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个早春的日子，读到戴燕教授《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随即又读了葛兆光教授《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很多文章都是重读，却有一种“群像”似的感动，不禁联想手头正在整理编辑廿年之前所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限于我个人能力而把拍摄人物最初限定在1920年前出生的老辈。虽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可《陟彼景山》访谈的极大部分老先生毕竟是一代人文学者，对我来说，千载难逢的机遇可遇不可求，如今只得为当年放弃谋求拍摄而后悔莫及。假设我能有一个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我敢说，现在本书收录的可能就不止三百位前辈了，然而事实上是没有假设的。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章培恒和朱维铮，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先生，我曾有缘为他们摄影；书中有句“马学良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撒尼倮语语法》”，马先生曾手录彝文《祭祖经》赐下，我视为珍宝。字里行间还提及冰心、吕叔湘、费孝通、何兹全、任继愈诸位前辈；《陟彼景山》也谈及张政烺等先生，我皆为摄影。由此，这两部书在我读来更为亲切，好像多少有些敦促我把自己这项摄影专题早日整理出来。缓慢的劳作过程，颇有“往日崎岖还记否”之感，触发回想昔年访师问学种种以及立志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起因。
我生于“三年自然灾害”，长在“十年动乱”，偏偏在十七八岁赶上“新时期”，——我的求知时代，也是多数青年人喜欢写诗的年头，书刊供不应求，图书馆、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都为流连忘返之地，阅读就像如饥似渴的样子；从学画及至欣赏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乃至读哲学阅史书，五花八门样样接触，热潮、思潮、流派应接不暇，浅尝辄止地溜达一大圈。好像突然间的事，摄影一下子闯进了我的生活。当时凡文学艺术各门类一派热闹景象，适逢“五讲四美”的岁月，为学艺到处寻师访友，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现在回味，这种随意的、无功利的教与学环境，颇感热情且美妙。那些年，稍不留神就会听说某某名师、某某名家、某某高手，或是邻居或住哪个弄堂，随之造访；如在或师或友家里高谈阔论至夜半，亦不为怪。而今却少见这样佳境，也难觅如此良机。
吕叔湘（1904年-1998年），语言学家
求教琐记之一
1977年深秋，熟人吴越君见我爱好摄影，带我去拜访她住的安福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斜对面弄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总技师吴蔚云先生（1907年-2003年），恳请他指导我学习摄影。初次拜见，老人家温文尔雅，笑容敦厚，秀琅架黑边眼镜里透出慈祥目光；师母糯糯细语招呼我吃茶、剥糖果，我端坐又自在，也跟着吴越君以及弄内众人那样喊起“阿公”“阿婆”。去了几次，请益起来毫无拘谨，后来几乎每周都带着习作去讨教。
“阿公”家是长方大间，进门靠左临窗是八仙桌，用来吃饭和待客。右侧老式橱上方挂着越南政府颁发的锦旗，有次问起，他说，1959年就去越南帮助拍摄该国首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69年胡志明主席向我国求援拍摄抗美侵略纪录片，周总理派遣我们前往，战火纷飞，几乎都穿行在丛林中摄影，要么隐蔽在小木船上拍摄沿河两岸。回国前胡主席设宴招待，亲手把奖章挂在我胸前，并授我锦旗。听他说得轻巧，可我心中一下子有了肩扛摄影机的英勇形象，惊讶道：“阿公”也从事战地摄影呵。他却说最佩服朱今明当年冒着炮火在长江岸边拍摄渡江战役纪录片，又回忆起自己与罗静予合作《抗战特辑》第一、二集和《电影新闻》第41、42号，拍摄沿途遭到日机轰炸，真是九死一生。我得知第一部直接描写抗战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出自他执机的镜头之下。
听他谈起1940年摄制《白云故乡》，有次趴在半山坡墓穴里实拍敌机残忍轰炸扫射镜头；还说拍摄日寇投降仪式新闻纪录片的情形，他提早到达现场，准备重点拍摄敌我双方将领的特写，突出新闻性。冈村走进来，当看到架着摄影机，立刻用手扶额、挡住脸，可他早已抢拍下来。冈村走到桌前向坐着的何应钦鞠躬，何却站起来欠一下身。他很吃惊又气愤：怎么日寇投降，你还能这样呢？
作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亲历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小银幕到宽银幕的发展历程，既是电影摄影艺术家，又是电影机械专家。他告诉我，“文革”剥夺他拍电影的机会，被关在“牛棚”一年零四个月，等形势稍有放松，就去“淮国旧”淘了一架蔡司折叠相机，“靠边站”之余勤于练习，保持拍摄感觉。他常拿相机演示给我看，发觉我执机姿势有误，教我将取景框紧贴眉骨，左臂呈三角形抵胸的要领。每次传授时，喜欢在我带去的练习簿上画光位、光影和构图，一幅幅都像钢笔速写。我说正在学素描，他显得高兴，连连说这是摄影基础，也谈起自己在美丰石印局学徒时，潜心苦学绘制香烟牌上古装人物画，练就扎实的美术功底。
好多次晚上走在安福路或在华山路上等公交车回家，看着梧桐树叶在路灯映射下光影斑驳的路面，想到他早年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足迹，每前进一步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让我受益终身。有次巧遇来探望他的郑先生，相谈甚欢。等客人走后，对我说：这位郑先生是我二十年代初学时的老师郑崇兰先生的公子；我在“天一”公司当学徒，外国师傅只给干杂活，便白天观察拍摄手法，趁深夜凌晨摄影机不用时，拿着废弃片头苦练技术，那时郑崇兰先生私下指导我学习，从此我就尊称其为老师。
那些年，中外老片都以“内部观摩”名目放映，“阿公”常把票给我，有时着我陪他去看。有回看完英国影片《简·爱》走出放映厅，他兴奋地对我说，摄影师水平高！色彩调子呈现和谐美感，每个镜头好像一幅幅精致油画，创造出使人着迷、令人难忘的场景；而现在有些影片过于鲜艳。我感到他对英美电影摄影用光、取景角度和画面结构很有研究，他说，年轻时常到大光明影院看文艺片，大多是美国片，出色的要看上三四遍。当时要把主角拍得漂亮，讲究修饰光，就强记在脑子里，再在拍片时摸索。我也看他从前拍摄的影片，看后去请教，他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过程、讲讲趣事。大约与《桃李劫》（1934年）有缘，我两次得票“内部观摩”，他说，此前拍摄近三十部影片，已逐步刻意在表现手法上趋向现实主义创作，可毕竟尚属作坊摄制模式。当应邀拍摄“电通”首部影片《桃李劫》时，在艺术形式上大胆探索，拍了半年多，而补拍时更用功，又耗时三个月。1935年在“艺华”公司拍摄《逃亡》，他提议改变棚内拟景而到塞北实景拍摄，将角色置于自然场景中营造故事情节及角色内心的风云变幻。可他说的这部得意之作，我至今都没看过，可为恨事。
