹一家人合租在一套半地下室的屋子里，与其说是家，不如说只是有一个立锥之地的逼仄潮湿空间。

另一个原因是她深层的愧疚：“女儿才8个月大，我就把她送回四川老家了，她跟我们不亲，以前打电话回去都不接。”

不得已离开四川农村，是因为代兰家乡的耕地，养不活她兄妹三人。1992年，19岁的代兰来到广州，进过鞋厂，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但她受不了约束，最终选择了做一个环卫工人。

最后，代兰选择以环卫工人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一定会把事情做好，不喜欢有人一直在后面找我的麻烦，尤其是在鞋厂的打卡制度，还有做服务员一直被人盯着的不适感。”代兰用这种方式解释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不受具体制度和人的约束。

入行的第一份工作是粪管处的厕工队，当时广州大马路少，不少城市居民大多都生活在小巷子里，大车进不去，代兰每天要把巷子里的污秽物用小车清理出来，集中到临街的化粪池。

对这个工作她表现得很坦荡，实际上所有的城市都走过那样的阶段，尽管这一切听起来很遥远，但距离现在，不过25年。

1995年，广州的城市面积只有259平方公里，是现在城市面积的大约30分之一，那一年，中国房地产业销售持续下滑，超过50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

但另一边，代兰仍然不得不和她的几个舍友，挤在同福路李巷大约20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把刚出生8个月的女儿送回四川。

到了2021年，她把孩子接回广州，并租下了海珠区江南大道北一处半地下室的房子，这不妨碍她继续为广州的城市发展做贡献。

逼仄的居住环境始终是生活的一大限制。

之后的生活，她每天骑着单车，横渡海珠桥，在大新路和大德路的马路上工作8小时，清理大概2000平方米的街道面积，相当于每年她要扫两次北京颐和园。

春节期间的春暖花开，秋天的秋高气爽，对于所有的城市居民来说都是赏心悦目的事，唯一不开心的就是代兰他们那个大约6万人的群体。“新芽的芽孢、落叶，怎么都扫不完，还有春节的花市，那些垃圾我们至少要三天才能全部清理完。”

心理上，她也饱受煎熬。环卫工人本身就是极具话题性的职业，尽管人们认为她们改善了城市的面貌，但代兰在过去仍会被路人瞧不起的眼光刺伤。

事实上，环卫工人是每座城市最有理由享受舒适空间的人。/图虫创意

代兰知道这就是大城市，除了直达天堂的建筑，更多的建筑仍蜷伏在昏暗、吵杂和不安之中，就像那些为城市发展默默付出的人，渴望阳光，渴望离开那个潮湿拥挤的地下室。

实际上作为一个为广州的城市面貌奉献了20多年的环卫工人，她有足够的理由享受城市的雨露均沾。

闲置房屋纾困

20多年来走街串巷，代兰话不多，但仅凭双眼，她就知道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资源也并没有完全盘活，她看到每到夜里，城市万家灯火，但仍旧很多房子空无一人。城市里唯一等待她的那盏灯，来自半地下室，光线进不去，也出不来。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基本的保障是让城里人下得了乡，也要让农村人口进得了城，但在大多的一线城市，以代兰为代表的群体——无根的奉献者——仍然非常庞大，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的背景之一。言下之意就是要盘活城市闲置房源和土地，让普通百姓都能居者有其屋。

对此，早在2017年8月初，建设银行总行派出6个调研组，赴全国12个住房租赁试点城市，对住房租赁市场进行全面调研。8月中旬，建行正式启动住房租赁战略。

以广州为例，建行广东省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经理陈明凤说，广州越秀区长期是很多机构和政府的所在地，财富集中，房屋也相对密集，但的确有很多房子是空置的，“并不是户主不想盘活这些资源，而是他们没有精力直接面对租户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想放盘给中介，因为个人信息得不到保障。”

除了这些“闲置”的房产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和企事业单位自建的福利房（直管公房）和各级机关和团体自建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房产（自管公房），这些房子在广州所有住房中的总量达到了13%。按照广州常住人口中，每3人就有一套房子计算，这些房屋的总量有65万套。

原先，自管公房的内围给人一种压迫感。

“由于年代久远和人员流动，这一部分房产也因为早期建筑结构不大合理而被闲置，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陈明凤在过去的几年里，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建行的身份找到这些房子和房子的主人，进行确权与授权，然后通过金融、合作等方式，把一部分房源推向市场，一部分用于改善基层劳务工作者的居住环境，以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房价快速上涨、房价收入比畸高、租售比严重失衡等问题

2019年，代兰的直管机构海珠区城管委，向环卫工人们发出一个通知，大致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公租房，她满足一切条件。

这些房子，便来自于自管公房，按照陈明凤的说法，房子由珠江租赁公司统一进行清点，并对房屋进行基本装修，由于这些房子属于底层人员的安居保障工程，因此每个月的租金定价为每平方20元。

“后来珠江租赁就和我们合作，他们按照每平方14.5元的成本进行硬装，作为银行，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和各个供应商商量，最终做到了每平方5.5元的价格进行软装。”

