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全球持续蔓延，多地疫情第二次爆发，全球抗疫任务依旧艰巨。环顾世界，中国是极少数基本控制住疫情威胁的国家。中国国内地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效，但即使是有了中国最早的成功经验，为何国际的防疫并没有全然地从中得到中国经验的好处？

国内互联网上也不乏中声音，质疑国外防疫不会“抄中国作业”。对此，12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太平洋未来论坛》公共卫生分论坛上表示，“抄作业”之说不太客气，如果把公共卫生看成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的话，其实不合作倒是常态。

查道炯教授解释，援助可以提出来，但是对方未必要接受。国际上，援助拒绝是很正常的。即便是双方都有需求，仍然还有一个匹配的问题，例如医疗标准的匹配，治疗理念的匹配、国情习惯上匹配，千万不要把抗疫的国际合作抽象化，意识形态化。

以下为论坛部分实录：

查道炯：我的专长是国际政治，不是做医疗或者医学研究，也不是做制药的。中国的媒体里面有一个不太客气的说法，就是为什么外国没有在抄中国的作业。

如果你把公共卫生看成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的话，其实不合作倒是常态，为什么呢？援助可以提出来，但是对方是不是接受，援助拒绝也就是所谓的Aid Refusal也是很正常的。即便是双方有默契，通过援助或者其它的方式合作的话，还是有一个匹配的问题，比如标准的匹配，比如说对药或者对治疗的理念、习惯上的匹配，中医国外就不认，对不对？还有一个我经常讲早期的时候，我们武汉出了这么大的疫情，外国的医生来到武汉，如果上一线治疗的话，他会不会中文？会不会湖北话？如果不会武汉话不会交流，又是这么一个高度感染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得心平气和地来看。

中外之间的合作在应急的时候，比如这次肺炎的防护产品、药品的流通方面没有设置人为的障碍，这就是合作。长期所谓的合作不合作，实际上这个世界面临左手和右手，并不能够拍到一起的时候是很多。比如关于病原体微生物毒株分享的问题，或者说生物材料分享的问题，近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7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说他不再跟其他的国家免费分享当时禽流感的毒株，这是国际卫生政治里面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

为什么呢？要么就是把这个药或者疫苗研制出来对症，病原的致命性，不给你提供病原体的话你也就没有办法研制出来疫苗，也没有办法研制出来药，理论上是不是说你研制出来的药或者疫苗应该考虑给特别是穷的国家低价分享？像这次的疫苗一样，一个是价钱高，另一个是谁先研发谁先用，中间还涉及到知识产权制度的问题，研发出来的公司说是我研发出来的，所以我有知识产权，我让不让你用，是不是授权让你生产，以什么样的价格让你生产由我来决定。

刚才红十字会的白良先生说到世界上有这么多有需要的地方，特别是在基础卫生条件比较差，但同时病的传染，不管是肠道传染病还是呼吸道传染病，没有国界的情况下，这种国际上的政治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经常在我的课堂当中给学生讲这些，为什么国际合作这么难？左手和右手拍不到一起的时候是很多的，每一个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或者说社会团体也好，他依照他自己的利益所坚持的原则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很多时候放在一起就不是那么默契，也就是说不存在谁抄谁的作业，也不存在谁欠谁的，国际合作的基本驱动力是国内的需求。而这种国内的需求要到国外去找匹配，这种匹配的基础英文里叫做Academic Community，也就是说有一些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你比如医生之间、研究人员之间、学校老师之间，就是所谓的平时的积累才能说我拿起电话找谁，就是基于这些团体或者个人层面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能找到哪一个具体的点。我们千万不要把抗疫的国际合作抽象化，或者是意识形态化，就是政治体制、文明、大国、小国，我看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