一般在休息日去“阿公”家，吃过午饭出发，要换三趟车到华山路武康路站下，拐进安福路，有时先上吴越君家报到，这样起码将近两个小时。此时“阿公”恰好午休起来，而一坐又要两个小时，已是晚饭时分，“阿婆”都留我吃饭：“路嘎远，来一趟弗容易，吃夜饭时还可讲闲话。”有回，“阿公”聊到曾于吴淞看外景时在老街合兴馆午餐，对菜肴价廉物美赞不绝口。这么大老远，两位老人难以再往品尝，我即起意，到下个周日早上，拎着装有铝锅饭盒的塑料旅行袋，乘车赶到这家饭馆，经与服务员商量十点半让我提前点菜，红烧鮰鱼是招牌菜么，响油鳝糊、草头圈子、蒸扣三丝都是梆梆响的名菜，等菜上齐装妥，旋即赶去。这餐夜饭，二老惊喜之余，坚持要与我算账；我也自负干了一件讨好活儿。那晚，“阿公”兴致勃勃地回忆早年跑龙套，还正儿八经地在影片《义妖白蛇传》（1926年）中饰鹤童、《仕林祭塔》（1927年）中饰许仕林，讲了表演门道儿，我听得很是高兴。请益既久，我觉得“阿公”性格极好，谦和稳健，虚怀若谷，遇到尴尬人事总是笑笑而过。有回偶然笑谈旧事，从前“天一”公司使用的收音机是请他仿造的，老板言明付一千元，可拖拉没付。后来“艺华”老板急于邀他加入，拍胸说“这一千元我来付”；一直到他离开“艺华”还迟迟不付，无奈一笑了之。有时，我会想到他的豁达，在他的电影生涯里辗转太多的摄制组，尤为自律，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大家。
初去请教时，他刚“归队”，1978年春末，他在五号棚复出拍摄歌剧片《江姐》，十分动情，对我说掌机时，常想起两位老友应云卫、罗静予在“文革”中惨死，很珍惜重新站在摄影机旁。这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他带我去厂里看这部新片试映，放映室内编导演员荟萃一堂，他带着我坐最后排，放映前导演黄祖模硬拉他到前排入座，并带领鼓掌表示敬意。那正是我年少易兴奋期，一周后去见“阿公”时，仍沉浸激动之中。他一如往常和风细雨般地说，拍电影要注意合作，不能骄傲；又强调说，为人处世不能骄傲，摄影创作更不该骄傲。前句我很能接受，后句有点困惑，因另有说法：做人不可骄傲，而艺术创作要张扬、有霸气。至今记得，就是那次他用极为欣赏的口气，谈及日本小津安二郎那种平和的拍摄手法，其镜头感处处显现谦逊格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津的大名，约过二三年后我才观看到其作，确实不同凡响。再过若干年我方有点觉悟出“阿公”此语的意味，是深长的。
顾廷龙先生致冀淑英介绍信
我在福州路当时的新华书店二楼“内部购书”处，买到《故事片的摄影创作》（吴蔚云、钱江等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又在南京西路江宁路拐角那爿书店购得《电影摄影》（吴蔚云等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我都兴冲冲地拿去给他看，他说是年轻人帮助记录整理的，先是登在《电影技术》杂志上。读了他娓娓道来的论文无不散发其平实的口吻。他还借我《世界电影动态》，嘱我看看，并把从前拍摄影片所运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实例，详细分析讲解给我听。随着对他的艺术观与作品的了解，感悟其善于细节性造型，布光考究，取景规整，镜头深沉舒展有节奏感的写实风格。起初我拿着习作去请教，他常常指出我生硬造作的毛病。如今想来，我在人物摄影造型表现方法上，尤其用光、影调、构图的技法，确实师从此出。
他重返影坛拍片，仍不忘扶持推重年轻摄影师，几次提出不在片头挂“摄影顾问”。当时，他年逾古稀，在现场精力充沛，我去参观发现他有一种休息的特殊本领。每段镜头开拍前与大伙商定光位、机位和镜头运动，开机时就瞌睡，摄影机一停下，他又精神抖擞作布置。那回拍摄《于无声处》（1979年），他老先生打盹，我跟着摄影师看拍摄，突然有人厉声问我哪里来的，正当窘极，他立刻睁开眼睛、吴侬软语：“伊是我学生子。”我暗自得意，“阿公”可是“我国电影摄影三大家（吴印咸、吴蔚云、黄绍芬）”之一呵。不久，南京西路上海照相馆橱窗里陈列“阿公”大特写肖像，我路过附近就去欣赏。到了暑热时节，我和几位同学在新华影院看完电影穿了马路，走过橱窗前没敢介绍。时已七八点钟，一起到王家沙饮食店吃冷面、绿豆刨冰，喝冰镇啤酒。食毕壮胆，请同学们返回欣赏“阿公”大特写，不顾羞愧道：这是我的老师。事后想想，仅仅“请教”而已，哪有资格当“学生”呢。
1982年，“阿公”应邀指导影片《月到中秋》摄影，我请假一周跑到南京，往返都乘夜车，这样整整七天都到片场观看，他忙里偷闲按分镜头本给我讲解。每天拍摄持续到晚上，严恭导演请他先回，他不愿提前收工。很晚用餐时，食堂饭菜都凉了，他不愿给摄制组添麻烦，可私下跟我说，一吃冷食胃就受不了，难以入睡；这是在东北电影厂时落下病根。我想了想提议，等我回上海就去看望“阿婆”，她肯定冷清，如她想来南京玩，再买个电热杯，晚上下热乎乎的面条给你吃。他当即说好主意。我回到上海照办，买好火车票并送她到北站上火车，又打长途电话，请托摄制组派车接站。
1983年秋间，他赴京住在八一厂招待所。碰巧我也去，抵京在工程兵大院住下就打电话，他安排满满的。可第三天晚上，“阿公”来电说后天返沪，让我明晚到他那里聚餐，都是他的老熟人。我按时赶到，客人已在聊天。“阿公”向我介绍影界前辈杨霁明，还有朱今明、钱筱璋、钱江都是影坛“顶梁柱”。随即到餐厅入席，几位老先生对“阿公”以师礼尊之，我见了很感动。原来“阿公”早在四十年代身为摄影主任，就是出了名的甘当“绿叶”，总把年轻有为的摄影师推前执机，片头也只能挂名摄影“合作”“指导”或“顾问”。朱老说进入影坛就师从吴老，1947年合拍《遥远的爱》，吴老又推荐执机《一江春水向东流》；钱筱璋先生说他也在“明星”受到头号摄影师吴老指教，去武汉、香港都一路得到帮助；钱江先生多是倾听，也忍不住说了些吴老辅导他的事情。
那时在香港摄制《孤岛天堂》（1939年），“阿公”任摄影，钱筱璋先生任剪辑；钱江先生任录音助理，他姐夫罗静予担纲制片人和技术主任，姐姐黎莉莉饰演主角。钱江先生说他姐姐原也要来看望吴老，不巧感冒。“阿公”细声慢语说：“拍《热血忠魂》（1938年）黎莉莉就是主角，到了《孤岛天堂》她怀孕还坚持下来，我开玩笑说，戏拍完，儿子也有了，真好！” 饭桌上大家相视而笑，遂聊起这个孩子“罗抗生”，我听了暗暗吃惊，岂不是大名家罗丹先生呢，《原野》、《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其摄影杰作。我忝陪末座感受到前辈们在电影创作生涯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有件不无赧颜的事，1978年我悄悄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名落孙山后才告诉“阿公”。那次进入复试有个考试课目，在淮海路电影局放映室观看钱江任副导演并摄影的《海霞》，随即写篇影评。眼下竟能与钱老同席，真有点恍如梦境；不料“阿公”却在饭桌上提起我这一幻灭理想，介绍说杨霁明当过北京电影学院教务长，朱今明是摄影系主任，黎莉莉是表演系教授。后来我又去北京，“阿公”叫“阿婆”买了一斤老大昌饼干，让我代为看望黎莉莉教授。当时饼干都装纸袋，我生怕放在帆布旅行袋里压碎，用放大纸盒做了硬盒子存放。在京时特地去西总布胡同，可惜没碰上，只得把饼干请院里人转交。
现在想来，我都应该为他们拍摄肖像呀！1989年冬，我在北京听《中国青年报》程铁良君说，朱今明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回想那次见到朱老是多么壮实呵；又听“阿公”讲过，钱江先生患了冠心病，我想到他高高英俊的样子，觉得都为事业而心力交瘁，更不敢打扰。我倒是专门为“阿公”拍过肖像，“阿婆”还梳妆打扮一番，使用的是小型外拍机和人像专业胶片。翌日晚上冲洗时，因心绪不宁招致胶片不慎露光。如此低级出错，一个月都不敢去见“阿公”“阿婆”。后来硬着头皮去了，二老居然不提此事，就这样被我蒙混过关。可我再不敢为他俩拍照，至今愧恨不已。其实二老从未疾言厉色，如当时勇于认错，说不定还可重拍。
