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韧凯

去年八月 GAI 在香港演出，全场炸到不行，只有一个女生举了块灯牌在下面挥来挥去。中间的互动环节，GAI 把人家小姑娘叫上台，一只手把灯牌接了过去，另一只手拿着麦克风说：“可以把这个送给我收藏么？哇谢谢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收藏这么‘偶像’的东西。”

接着 GAI 又开玩笑地对台下观众说，“既然收到了这块灯牌，可不可以让我当一次偶像。”听到观众忙喊“可以可以”，GAI 对着镜头，生硬地挥了几次灯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豆瓣用户“鮮菇七姐”在评论时说，GAI 应该是在 “委婉地表达别举灯牌、挥荧光棒，但是搞应援的都是小姑凉，他不好说。”

半个月后，另一位说唱歌手法老的那条微博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其他 rapper 我随意了。只要你们灯牌别举我的就行了，我真的很拒绝。”

我们看到，当饭圈文化只是和职业偶像结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自洽的体系：粉丝自得其乐，艺人名利双收，资本从中得益。对影视音乐行业的伤害、对舆论环境的污染另说，起码闭环是完整的。

但当饭圈文化撞入其他领域，特别是某些有自我价值观的小众文化中时，受众与从业者之间的价值割裂就会爆发出来。

前天《波西米亚狂想曲》办了中国首映礼，又开了好几个媒体场，显然是主办方在为今天的正式上映造势。结果呢，在现场的臧鸿飞记了这么一件事：

“主办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荧光棒 没想到开始前龙隆特别耿直 说大家别用荧光棒行吗 摇滚乐和荧光棒没关系 如果你真喜欢这个乐队那你应该知道这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几个姑娘问 在那个年代我们举起手机可以吗 我说那时候还没手机如果想举只能举座机”

其实龙隆的话也不全对。2016 年皇后来上海演出，现场也是一片荧光棒海，吉他手 Brian May 还特别感谢了中国观众的热情。看过《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应该知道，《We Will Rock You》那个著名的“Dong Dong Pa”，也是特地设计出来让观众在演出时有参与感的。

所以如果只是作为演出互动的道具，皇后乐队倒真不见得会排斥荧光棒。但现实是，随着“应援色”等属性的附加，在当下语境，荧光棒已经被收编到了饭圈文化里，冲突也就变成了小众领域和饭圈文化到底能不能互相融合。

这周二日本歌手米津玄师到上海演出，也闹了这么一出。当时有观众开手机灯应援，内场还有人大声跟唱。演出结束后微博上又是狼藉一片，一帮人出来骂对方“自我感动不守规矩不尊重舞台灯光师的劳动成果”，另一帮人则讽刺地说对方自视“高贵”。

但这个事的另一面，则是“小众领域”缘何在中国非要标上“小众”标签的问题。米津玄师在日本的演出不会引起这样的争执，不是因为观众自觉接受了如何特殊的要求，而是因为那种演出环境已经被整个演艺行业公认。

对于摇滚乐也是一样，关键不在于现场观众选用怎样的互动形式，而在于现场观众的互动一直只是流于形式。即使是在音乐节、live house 这种独立音乐“原教旨主义”表演场合，也不过是像张守望评价的那样，“我们这儿大多摇滚乐迷在演出现场还停留在甩头的阶段”。

不知道《波西米亚狂想曲》主办方发荧光棒的点子是不是受到了五月天的启发，毕竟在“荧光棒”和“演唱会电影”这两点上，他们都算是做到了极致。2011 年五月天的《追梦 3DNA》，第一次让大陆的电影放映厅出现了荧光棒构成蓝海、百人站立大合唱的景象。

当你问及蓝色荧光棒的起源，五月天歌迷有个百说不厌的故事：2003 年五月天服兵役回来办天空之城复出演唱会，台湾歌迷为了给乐队一个惊喜，自发在现场发放了四万根荧光棒。

只不过再往后，免费发放的荧光棒变成了四十五元一根的“官方正版荧光棒”，内置芯片可以配合场控，演唱会上全场荧光棒一同变化颜色，“如果你去看演唱会但是没买，就会感到旁边粉丝深深的恶意。”

我们常说，一个小众领域大众化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异化、不适的现象，是因为市场教育不足、没有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基层普及工作。但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是，一些原本有机会，也有能力进行市场教育的从业者，主动放弃了这个功能。

所以传导路径其实是，原本有市场教育能力的“主流”放任了饭圈文化的发展，饭圈文化在一代年轻人里形成气候后，又转过头抱向刚冒出头的小众领域。

小众领域如何对待则是另一码事了。事实证明，像张云雷这样主动投怀送抱，在相声剧场里搞绿色荧光棒海的，反而没有什么纠结，跑出了自己的闭环。

但你很难说张云雷的例子具有可复制性，毕竟在相声这个领域内，德云社把持着整个行业的主流上升通道，他们也就天然对“相声是什么”这个问题有解释权。郭德纲有意去捧张云雷，把手里资源提供给他的同时也规训着他，这才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更多的时候，事情则像我们以前在“红花会的粉丝帝国”里写的那样。当时贝贝因为粉丝之间的骂战清空了自己所有微博，PG One 的粉丝私信怒怼公安“明星吸毒你管得着吗”，还有粉丝对摩登天空在宣传图片上管控不满意，表示“再有未修图流出你们就去死”。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摩登天空、红花会与粉丝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平衡，就连艺人自身都被粉丝制造出的舆论反噬，甚至给整个行业带去了那张“嘻哈禁令”。

在饭圈文化文化的冲击下，小众领域的从业者看似会被粉丝推到很高，但其实却是越来越难以在大众面前掌握行业的解释权，最后的结果就像这次网友怼龙隆、臧鸿飞的，“多听几年歌还听出优越感了”“搞摇滚的就是矫情”。

到了社交网络的时代，文化产品的选择与评判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粉丝那些看似无脑、狂热，甚至还会冒犯他人和专业人士的行为，其实背后的逻辑都是：我的喜爱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我们承认，摇滚乐不能在固步自封在某种“精神”或者时代里，也认为相声表演场所出现荧光棒无可厚非。在“饭圈文化”里，年轻人表现出了一种不向固有形式妥协、为了所爱的东西不顾一切的姿态，这是这个社会再需要不过的了。

但“饭圈文化”让人不适、拧巴的地方也在于此：这一切看上去是年轻人肆无忌惮地表达自我，在舆论场上里要革一切的命，但本质上又抱着单一的偶像崇拜，渴望着权力关系。

至于“荧光棒”“灯牌”，则成了确定这类权力关系的一种仪仗：只要我举着，即使我不了解嘻哈、不了解相声、不了解摇滚乐，我也从中获得了一种与偶像的连接，获得了一种归属于一个更大群体、更高存在的安全感。

“饭圈文化”是如此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到只相信个人选择，不相信他人的见解与判断；但也是如此地反个人主义，反个人主义到把价值依托于他人，间接逃避“个体实现”的命题。

孔飞力在他那本借古喻今的《叫魂》里，谈到普通民众时用的副标题是“权力的幻觉”。他说，在一个权力对普通人向来稀缺的社会里，恶意中伤他人是民众得到权力幻觉的最快方式。他还说，个体为了使自己的恶意中伤“合法化”，往往要假托一个更高的存在。

在《叫魂》里，这个更高的存在是君王乾隆。只不过到最后，大家也分不清是民众利用了君王，还是君王利用了民众。

说到底，荧光棒不仅是一门粉丝经济学，更是一门粉丝政治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