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铨，字伯衡，莱芜城区小曹村人，一九一 O 年农历二月初六日生。一九二四年莱芜职业学校(三年）毕业后，即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一九二五年夏天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七年二月调共青团山东省委工作（保管文件，刻钢板，印发文件和宣传品），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队打入济南后，失掉组织关系，后又到曲阜二师读书，一九二八年冬脱离共青团组织。一九二九年在曲阜二师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三一年转本科经济系，一九三二年改入史学系。一九三0年一月北平市（即今北京市）洋车工人大罢工，当时阎锡山占据北平市，王毓铨响应党的号召，晚间参加了党召开的援助洋车工人大罢工的会议，被警察局逮捕，同时被捕的有三十余人。后来都被转送北平卫戍司令部监禁，王毓铨坐牢数月，出狱后，返回北京大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京示威运动，任"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的交际股股长，一九三五年，参加北平市"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被邀请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史。在大学读书时，他家中经济不富裕，不能供给他继续学习，他全靠每年领取省教育厅的优秀学生奖学金、教书和写文章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中。
同年九月他在莱芜县发动组织知识界人士在莱芜城职业学校成立了莱芜县抗日救亡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会议推举王毓铨为主任委员，选出委员十五人，内干事五人，办公地址在文庙，并在口镇、寨里、辛庄、城区等区成立分会，该会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印发抗日宣传品；抵制日货，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拍卖；组织妇女抗日宣传队和救护队。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搞得很活跃，但在日寇侵占莱芜城时，赤手空拳的抗日救亡委员会的成员只得暂时地分散了。
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四支队进驻莱芜城时，王毓铨同志曾去面见洪涛司令，并把韩复榘部队撤退时丢弃的手枪一支、子弹十多斤亲自送给洪涛司令。第四支队收复莱芜城后，抗日救亡委员会的工作又恢复了，他仍主持该会的工作，并配合四支队的地方工作，当时四支队油印出版一份报纸,叫他做主编，部队地方工作人员每日将收听到的延安消息派人送给他，他在家或在抗日动委会编写好后再交由部队油印出版。
国民党部队六十九军到达新、莱、蒙边区后，军长石友三派梁竹航任莱芜县长，他们是北大同学，梁竹航专程去拜访他，并在他家换穿了衣服。他了解到我地方党支持梁竹航县政府，反对并驱逐山东法西斯头子秦启荣的县政府，便陪同梁竹航到几个区召开地方人士会议，把秦启荣司令部专员公署及其莱芜县政府驱逐到新泰县羊流一带后，他参加了梁竹航县政府在莱芜城召开的地方人士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莱芜县政委员会，选举亓养斋（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系孙中山的护法议员，抗战时我山东省宪政促进会会长，泰山区参议长）为主任委员，孙启明、李菊轩为副主任委员，他被选为委员。他在四支队地方工作队主编的小报上写了一篇《勖县政委员》的社论。六十九军政治部派驻莱芜县民运指导员黄某去拜访王毓铨后，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张友渔同志发动组织成立了"山东省鲁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同年八月底王毓铨即到鲁南动委会工作，他和田佩之等三人经常住在动委会主持工作，他负责计划举办教育事业。曾被邀请在颜庄六十九军的教导队讲授社会发展史，石友三也去听过两三次。他在政治部出版的期刊上写过说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必胜性的文章。张友渔同志在郑王庄东山区办干部训练班，曾派王毓铨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此时，他胃溃疡病复发，吐血、泻血不止，干部训练班即派人用担架把他送回政治部，不久又把他护送回家休养。
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给王毓铨寄来"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并写信来聘请他以专家身份去作编译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到达美国（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在美国），德国人魏特夫（译音，原是德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历史资料的主编，王毓铨是编辑人之一。魏特夫在一九三五年来中国研究中国历史，魏是以太平洋学会会员的身份来的。他是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中国通，著名著作有《中国社会与经济》和《地理学批判》以及若干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当时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的会长是胡适、陶孟和（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陶孟和宴请魏特夫时，千家驹（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座，宴会后，千家驹告诉王事情的经过，王毓铃去拜访了魏特夫，王毓铨认识了他，王曾帮他找人给他搜集历史资料并翻译成英文。