1980年代后期，我渐渐地少去向他老人家请教了。究其原因，“阿公”曾商请张元民老师借调我到上影厂摄制组，没得到单位放行；接着向老同事严恭导演推荐我去南影厂，未获双亲允许。由此，我有志于电影摄影的高涨热情仅剩挫败感了，而经受这番磨砺，我开始晓得应该怎样切实树立业余之专业，即全力投入到纪实摄影专题的拍摄，业余时间“轧马路”“穿弄堂”，晚上泡在暗房洗印。而我内心确实感到向“阿公”请教的十来年，对我的摄影经历和为学处世都受用不尽。
朱屺瞻（1892年-1996年），美术家
求教琐记之二
就在向“阿公”求教后不久，我又获得拜师良机。我学画的老师林毓伦先生在市园林局任职，得知我喜欢上摄影，便请下放到虹口公园的摄影前辈康正平先生（1913年-1996年）指导我学摄影。初次拜师约在人民公园，林老师和康老正在筹办上海市菊花展览，我跟着林老师各自推着自行车进了公园大门，在布展现场见到身材魁梧的康老，灰发寸头，南汇口音，他和蔼可亲地说，以后找他上午去虹口公园；下午可去乍浦路《民主与法制》杂志，他在那里帮忙；晚上就到武昌路家里。
想当年上海每逢秋高气爽，公园举办的菊展盛况空前，康老拍摄的名贵菊花组照陈列在各大公园的橱窗里，我也跃跃欲试拍摄菊花，还拍斗蟋蟀，拿着照片去讨教。康老指点三五后，看着照片思忖良久，说他从前也拍过这类题材，发表在画报上，手头无存，否则可给我看看。听康老意思，我的拍摄明显有问题，最好是先观摩他的作品，让我能有点自省解悟。当时我已常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报旧刊，一回看到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每期都整页刊登文艺家肖像，让我感到新奇。因此，当即表示可去查阅他的作品，康老喜出望外地说了在1940年代发表的几种刊名、使用笔名，我都记下了。最近翻看当时记录本，经过一段时间查找，除他供职的“良友”外，在“中华”“中艺”、“今日”、“东风”、“青年”等十几种画报上，以及《京沪周刊》、《民众周刊》、《创导》、《大众》、《光化日报》上都刊有其作，我还找到他的《秋天的英雄》、《秋菊多佳色》（《艺文画报》1946年第4期）、《菊瘦蟹肥》（《寰球》1946年第14期）并翻拍给他，着实使康老高兴，我也渐渐地对拍摄这类作品得到领悟。
当然，最使我看重的是他拍摄的历史影像：《日本向我投降在京签字》（《上海图画新闻》1945年第2期）、《北平日军缴械》（《天津民国日报画刊》1945年第3期）、《胜利号角声中瞻望政治协商会议之重开》（《生活》1946年第1期）、《公审日本侵华第一号战犯》（《寰球》1948年第35期）。我很惊讶，原来康老是赫赫有名的摄影记者，在旧报上还见到同行昵称他“康胖”。他跟我讲述许多在新闻界供职的往事，1940年代下半期他主要以《良友画报》记者的身份采访。某天下午我随意跑去《民主与法制》办公室找他，不巧没见到。当晚我又去他家里，他乐呵呵地说在《民主与法制》是义务性质的，是想恢复记者专业，外出采访有个身份，还可报销胶卷费用并在那里建了冲印暗房。
康老告诉我，他很喜欢在画报上发表摄影作品，版面宽裕，图文并茂，比报纸印得清晰。这一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从前画报上大都整版或跨页刊登他的成组作品，在我小本上查阅的记录有《十四年苦难东北人民的牢笼》（《联合画报》1946年第169、170期合刊）、《疮痍满目话沈阳》（《生活》1946年第4期）、《战云笼罩下的张家口》（《寰球》1946年第12期），这些组照均以多角度、多侧面来作详尽的深度报道。我反复琢磨他的专题摄影，咀嚼体会，启发我对摄影重新认识。按最初浅陋见闻，除新闻摄影，就是以晨曦晚霞的山水风光、赏心悦目的花鸟鱼虫为题材的闲情逸致“沙龙趣味”的摄影。我开始模仿康老的摄影视角，专注于记录社会发展现状之题材，用镜头聚焦在石库门房内的延中儿童寄托所、弄堂深处全国最早的张家宅工疗站、简陋旧房里的中国大陆首家南汇关怀护理院、供养伤残军人和英模烈属疗养院。我会想起康老抗战胜利前后，从东南到华北再赴东北，进行摄影采访的情形。我试图学着以赋予责任感的镜头去观察、去发现，用情感的快门凝固与命运搏斗的影像，胶片不可遏制地卷动组合形成人道关怀摄影专题，期待唤起社会关注、群众关爱，如能惊醒肥马轻裘者的麻木神经，亦为善事。
在《寰球》上还有组照《美国货源源而来》（1946年第12期）、《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948年第35期），在我，无疑又为典范。那些年，上海金融恰好进入特定发展期，百姓投资意识如梦初醒，各类行情载着极其诱人的难以置信的获利率，我开始用照相机追随迅猛变革的步伐。当我把拍摄的照片拿去请教，康老又是不置可否，也无鼓励，最后说了一句：都是拍排队和拥挤的营业厅，没啥意思。在怏怏而回的路上，忽然想起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教导：“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康老的意思与大师的话如出一辙，教导我最大限度地近距离目击：上银行存款能获紧俏的彩电购买券，市民通宵达旦排队的兴奋神情；债券兑付日，银行柜台前闪现的激动神态；外汇调剂中心交易员坐着简易折椅，紧张地靠笔纸记价、电话报价，折射双重汇率下外汇体制改革艰难起步；沪上银行在全国率先推出国库券买入卖出，营业厅木制挂牌品种寥寥无几的行情表，却显示了上海迈向全国证券交易中心的第一步。凡此，形成了我的“上海金融潮”摄影专题。
1981年冬天，虹口公园要欢送康老“光荣退休”，他提前嘱我为他全程摄影留念。当日天气暖洋洋的，早上先到虹口公园集合，在会议室举行欢送座谈会，有香瓜子、长生果和鲜桔汽水招待。欢声笑语中，我才了解他是从《文汇报》被下放郊区农村劳动，后参加筹办上海农业展览馆，再被安排到虹口公园做照相工作。公园主任给他戴上大红花，颁发装在镜框里的“光荣退休”证状，然后由我拍了好多合影照。随即请康老坐上东风牌客货车驾驶室前排右位，几位职工组成的锣鼓队站在载货后厢敲锣打鼓，沿着四川北路往他家慢慢行进，我骑着自行车或前或后追逐拍摄。过了几天，我把洗印好的照片送去，康老把照片摊放在饭桌上，反复看着，满脸喜滋滋很享受的样子，轻声说他的“历史问题”全部解决了，所以能得到这样的退休工人规格的待遇。他退休后，仍然早出晚归忙于各种摄影活动，我当时见闻他的种种事情，久之便领教在他身上不论遇到如何挫折，却始终洋溢着热心，从中体会出他百折不挠的生活态度，对我产生莫大的榜样作用。
有一段时期，我干脆三天两头一下班就去康老家玩。晚饭后，他的孙儿回自己家，孙女在一旁做功课；等康师母收拾碗筷、擦净饭桌后，他就从大纸盒内取出发还的底片照片，摆放在饭桌上整理，把底片装入专用纸袋编号，注明拍摄年份。很多泛黄照片，他视若宝贝，跟我说，最好能夹存影集内。当时买一本大号影集就会觉得价贵，何况眼瞅着十来本影集还不够。我用了一个办法，向照相馆做洗印的好友求得许多大张黑卡纸，自制相册数本。康老采访了很多的名人要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界风云人物集聚在他的镜头里，应有尽有。我尤其喜欢看他拍摄的文艺家茅盾、张大千、溥心畬、梅兰芳等相片，他拍的齐白石大半身像，我觉得相比先前很喜欢的郑景康先生作品《齐白石》，格调不同，更有亲近感。他也会顺便讲些从前的采访经过，他早听同行讲过1930年代中期，郑景康为齐老拍了一卷120胶卷（6×6cm12张），齐老送《虾趣图》；周维善为齐老画肖像，齐老赠《东方朔偷桃》。几天后齐白石却在客厅写了“双方不合算”，言下之意不愿再应酬照相画像之事。而康老排除困难并顺利拍摄的经历，使我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采访能力。数年后，当我在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途中遇挫受阻时，就会想起康老经溥心畬介绍到北平青龙桥拍摄沦陷时拒不出演、避居城外诵经明志的程砚秋的采访往事。当时他还请程砚秋题词，弥足珍贵。后来我也效法，每每为前辈摄影后，只要有可能，都恳请题词。
