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孔子的伦理、孝道

在伦理观上，墨子与孔子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墨子云：“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tì）。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墨子在论述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上，秉持了“相对论”的观点，即君王只有先懂得施与臣子恩惠，臣子才可能忠君，父亲慈爱，儿女才会孝顺，长兄爱护弟弟，弟弟才会敬重兄长。

然而自董仲舒将儒家学说转化为封建大一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时，为了迎合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炮制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绝对伦理观。很多人不了解先秦儒家思想，误以为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些鄙陋的儒学糟粕也出自孔子，其实不过是孔门的不肖之徒假祖师之名夹带私货，沽名钓誉罢了。《孔子家语》中就记载了一件事，明确反映了孔子的孝道观。

一天，孔子的弟子曾参与父亲曾晳一同在瓜地里劳作，曾参稍不留神，斩断了瓜苗的根，曾晳看到孩子不知爱惜物力，做事不谨慎，举起手上的大杖就向曾参的背部打去。曾参见父亲因自己做错事而生气，心里很惭愧，也不逃避，就跪在地上受罚，没想到曾晳一时气急，下手过重，把曾参打的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

曾参刚睁开眼睛，就想到了父亲。为让父亲安心，他欢欢喜喜地爬了起来，整理好衣冠，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面前行礼，向父亲问道：“父亲大人，刚才孩儿犯了大错，使得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教育我，不知您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吧？”问候完父亲，父亲见曾参似乎没有什么大碍，稍放了心，曾参于是退回了房间，拿出琴开始高声弹唱起来，他希望欢快的音乐与歌声能传到父亲的耳中，让父亲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体无恙，可以安心。

听到的人都很敬佩曾参对父亲的孝顺，可当孔子听说了此事后，却面露愠色，对门下的弟子们说：“曾参来了，不准他进门。”

弟子们有些奇怪。曾参知道后，内心很是惶恐不安，老师如此生气，一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仔细检点反省，却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于是，就请了其他同学去向老师请教。

孔夫子此时便向前来请教的弟子说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从前，有一位瞽瞍（ɡǔ sǒu），他有一个孩子名叫舜。舜在侍奉他父亲的时候非常尽心，每当瞽瞍需要舜时，舜都能及时地侍奉在侧；但当瞽瞍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能找到他。当是小的棍棒,能承受的就等着受罚；可如果是大的棍棒时，就应该先避开。

这样，瞽瞍就没有犯下为父不慈的罪过，既保全了父亲的名声，舜也极尽自己孝子的本分。而如今，曾参侍奉他的父亲，却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轻弃生命直接去承受父亲的暴怒，就算死也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么？哪有比这更不孝的呢？你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杀了天子子民的人，他的罪该又怎么样呢？”

弟子们听了老师的开导后恍然大悟，当曾参听到了夫子这些话后，也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叹地说：“我犯的错，真是太大了啊！”于是就很诚恳地去向孔夫子拜谢并悔过。

这就是曾子受杖的典故，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孔子眼中，忠孝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在精神层面，它们是绝对的，但是在行为层面，它们是相对的。可是常常有人把两者混淆，尤其是在行为上无视现实条件，不分情境，僵化的执行所谓“忠孝”的规范，结果变成愚忠、愚孝而不自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