王毓铨到美国时，主持中共纽约支部的是饶漱石，陈翰笙同志奉中央任命从事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他是太平洋学会会员，他为革命而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中国社会经济等等问题。《陈翰笙文集》已出版。王毓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陈翰笙先生去看王，叫王谈了谈山东敌人后方抗日救亡的活动，他听了以后，建议王毓铨写一篇山东的抗日战争情况，王毓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山东鲁南一个典型的抗日游击区》，陈翰笙看了，认为很好，又送给饶漱石看了，也认为很好，遂商请太平洋学会出版，大平洋学会送请唐明照同志译为英文，后来出版了。陈翰笙把王毓铨的住址告诉了饶漱石，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有人来找王，一进门即说我是老赵（饶漱石是一九三七年派去联络各国共产党的，一九四○年前后回国，假名叫老赵），他询问了山东抗战和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山东共青团省委是谁等一些情况,证明王确到团省委作过工作无疑。饶漱石的爱人陆璀同志同王毓铨谈话，叫王毓铨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说，我怕发生意外，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只愿在党的领导下做些革命工作和研究活动，陆璀说："那么你还继续作研究工作吧,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研究人才”。饶漱石在纽约时，有若干星期日，是与王在一起渡过的。饶、陆夫妇回国时，王到车站送行，陆璀回国后还继续给王寄些中央印发的宣传文件看，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交通断绝，再没有收到他们寄的文件。饶漱石、陆璀回国后，中共纽约党支部书记是徐永焕同志，徐一九四六年回国后，支部书记是何枝芬同志，王毓铨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接受党支部的领导。王到纽约后，每月都定额捐款支援八路军抗战，三个月寄一次，寄到中国大同盟（在香港，是宋庆龄主持的），由宋庆龄转往延安。
中共纽约党支部召集了二十来位接近党的朋友举办政治学习班，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及党的方针政策，地址在朋友住处轮流转换，最后多半是在唐明照家，王毓铨都参加。支部决定为了扩大影响，公开成立"中国新文化学会"，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王毓铨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在芝加哥、旧金山等许多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中国新文化学会的任务是：一、团结在外国的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二、以学术活动相号召；三、反帝反日,抗日救国；四、政治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对外）；五、进行反蒋活动。王毓铨是以专家学术者的身份参加的。纽约党支部以新文化学会的公开合法名义，在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不久，仅纽约一处，会员就增加到五六十人。开会讨论国内外政治时事都是公开的，国民党分子也派人参加，在时事学习讨论会上，两方立场观点尖锐对立，曾动手打过仗，旧金山分会斗争更凶，但我党势力压倒了国民党势力。国民党报纸上，宣传中国新文化学会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号召大家不要上了新文化学会的当。因此，王毓铨以新文化学会主席的名义写了一个启事，花钱买广告版面，就在国民党分子办的报上刊登，启事说明中国新文化学会是文化学术团体,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一个文化学术组织，所有对新文化学会的诬蔑，完全是捏造，它的活动由主席王毓铨负责。中国新文化学会在纽约中共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组织的名义,团结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一直同国民党势力坚持斗争，而且，革命进步势力一直压倒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新文化学会每两个星期作一次学术报告，讨论时事，当新中国建立之时，它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王毓铨的政治活动招致了国民党分子的嫉恨。他的朋友冯家升先生告诉王毓铨说："国民党人都说你是共产党，你得特别注意!"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八年期间，王毓铨一直在太平洋学会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主要是阅读、研究、收集中国秦朝汉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简称中国历史计划），这期间，他对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反复认真阅读了七遍，对四书、五经、三国志及有关著作也认真阅读过。对以上书籍中有用的资料，都摘录下来，再翻译成英文。业务主持人是德国人主编魏特夫，陈翰笙、徐永煐、王毓铨过去都认为魏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开始时王毓铨同魏特夫合作还是好的，在苏联德国纳粹军队入侵，当希特勒军队打到距离莫斯科还有三十英里时，情势危急，魏特夫竟公开扬言说在三个月之内苏联红军一定被打垮，这也是当时美国军界的说法，那时，反对苏联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王毓铨第一次发现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即与他辩论说，苏联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是打不倒的。魏特夫说，王毓铨你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斯大林把有才能的将领都杀掉了，所以苏联红军一定失败。反对第三国际，反对苏联。王毓铨把魏特夫这些言论都告诉了陈翰笙、徐永煐同志，过去他们和美国共产党一直认为魏特夫是德国共产党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国通，写了几部书和很多文章，从这以后,他们认为魏特夫可能是德国共产党的叛徒。王毓铨同魏特夫时常发生辩论，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坏，使王毓铨不能再忍受，从此以后，王毓铨即决定不再为魏特夫做工作了，埋头读自己愿意读的书，为时达三、四年之久。