有次翻到几张1943年蔡龙云先生作为年龄最小选手参加中外武术对抗赛，击败俄国拳师马索洛夫的照片。康老津津乐道地回忆次日各报都刊登他拍摄的照片、市民争相购报的情况。我正处尚武年龄，也算小半个“功夫”爱好者，便央求他带我去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李小龙的偶像“神拳大龙”，想不到康老没几天就打电话联系好了，带我跑到江湾五角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教研组办公室，终于见到心目中的英雄豪杰蔡龙云教授。我坐在一旁听他俩叙旧，1946年“神拳大龙”又打败美国重量级拳师鲁赛尔，也是由康老拍摄留下珍贵照片。随后来到大操场上拍摄蔡教授练武，整整一套拳术，一招一式，看得我热血沸腾。大约过了一二年后，我还想去为“神拳大龙”摄影，康老告诉我，蔡教授奉调北京在国家体委任职，数年后我偶然得知蔡教授长子与我同在一家银行上班，貌相逼肖其父而又低调，银行里很多人并不知其名门事迹，而我知道，自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缘分。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康老又带我去田桓、陈秋草、沈迈士等老人家里摄影。一次在刘海粟老人家里，海老讲，过几天要去上海美术馆参加画展开幕式，其中有两幅张大千画作。出门后康老对我说，这应该是张大千作品在1949年后首次于大陆公开展出。到了开幕那天，他带我去拍摄了海老观看张大千作品的情景，并说这是海峡两岸画家骨肉情的历史性瞬间。康老与当年上海家喻户晓的长寿书法家苏局仙老人是南汇同乡，传闻1982年元旦要隆重举办“苏局仙百岁大庆书法展览”，康老提前数日带着我乘坐长途汽车到周浦牛桥村苏府“抢拍新闻”。这些采访经历丰富了我的摄影思维方式，我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当然受到康老的不断熏染；而我的这一摄影取材倾向，大约早在那时就渐渐萌发了。
最初是康老借给我几册新华社摄影部编《摄影技术参考资料》，不久改名为《摄影参考资料》（凭单位介绍信订阅）。还借我很多海外的摄影刊物，在他推荐刊物的启蒙下，从所见有限的作品，我开始接触到亚当斯、卡希、纽曼、哈尔斯曼的作品，在人物、纪实摄影的技法方面，算是大大开了眼界；后来能看到更多的，当推布列松、威士顿、曼·瑞、比索夫、史密斯的作品。再后来就酷爱寇德卡、萨尔加多的作品，显然是题外后话。
1980年代后期，我所供职银行办的期刊已是“公开发行”的刊物，为使期刊图文并茂，我操办了两次新闻摄影比赛、展览和新闻摄影研讨会，积极推进摄影报道在期刊上使用。这样，我去向康老求教也就明显少了。倏忽间很快跨入1990年代，骇世惊俗的股票狂潮给上海带来强劲急浪，外白渡桥下拐角日夜排着长队开办股东账户卡，只要买进股票就赚钱，不知有多少生活在狭小空间、精打细算、处处小心翼翼的居民，再也按捺不住投入股海。我拿起“尼康F3”也跟着扑进汹涌股海。
有天突然听说康老寓所已在动迁，我立即抽出一个上午想去帮忙，一大早骑着自行车赶到武昌路，沿街那排楼已成废墟。失望之余掏出照相机，快门闪动或许触动我察觉大都市变迁的另一面，推土机铲翻都市村庄，伴随打桩机轰鸣声是惜别眼神，塔吊铁臂挥舞间是惆怅神情；在满目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钢筋混凝土丛林里，在匆忙电梯、单调走道和紧闭铁门之下，看不到出门乘凉的老人，听不到喧闹嬉戏的孩童。从前康老定格的城市印象《黄浦江头看龙舟》（《春秋画报》1947年第8期）、《几个有意义的纪念日》（《艺文画报》1947年第11期）、《上海劳动阶级的露天娱乐》（《寰球》1947年第17期），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使我惭愧。于是寒暑晨昏，我沿着尚未动迁的路线，寻觅里弄深处的邻里情感，拍摄一幅幅质朴的世相图。
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康老寓所迁至国际电影院隔壁后弄堂内。一个午后，我按门牌号找到叩门，未有回音，随敲旁边窗户，不久康老应声开门，相见喜甚，原来他尚在午睡。进门灶披间，再入客堂间，被分隔前后两间。他说，还另分了一套在附近；幸亏市文史馆王馆长亲自出马沟通，否则要搬迁很远。寒暄一过，我看他一人在家，正要问康师母，他神情黯然地指指墙上供着师母照像，我大惊，竟拙于辞令，默然久久。康老从桌上几本相册谈及手头还有曾藏于南汇乡下的底片照片，亟待整理。说了一阵，我自惭实在爱莫能助，怎么办呢，只得讪讪起身。康老陪我走出暗暗的弄堂才握手作别，当我走过嘈杂的海宁路挤入闹猛的四川北路，夕阳斜射，一下子感到有些晕眩。
虽然，康老早在1940年代两次在上海、1950年在香港举办过摄影展，我在旧报上看到评论称赞其作。记得在1985年间，他兴奋地告诉我，刘海粟为他题写了“康正平摄影历史资料展览”，为啥要加上“历史资料”呢，是与他的斋号“集古摄今斋”相呼应——摄影作品能成为史料。可是，不仅这一摄影展的计划落空了，他摄影生涯六十年的作品至今也没有整体出版，好多了解人士说康老拍摄的照片具有相当历史价值，我以为特别是1940年代的，包括1950年代初期。那么，既有价值，那就有待整理、编集和研究。怎么办呢……
又去探望康老，那回他兴奋地告诉我，市文史馆沈飞德先生专门采访他，请他回忆从前的摄影采访经历。我真为他老人家感到高兴，脱口而出：这是“口述历史”。后来听说他入住养老院了，再后来听说他患了脑病……我至今仍在想，康老虽有随遇而安的处世性格，但他对摄影事业始终不离不弃、锲而不舍；一旦离开心爱的摄影，就会很寂寞的。
罗尔纲（1901年-1997年），历史学家
阅读生活忆往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由耽好闲情逸致的“沙龙趣味”摄影逐步转向人文性的“纪实摄影”，业余忙于四处奔走，仿佛“行万里路”那般样子，自然也心生“读万卷书”的想法，好像那年头的时髦，凡事讲究“配套”。看似调侃，可我常去沪上几位老先生家里玩，都嘱咐我“多读书”，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读书劲头越加膨胀。每天下班如不去暗室冲印，就乘公交车去图书馆看书，读了好多本1950年代出版的电影摄影以及摄影构图、用光方面的书籍，有几种是翻译苏联专家的相关教材。
有一回，在卢湾区图书馆翻检目录卡片，突然看到《景康摄影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赶紧填写借阅，如获珍本，又连续好几天一下班就去赏读。因已听摄影界老先生谈及此集遭禁，以为再也看不到了。当年甫一出版，郑景康先生送给康生，康生竟然“批语”：“编得十分草率，甚至可以说在政治上有错误的。”随即打成“禁书”，郑先生和出版社被迫检讨。集内收录很多人物肖像，瞩览的有吴玉章、林伯渠、欧阳予倩、郭沫若、梅兰芳、萧三、倪贻德、冯乃超、张正宇、华罗庚、金山，皆以特写为主，构图饱满突出，用光技巧精湛，眼神光尤为传神，为我的摄影练习树立范例。集内还有张仃、新凤霞的肖像，当时做梦都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我竟能也步前辈后尘有缘为他们摄影。