这就让一间20到30平方的房子，租金控制在了400到600元左右，远远低于市场最低租金。

改造过后，自管公房的阳光倾泻而下。

这是代兰提交申请时受到的最大诱惑。

2020年4月，代兰收到了回复，房子定在了南园大街上，面积大概30多平方。来广州25年，那些在大街上的付出和忍受的不公，对她来说得到了释放，尽管是租来的房子，也应付了她女儿的出嫁。

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即便是租的房也是家，因为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

实际上，珠江租赁接管了广州市3000套直管公房，第一批已经改造了543套，除了满足环卫工人的需求以外，还在不同地段依据不同人额需求，进行改造和推向市场。

而这些不过是已经被盘活的广州房源中极小的一块拼图，这背后，一股更大的“城市改造”计划正在慢慢推进。

居者有其屋

当人们不断挑起广州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差异时，广州人多少有点不在乎，他们仍然习以为常地为自己的包容和闲适生活而感到荣耀。

比如丰富而低廉的食物价格，或者城中村1000多元的租房价格，都是广州欢迎新参者的实际举动。

广州有300多座城中村，这种以握手楼为特点的中国南方建筑，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城市棚户区，或者是贫民窟，但这种说法虽然残酷，但它廉价。

不能更好了吗？

城中村在广州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在晚清，这些村落曾是“团练”的诞生地，他们为了抵御英军入侵，这些以宗族为基础的村落便有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时至如今，开发城中村仍然会遇到产权、土地属性和利益争夺等各种问题，但广州杨箕村和猎德村的整体规划，为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了范本。

杨箕村既保留了建筑特色，又实现了公区美观。

建行在调研这种城市特点时，也有自己的观察，并且提出要通过信息数据服务，以简洁明了的实现方式提升社会住房资源利用效率；以互联网为纽带，打造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把住房租赁市场供给、承租、撮合、金融服务、融资、综合服务等所有的参与主体都融入到平台中来。

这种思路落在广州，便诞生出把城中村打造成“特色小镇”的行动，但整体村落的改造并非个人财力所能及。以广州白云区接近机场的人和镇凤和村为例，大多村民都在早期移民，村子成了典型的“华侨村”、“空心村”。

过去的白云区凤和村，并不是一个人人宜居的区域。

为了对接空港经济，配合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行利用低利率的贷款和与客户达成的产业联盟的低价采购优势，推动对这些村落进行微改造，以特色小镇的方式，打造“新型城镇化”模式。

建行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前瞻布局，为培育健康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贡献金融力量，和普通的贷款相比，建行为这一类的住房提供了极低的利率。

另一方面是建行试图通过国有大行的努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发起一场社会启蒙运动，让租房成为一种时髦时尚习以为常的事，让租房成为一种日常的消费习惯，一如代兰能安心而有尊严地留在这个城市。

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前期工作仍然纷繁复杂，仍以凤和村为例，必须区别与传统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征地拆迁的模式，在不改变土地和物业权属的前提下，和村民建立合作关系，通过长期租赁房屋、民宅、农田进行创新化建设和经营，打通机场和小镇的经济联系，提升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也为那些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住房空间。

经过改造，凤和村的街区甚至具备了网红打卡的潜质。

这也是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此前强调的，要转变人们对固有住房的思维模式，做到从“理财”到“理房”，而作为银行层面，也要“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住房租赁业务“为有房人理房、帮无房人安家”，撮合租住需求，引入金融活水，培育超大规模的新型资产管理市场，引领“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的新风尚，

在2020年11月20号，田国立为此专程到广州调研，他向我们说：“发达国家租房比例30%到40%，因为很多人没有那么大资金购房，但他们如果省下买房的钱，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比如改善业余生活，发挥自己的专长。”

实现人有所居，建行的这一项目体现了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比如已经买房的，可能三五年也会给房子做个简单的翻新和添置，但通过住房租赁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这也就改善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并且居者有其屋并不是让每个人都买房，而是有一个满足自身需求的房屋，所以建行在市场里会寻找不同的房源进行不同层次的装修，以体现社会的公平性，环卫工人的安居保障房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说法像极了日本连续剧《半泽直树》里对银行人所提出的要求：永远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和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才会不经意地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才会让银行人的眼光更长远和有使命感。

这也符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创新，还包括理念方法、体制机制对未来发展的推动。

只要用心，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落脚的地方。 /建融家园 建方·寓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涉及环节极为复杂。既有房屋捆绑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外地人与当地土著身份差异问题，也有如何动员市场各方力量，推动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租房者成为城市主人的屏障，需要多方共同治理。

作为深耕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国家队，可以充分进入市场最前沿，帮助推进社会观念和制度创新，并且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代兰还有三年就要退休，在过去的25年里，她只在40岁的时候被女儿带去从化玩过一次漂流，除了回老家，她再也没有去过其它地方，所以她把退休后旅行的目的地定在了三亚。

因为那里“阳光明媚”，可以驱散她心里潮湿的回忆，这个回忆实际上是城市对这些群体的忽略所造成的，幸好这一切正在改变。

✎作者 | 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