后来两人感情越来越坏，魏特夫即怀疑王毓铨加入共产党了，再加王毓铨的爱人胡先晋在美国工会办的一个大学里教书，魏特夫即肯定王毓铨是共产党员，魏特夫即向太平洋学会控告王毓铨想成立工会反对他。王毓铨向陈翰笙同志商议辞职，陈翰笙也反对魏特夫，经过陈翰笙同意后，王毓铨即辞职了。王是魏在业务上的台柱子,他不愿意王辞职走了，王毓铨坚决辞职不干了。王毓铨回国后，一九五七年魏特夫写了一篇文章叫《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破坏者》（由美国一工会出版），还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暴君制度》影射苏维埃制度，证明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徐永焕同志作了安排，把董老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王毓铨，叫王毓铨去找董老谈谈，王很高兴的去见了董老，董老谈了些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询问了胡适的一些情况，叫王做些胡适的统战工作，不要叫胡适完全倒在国民党一边。王毓铨把胡适的住址、电话号码和去的路线告诉了董老，董老亲去拜访了胡适谈过话。政治学习会董老也曾出席过。胡适一贯提倡要好人政府，他赞成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但共产党不能有军队，将来国民党也不能有军队，军队归国家所有，他的主张使中国共产党解除武装，是反动的。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 O 年一月，王毓铨在美洲古钱学会作研究工作，这个学会是会员捐款、捐地、捐股票办起来的。所谓古钱是今天以前的已不流通的钱币都叫古钱。学会的目的是收集、保存世界各国古钱，并对古钱进行研究出版。王毓铨担任美洲古钱学会远东部主任，因当时年轻担任此职，有些人不放心，王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了，他们才放心佩服他了。他在美洲古钱学会工作两年多，他主要研究先秦历史（即秦朝以前的历史），这时他写了一本书叫《 EARLY CHINESE COINAGE （中国早期货币）》，一九五年纽约出版。世界历史学家认为王毓铨写的这本书及其文章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把王毓铨小传列入《世界名人词典》( WHO is WHO)中。
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即决定回国工作，胡适请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及年幼儿子王逢凯（美国库伯能源公司常驻中国代表）吃饭饯行，胡适不同意他们回国，他说，在美国对工作满意，有固定的工作，研究工作的条件好，待遇优厚，生活安定，何必回国呢？动员王毓铨还是留在美国工作为好。王毓铨坚决主张回国为祖国服务。回国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何枝芬同志给他安排先到香港大学找曹 xx 教授（该同志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教授负责接待他，一九五○年三月由香港来到北京，回国前回国后他都没有与董老和饶漱石联系请示。在回国之前，王只写信告诉许德珩教授他决定回国工作，许德珩即先与当时的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商量，叫王回国后到文物局工作，王到北京后即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上级给他定的月薪待遇很高，一千五百斤小米，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工资都很低，为工作方便，接受支部书记的建议，他向组织要求给他降低工资待遇，减去一半，改为七百五十斤小米，其爱人胡先晋安排在北京大学任二级教授。一九五五年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六年全国调整工资，由于个别领导极"左"思想的影响，给他些不应有的打击，只定他为四级副研究员。一九七八年全所评职称，他被全所一致选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他为教授，以后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年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去美国调查各大学对中国的研究情况和教学课程。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以教授身份去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两年，第一年自己作研究工作兼该校东方学系研究生的顾问，这时他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明朝徭役制度的特点》，已于一九八六年在美国发表，第二年他和美国教授牟复社（译音）共同指导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中有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国内的，均已获得博士学位。其间，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九月，他又被美国高级学术协会和德国科学院邀请到西德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论文题目如上，会议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以下职务：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大学的 Aola Majoy (《太亚细亚》）期刊编辑部顾问，意大利东方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编写计划顾问，中国古代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明史卷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主编，《中国经济史》明史卷主编等。他所写的书籍有：《中国早期货币》（英文版，一九五0年纽约出版，一九八 0年再版），《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等著作。他所写的文章主要有：《西汉政府的组织》（英文版）,《爰田（辕田）解》,《汉代的"亭"和"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辩正》,《明代军屯的历史渊源》,《明代的军户》，《明代的王府庄田》等若干篇，都是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