在上海图书馆还读过郑先生《摄影创作初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书里阐述的摄影观对我颇有指导意义。2017年4月21日我在上海图书馆《创造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沈建中摄影作品捐赠展》开幕式上致“答谢词”说：
“上海图书馆是我的业余学校，仔细算一算，从南京西路旧馆、徐家汇藏书楼，直到现在的新馆，我在这所学校上学已有整整四十个年头了，至今仍然在读。这所学校的阅览室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我再盘算一番，迄今为止，我的所有学术研究成果都来源于我的这所学校。记得卅多年前，就在南京西路旧馆的阅览室里，一位位文坛学界前辈的著作进入我的阅读视线，使我产生拍摄这项专题的最初构思；每逢盛夏隆冬那些不适合拜访老人的日子，我便在阅览室做拍摄所需的案头工作；后来为撰写前辈们的成就小传，又是在阅览室查得大量资料。所以，今天并不是‘捐赠’，而是在这温馨的课堂里，满怀感恩之情，郑重地向我的学校交上一份小小的‘作业’。”
我几乎每个月总要到报刊门市部二三次，先去四川北路桥下这家，规模、供应量全市最大，像紧俏的《当代》、《十月》、《小说月报》、《世界文学》在那里都能买到。再过桥走到福州路近山东路口那家，会供应一些少见的我喜欢的报刊，像《外国文艺》、《电影艺术译丛》、《外国电影剧本丛刊》，还买到《音乐爱好者》（1979年创刊号），里面夹页一幅贝多芬像，是上海美术学校教师赖礼庠画的素描，技法高超，我把它放在写字桌玻璃板下，随时面对学习，试着摹仿那样的影调风格来实习拍摄肖像。
《美术》杂志每期必购，太爱看了。当时刊登的青年画家作品，像一股强大的新兴思潮涌动、创作热流奔腾，我深受这股力量的鼓舞，从摄影题材、表现技巧全方位仿效罗中立油画《我的父亲》（1981年第1期），同期孙鹤《神圣的职责》（宣传画）也吸引我模仿，我拍摄护士特写，画面大半部充满口罩，只剩一双大眼睛、左下角是手持针筒。这期还有几幅油画：王川《再见吧！小路》，程丛林《一九七八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周世林、马园《路障》，无论立意与构图都对我的摄影有着示范。
最近翻检重温《美术》上的“创作谈”，王克平《问答》（1981年第1期）仅十来行字，钟鸣《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1981年第2期）、何多苓《关于<春风已经苏醒>的通信》（1982年第4期）诸篇，当年我都是满怀兴趣阅读，文中洋溢的激情与见解，成为激发我创作的动力与指引。冯国东《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1981第2期）写道：“我曾产生过调工作的念头，由于没有文凭，我失败了。愿帮忙的好心人终因没权势而爱莫能助……买不起油画颜料就变卖东西，没画布就用衣服、裤子、床单等代替。”最后说“为了画画请假和旷工太多，我将被工厂解雇，从此，我可以不必去为‘笤帚’和‘画笔’不能统一的难题再去伤脑筋了，但，我得另谋生路”。对像我这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说，为其遭遇沉痛；但他为艺术而坚韧不拔的热烈追求，读了令我心潮澎湃。
凡周日都要去新华书店，上班就经常利用午餐时间访书，有回花了13元（相当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套精装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喜笑颜开地抱着书回办公室，颇有当时一种“万元户”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上海书市，以及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开设“文史哲专柜”，犹如饿汉撞上大餐，大快朵颐。虽说多少有点“广泛涉猎”，可很多中外文学经典，在我毕竟是皮相之读。而当时出版外国美术介绍的普及读物，都是薄薄一册，印制虽差，却让我进入“大观园”似的，知道了丢勒、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罗丹、列宾。我从这些大师画作里，学习人物造型的明暗光影、空间透视和色彩调子等表现技巧，也在艺术思想上获得丰富滋养。我的朋友吴怀泽君常给我带来“新潮阅读”，他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厂绘景设计，在我眼中可是身处艺术前沿，当我正读着冯伊湄回忆丈夫司徒乔的《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还在入迷《门采尔素描》（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时，他向我推荐好看的毛姆《月亮与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推荐热销的《美术丛刊》第18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介绍康定斯基其人其作。每次与他见面聊天时，皆信服他供给的阅读信息。
从那时起便养成夜读以及见缝插针的阅读习惯，阅读量随之积少成多，书亦越买越多，买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戴勉编译《达芬奇论绘画》（1979年）、宗白华译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1983年）；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朱光潜译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978年）、莱辛著《拉奥孔》（1979年）、罗大冈译拉法格著《文论集》（1979年）；也读过人民音乐出版社《李斯特论肖邦》（1979年）；还买了《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伍蠡甫、林骧华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后来很多“丛书本”也吸引我，如“美学译文丛书”（李泽厚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理论译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文化生活译丛”（三联书店）、“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类似一大批书籍都使我得到教育，在创作理念、艺术鉴赏诸方面受到启蒙。如今这批书依然抖擞地立在屋里的书架上，最近取下这部分书，边轻轻掸尘、翻阅、回味，顿生亲切之心。
西方文论画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摄影价值观，我企图借鉴西方美术造型方法致力于人物摄影，拍摄许多摹仿之作，如《入神》、《凝思》、《悲怆》、《蒲公英》，不免跃跃欲试投稿，大都没能入选获奖。我发现这些作品过分讲究情调，有点倾向纯艺术，与当时取稿标准格格不入。可我难以免俗，立即转移拍摄题材，没多久，一幅拍摄炼钢工人的《小憩》，另一幅拍摄郊县老农的《农家乐》，入选1980年上海市人像摄影展览，还被报刊转载。从此，我拍摄工农兵人物屡投屡中，有一幅《老支书》在上海市工人摄影展获得一等奖，又获全国铜牌奖。获奖高热未退，内心却仍向往走一条独自路径，恰巧取稿风向略有转变，于是接连拍摄《归侨老人》《力》《象牙海岸的村民》，都能入选。到了《阿拉伯船长》又得奖了，虽不是金奖，但那种充满西洋画意趣的拍法，至今追忆仍能诧异当时何来的创作勇气。
有次读到《四川青年画家谈创作》（《美术》1981年第1期），末篇是谢军谈青年美展不让其作《幽灵狂想曲》（油画）参展，看了好多遍：“我喜爱强悍的艺术，最喜爱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相信悲惨的命运在每个人头脑中都会反映出来，这种痛苦、压抑、冷漠荒诞的感情应该发泄出来……形象的荒诞证明了人生的荒诞。我借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这不是纯艺术形式的追求，我也绝不认为它是成功的，但起码真实，我要寄托自己的感情。”对热衷于投稿参赛、以入选获奖为摄影目标的我来说，是不小的冲击，足以使我汗颜，陷入反省，督促我从困惑中走了出来。
正值沉浸在浏览西方美术时，巧遇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集内人物形态隽永，我体会出一种东方艺术的亲和力，又读到李少文《读画杂感》（《美术》1981年第2期），开端感慨：“每当我站在古代壁画面前，总在想，起初它是怎样一个面貌呢？翻开古代碑版的拓本，看着奇峻苍古的字迹，亦每自发问道：它原先是个什么样子呢？”以及其作《九歌图》（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无疑使我开拓摄影境界，启迪艺术构思，“心摹而手追之”，试图在摄影表现方法上寻求一种民俗趣味。另一篇袁运生《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美术》1982年第1期）我也诵读再三：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徘徊在霍去病将军墓前石刻馆，抚今追昔，无限感怀。二千多年前，古代的雕刻大师对于一件雕刻作品的空间处理，有着多么精湛的专业知识啊！要具有怎样的艺术想象力和自由处理大块石料的魄力，才能创造出这样一组手法多样又高度和谐并有着震撼人心力量的艺术精品呢？”“我常以激动的心情想起敦煌、麦积山、龙门，尤其是想起北魏艺术。这几处石窟，藏有最丰富的北魏和唐的原作，最令人感怀的莫过于北魏的塑与刻和北魏的壁画了。魏塑给予我特殊的亲近感。虽然唐塑更写实，似乎也更有技巧，更富于生活气息。有时，在一件好的唐塑面前，我赞叹其风采，威武的力士、婀娜的菩萨，刻划入神，鬼凿神工。而魏塑总以其特殊的造型意识勾画它那原不惊人的形态，既不富丽也不堂皇，但观之良久，总是将我吸引到它的精神世界里去。”
读来很受感染，现在忆念仍感当年阅读的深沉与诗意。而后我按图索骥地前往参观，所收获的历史感、艺术感，对我的摄影理想与追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为对东方造型艺术的学习兴趣，遂有意识地接触古代人物画像刻本，魏绍昌先生带我到愚园路顾炳鑫先生府上欣赏他收藏的明清版画刻本，也听了魏老正为顾老收藏的陈洪绶《博古叶子》谋划印行的谈论。还在上海图书馆陆续看到《凌烟阁功臣图》、《东轩吟社画像》、《吴郡名贤图传赞》、《练川名人画像》、《清代学者象传合集》诸本，明清绣像的造型手法对我很有吸引力，并期望阅读古代文论来获得艺术养料，从中追寻传统艺术的精神，力求拍摄出形神兼备的人物作品。不久后，我在扬州大明寺殿前拍摄作品《拂尘》，以为是在实践“寓人物精神于形象结构，蓄肖像意境于光影格调”的自我艺术理想，便寄往香港《摄影画报》投稿，居然获得银牌奖。
我还看了郑逸梅老人的许多书，从中得到了一些近现代文史掌故知识。他的《艺坛百影》（中州书画社1982年）写了百来位人物，对我来说如同读人物摄影集那样饶有兴趣。他在描写人物技巧上多有经验之谈，把写人物掌故喻为拍照，倘使一本正经用传记方式写，那就和端坐或挺立着照相差不多，形是有了，神犹欠缺；倒不如突出神，从动态中去表现，抓住人物片段活动及其艺术修养来写；构思时务须把被写者的风度神采及其内心活动，一点点渗入字句里，被写者才有骨干和血肉。郑老还谈及对于近百年来的人物更感兴趣，有的在前辈口角春风中略知梗概，有的亲自追随杖履，获聆清诲。这些所见所闻，应当尽快记叙；否则相关掌故泯灭，岂不可惜。郑老的话使我深感鞭策，推而及之，人物摄影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段时间，我曾追逐夸张奇怪的摄影技巧，但很快由迷失而回归，大约与受过郑逸老“亲切有味”的审美观教育有关，也与吴蔚云、康正平老先生对我的教导不谋而合。
198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范用先生家里终于见到邓伟先生的《中国文化人影录》（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册内有他拍摄的78位文学艺术家的肖像，作为专题拍摄并出版专著，不由得欣羡，颇有一种向往之心。以我国人文摄影而言，邓伟于郑景康诸先生后继起，使得文坛前辈的形象得以留存、泽被后世。我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规模能更大则更好；但深深知道，这往往需要勇气、胆识。而在我，愧己无才，尚不敢作此想，可内心有些见猎心喜，不禁手痒，多少产生一点幻想。
杨绛（1911年-2016年），外国文学研究家
我的“《读书》年代”
回忆当初立志拍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专题的设想，一定要提到《读书》杂志。我想可以这么说，是因阅读该刊而催生的，并且引导我做了一部分前期准备工作。起先是在福州路报刊门市部，我加入争购《读书》杂志创刊号队列里，听维持排队秩序的营业员说，这已是第二次进货。从此，我成为这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的一名读者。最近我从书箧检出从创刊号始的实足廿年存本，每期都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济诸种人文学科，用套近乎的话说，是我学习知识、增长见识、遵守常识和提高能力的教材，刊出的每篇随笔、札记、书评、书话，犹如我的一位位任课老师。这是很多年来自我求学情形，私意这样比喻不为过，是发自内心的。
常年阅读该刊，宛若我了解接触文坛学界的“平台”，又仿佛眼下流行“信息库”那般作用呢。虽有点夸张，但我看《读书》好像看各路“英雄好汉”纷纷登台亮相，阅读过程等于不断“拜见”被谈论的先贤前辈，以及老中青学者专家的写作者，从文章中多少能了解其专长、成就和思想。当年几位老辈的文章引起我关注：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1989年第3期）、张中行《孙楷第先生》（1989年第4期）和《俞平伯先生》（1989年第5期）等，我隐约感觉这些文章可能会引导部分学者把研究视野与写作角度趋向近现代文化学术人物，起码可说“推波助澜”。就在这年第7、8期合刊上，赵萝蕤先生写了《怀念叶公超老师》，另有署名“兴钟”老先生写的《怪文人辜鸿铭》，很吸引我阅读；我还大感兴趣的是文学批评家吴方先生，此前在该刊上发表小说评论，这次写的却是《十步之内 掞其芬芳——关于梁实秋<雅舍小品>》，有点意外，转而猜想，大概因为纪念而作。
奇妙的是进入1990年代，我突然感到学界、学人及该刊部分作者相对注重研究近现代思想、学术和文化史上的人物，1990年第1期有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唐湜《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说说卞之琳和他的诗》、陈来《默然而观冯友兰》，都好看；而吴方先生《夕阳山外山——读两本弘一大师传记追想》，对我来说，在见解、写法上皆为耳目一新的耐读文章。等好久方读到他的《山水·历史·人间——谈谈曹聚仁的“行记”和“世说”》（1990年第5期）；再等，读到《白发书生寂寞心——与王国维的潜对话》（1990年第9期）；还是等，读到了《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古史辨>遗响》（1991年第1期）。若说张中行老人写的如《梁漱溟先生》（1991年第2期），读了感到精深，那么读吴方先生文章便有另一番滋味，他以典雅洁净语言、夹叙夹议表述随感随想，行文略有颇具个性的微涩、略有非常独特的生硬，细读方能品味其“史眼”观之、精心营造的能触摸近现代文化史脉搏的思想境界。
近来翻阅，想起当年还注意到夏晓虹教授《才子、名士与魁儒——说王韬的“豪放”》，从此一发不可收，有《海外偏留文字缘——说黄遵宪的“真率”》（1990年第5期）、《心存救济利名轻——说郑观应的“恬淡”》（1990年第9期）等品论“旧年人物”性格行事。她原来发表大都有关近代文学研究论文，诸如近代“海外竹枝词”、拟情歌的新变、游仙诗。雷颐先生也写了“读《胡适研究丛录》”（1990年第6期）、“读《张奚若文集》”（1991年第6期）、“漫话丁文江”（1991年第9期）、“漫话张申府”（1992年第7期）。还有刘梦溪先生，早在1980年代前期发表过关于当前文艺批评的文章，后来却读到他的《“西中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1990年第10期）。
由此，渐渐地发现该刊作者研究专业和撰文内容取向的趋势变化，成了我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作为摄影专题的直接催化剂。就在1990年秋间，寻访与二十世纪同行的文坛学界耆宿，竟成了我不无冲动的选择，一种执著以求的作业；我决心在业余全力以赴投入拍摄，并第一次利用年休假踏上专程采访的征途。然而，施蛰存老人最先得知我的这个志向后，给予我肯定、鼓励和帮助，可也甚为担心以我的个人能力，能否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1992年，当我读到吴方先生《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1992年第7期）没多久，我正在杭州为姜亮夫、沈文倬等老人摄影，临回时得闲与程德培兄在杭州“三联”访书，他确是“荐书高手”，指示我购读吴方先生“如矿出金”般结集的《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张中行先生“序”论绝妙：“识见深，所述多是份量重的，而且有断有论；写得活，常常是鹰隼盘空之际来一些蜻蜓点水。”吴方先生说：“这些人物并非‘黄钟大吕’一类，在我想，即如簷间的铁马或曰风铃，风一动，也发出声音，虽然有些寂寞，也是可听的。”（《世纪风铃·后记》）我读这本书很是受用，常持自我感觉，凭借想象之拍摄来体验吴方先生笔下晚清民国学者文人。
差不多同时，该刊“读书小札”专栏上先后有葛兆光教授《钻他故纸，驴年去！》（1988年第11期）、《茶禅闲语》（1990年第5期）、《茶禅续语》（1991年第8期），禅意诗趣间充溢智慧和性情，我感慨他读的书真多呀，概括言之涉及东西方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总是信手拈来，写得渊博缜密，可读来从容别致，行文纯净，我突然感到此前读过许多文论上的大道理，却被他三言两语讲清楚了；又感觉是所谓的“京派”“海派”学风集大成者。我虽半通不通，却喜欢读，多少有些受教。
最使我难忘的，1992年第6期首篇的《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他写道“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并影印“青年时代的吴宓与陈寅恪”；文末感慨“再读《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时，我便在这字里行间读到了三个沉重的大字：‘殉道者’”，观读良久，体会一种博学深思与深刻史识相融合的画面感，大感振奋，立马打电话到北京，请该刊吴彬君帮助介绍“为清华大学葛兆光老教授拍摄肖像”，她哈哈大笑：你不是都拍古稀老辈吗，葛兆光才四十出头呀。如今想来，不觉可笑。
接着就是《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年第5期），也刊首篇，先睹为快。此文论述加在陈寅恪身上令人唏嘘的三重悲剧，“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写得太痛楚了，不免联想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展卷夜读，这样的感触更深了。我甚至以为，这样的好文章，读一遍肯定不够，读三五遍尚可回味，何况应该就着酒来读，能在摄影时触发一种深沉厚重的拍摄感。
在读到兆光教授这几篇文章时，正处于这项专题拍摄最为困难的时期，我忽然感受周遭变化，那正是“BB呼机”横行的高潮期，有点像眼下地铁站内喇叭狂叫“上下楼梯请不要看手机”的景象。当衣食、居住、上学的生计，以及旅游、购车和置产的物欲，越来越关注金钱，灵魂和胸襟塞满需求变得拥挤狭隘时，看到他这样写道：“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在那些举步维艰的拍摄日子里冷暖自知，而这一番理性辨析，强化自我批判的意念，使我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行进，有时竟到了忘却生计的地步，立刻“紧急减速”。
在为金融学界耆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老人拍摄肖像时，我曾有回忆：
“资耀华先生腰板硬朗地端坐旧藤椅上，散发出独特的温厚谦恭的定力，活像身旁人们为他九五大寿赠送的瓷塑寿星。”“我好奇地问他，家里为何没有装修？他说，我的生活已经比普通百姓优裕得多，这样既随意又节省。”“我想起读到的一件旧事：在他出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时，陈光甫推举他当董事，而他身为总行调查部主任，仅有该行股票二十余股，离起码的200股相差太远而无资格，银行只得用特别费项下收进的股票中提出200股过户到他的名下（仍由银行保管），才被选为董事。”“这次访问给我日益萎缩之精神带来了撞击，用震撼来形容一点亦不为过，直接影响了我的习惯。”
以上自我记录的境况，大体能反映兆光教授的文章使我得益甚夥，后来读到他的《运化细推知有味——关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随想》（1994年第7期）：“我们这一代人也许要关心或操心的太多，但这并不是要害，要害是，如果当职业已经沦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安身归宿，学术已经变成一种生活负担而不是生命需要……我们恐怕也不能指望这个时代里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对我甚有“励志”作用，能否这样说，我生正逢时，在二十世纪末期能为这样一大批杰出的、耄耋之年的前辈专家学者拍摄肖像，如此机遇，想来绝无仅有。
1994年入冬，我正在北京采访，碰巧德培兄也在出差，临走那天中午与几位朋友晤聚后，德培兄去探望病中的吴方先生，我正要办事，没法同往，相约晚上机场碰头一起返沪。登机入座后，见他少有的情绪低落，许久开口：下午看了吴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这样，心情极差，头疼厉害。闻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语。我对吴方先生的了解大都来自德培兄的叙述，1980年代中后期他正主持《文学角》杂志，与吴方先生交游殷勤，有次到杭州参加文学评论会议后，以佩服语气告诉我，才华横溢的吴方先生由研究现当代文学到研究晚清民国学术文化，现进一步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史，正在写一部大书《中国文化史图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这部书也在德培兄推荐下，刚上市供应我就很快读到了。
1995年夏间，我在北京为张政烺先生拍摄肖像，想不到张老对摄影兴趣浓厚，把我领进书库，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见铝合金箱子我就羡慕不已，这是当时最顶级的尼康F5相机及配套镜头，他说为编《中国历史图集》，是他的孩子从香港给他买的。我当时就想到吴方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图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采录大量文物考古图像史料为主，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悠久历史文化，只是在治史规模上有明显的分量区别。张老的经历却一波三折：“1958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朱凤瀚整理《张政烺自述——我与古文字学》）吴方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图鉴》虽得以出版，可耗尽他的心血。每每联想这两位先生的大业之曲折，感伤不已。从北京返沪不足一月，从德培兄那里传来吴方先生“斜阳系缆”的噩耗，倍感震惊，立即打长途电话给吴彬君，听她讲述极为痛惜之经过。
随着此项专题拍摄的深入，沿着阅读《读书》杂志一路走来，能够在经历长时期思索后，幸运地形成这个摄影目标，选择被摄人物以老一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专家为主，并渐渐地走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各位老辈先生的专业领域。我想在拍摄的学术性上努力提升高度，发掘深度和开拓广度，私心崇尚葛兆光教授倡导的专业学术应由严格训练而成，把常识训练、方法训练、视野训练奉为圭臬，尤其服膺训练自我的“语言能力、对于文献与材料的鉴别能力和考据能力、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能力、懂得人文学术研究的规范与纪律”。我在前期准备、拍摄过程以及整理编辑等阶段牢牢谨守这些方法，也正是我跋涉攀登在“学路”上期待受教并不断改造完善的历程。
在拍摄过程中，有幸获得曾主持《读书》的范用先生、吴彬君的指导帮助，还有与该刊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关怀助力，真有说不尽的感铭。在采访途中，经常只要提到《读书》，总会收获亲切与信任，倍感温馨。记得有回在成都，我辗转找到袁珂老先生寓所采访，老人家专长于对历代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平日深居简出，寡言少语，当我谈及读过他在《读书》发表的《<九歌>十神说质疑》（1988年第7期），老人家遂喜笑颜开，尽情畅谈，他特别喜欢这本杂志，每期必读。如此，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这项摄影任务。常有同好问我采访秘诀，我总是愉快地回答，经常谈谈《读书》亦为秘诀之一。
邓广铭先生致作者信函
尾语
我最初的理想是自我期许这项摄影专题，让更多的读者走近二十世纪末期这一大批人文学科的“创造者”。就个人而言，整个是我自觉的所谓以摄影为载体的“学术行为”或“文化行动”，亦确实寄托了我多年的求师经历、阅读兴趣、学术理想以及对走过二十世纪的前辈们的心仪，所有被摄人物都是我通过广泛阅读而自己选择的（也有因种种原因错过的）。即使我用了十余年时间，采访拍摄各地老辈专家学者三百余人，但这仅仅是一个应该无穷无尽地追寻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些年拍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前辈们的崇高精神，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让我常常想起葛兆光教授说的：“我想，这种素质与修养不止是学者的敬业精神，是学术的气度格局，是人格的自尊自重，更是一种学人传统血脉的延续，是一种学术独立精神的传承，在学术研究中不是急功好利而是从容大度，不是急进时髦而是审慎严谨，不是偏狭固执而是从善如流，而最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常常是把这种对职业的态度提升为一种对生命的精神来看待的。”（《运化细推知有味——关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随想》）在这一认识的启示下，我的摄影方向、目的，乃至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相对地更为清晰了。
现在算算，又经历了两年时间，将已扫描转为电子数据的底片选编装为一帙，又撰写了每位前辈的介绍小传，名曰《创造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在我深感“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更为温暖着那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前的一位位文坛学界前贤的晚年形象。善哉！真是一位位达观实在的学术文化历史纪念长廊的创造者。
转眼正值酷暑苦热时节，在即将付梓之前写下以上这些回忆，我再次想起也是在《运化细推知有味——关于三十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随想》中读到葛兆光教授的感慨：“为什么那个十年会造就这么多学者，而这十年的辉煌又在我心里渐渐成了一个疑问，这疑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还能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吗？’”他又曾谈到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之后我至少有三次以上在其讲稿文章里读到他的追问“这个学界会好吗”？因此，当我在整理选编本书时，免不了仿效自问“现在这个世纪还会有这么多‘创造者’吗”？
本文为《创造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的代跋，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载。
《创造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沈建中/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