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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战国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孟尝君、春申君和平原君，信陵君无论从国力还是权势上都不能与他们匹敌。不但魏国相比于齐、楚、赵三国国力虚弱，信陵君个人也从未获得过其他三位公子那样的当国宰相地位。
但是最弱势的信陵君却成为了历史叙述中招贤纳士的经典人物。究竟信陵君的传奇是实有其事还是有人刻意宣扬？如果是后者，那么刻意宣扬信陵君的那个人又会是谁呢？
平原君的门客太多碌碌之辈，而信陵君门下却尽是能员干吏。可平原君所拥有的政治条件明明是远胜于信陵君的，为何乏人可用的竟会是平原君呢？对这个问题，我们须得认真做一番考证，因为《史记》的相关记载舛误、纰漏实在太多。
《魏公子列传》载：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史记·魏公子列传》
《史记·六国年表》显示，魏公子无忌是在魏安釐王即位的那一年被封为信陵君的。魏安釐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76年，时当秦昭王三十一年。此时秦国的丞相仍是穰侯魏冉而非应侯范睢。范睢取代魏冉为相，要迟至公元前266年，也就是信陵君受封的10年之后才会发生。
但是以《秦本纪》的相关记载为参照，下面这个事实却可以得到印证，那就是从魏安厘王登基的那一年开始，秦国的确连续不断地向魏国发起了攻势：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
（秦昭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
（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
——《史记·秦本纪》
魏安厘王二年，秦相魏冉率兵伐魏，兵锋直指大梁。两年后，大将白起击破魏、赵联军于华阳之下（《史记》将华阳之战误系于公元前274年，实际上华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73年，详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给两国造成了高达15万人的战场损失。
魏国在战败的危机中越陷越深，促使信陵君不得不做出一番思考：怎样才能重振魏国的声势，抵御秦国日甚一日的蚕食呢？而他给出的答案便是礼贤下士，求人襄助。《史记》载：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史记·魏公子列传》
魏国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信陵君不得不放下身段，招贤纳士。但要说三千门客集于麾下，便足以威慑秦国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不敢向魏国用兵，这就沦为小说家的夸张了。因为信陵君的谋主侯嬴曾经坦言，用这些门客去对付秦国的虎狼之师实在是螳臂当车：
“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
——《史记·魏公子列传》
秦国在公元前274之后逐渐减弱了对魏国的攻势，并非由于信陵君那三千门客的震慑，而是秦相魏冉的失策所致。魏冉此时的私欲膨胀已经愈演愈烈，为了扩大自己的封邑定陶，他错误地策划秦军越过韩、魏的领土，远征齐国，攻取刚、寿。
虽然这次军事冒险侥幸获得了成功，但胜利的果实却全被魏冉装入了自己的私囊。至于秦国，并未从中收获任何战争红利：
（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
——《史记·秦本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已经抵秦的魏国谋士范睢在秦昭王面前对魏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但遗憾的是，范睢的批评没能立即修整魏冉的错误。就在伐齐的次年即公元前270年，秦军又连续两年向赵国的军事要地阏与发动了进攻。只是这一回，运气不再眷顾秦人。心存侥幸的秦军在阏与遭到了赵国名将赵奢的迎头痛击：
二十九年（公元前270），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
——《史记·赵世家》
越人之国，远征齐、赵，显然不如步步为营，蚕食韩、魏来得扎实、稳健，正是穰侯魏冉在其执政末期错误地将进攻重点转移到齐、赵，才让魏国在连续的惨败之后获得了喘息之机。信陵君因此获得了培植羽翼的10年时间，这也是他的幕府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
但实事求是地讲，就算信陵君愿意放低身段，礼贤下士，他也不可能仅凭这一点谦虚的政治姿态便吸引各方豪杰的迅速加盟。因为此时的他，相比于另外几位战国公子，吸引人才的条件实在不算优越。
我们就拿赵国的平原君来和信陵君做个比较：在这10年当中，魏国因为秦国积年累月的侵略与蚕食，已经奄奄一息，不复能竞。而赵国却因为阏与之战等对秦战争的胜利而获得了如潮的赞誉，甚至被世人视为唯一有能力制衡秦国的东方国家，因而历史上才有赵国之强，使得“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战国策·赵策三》）的记载。
不但赵国的国力远胜于魏国，平原君的权势地位也是信陵君所不能匹敌的。因为《魏公子列传》说魏安厘王出于畏忌，不敢授信陵君以国政，而《平原君列传》则明确记载在赵惠文王执政时期，平原君已经登上赵国的相位了。一位是赋闲的王孙公子，另一位却是东方第一强国的当国宰相，孰轻孰重，自是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比较，并非妄揣古人，在平原君与信陵君之间虚构竞争关系。史有明文，在这一时期，不但平原、信陵之间，甚至战国四公子之间都在相互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自古以来，非君择臣，臣亦择君。四国公子的激烈竞争导致游士对主公越来越挑剔。《史记》说，只因为平原君的宠妃无礼地嘲笑了一位蹒跚汲水的残疾人，而这种行为又受到平原君的纵容，便引发了平原君门下的集体不满，导致过半数的门客辞幕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国力与资历都不如齐、赵、楚三国公子的信陵君要想笼络住一批文武之才，势必要另辟蹊径，就抡才标准和抡才策略做出一定的调整。
其实要理解信陵君的这种权变并不困难。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两位汉末枭雄曹操和袁绍的幕府组建来做一模拟。袁绍出身名门，四世三公；而曹操赘阉遗丑，比于袁氏自是相形见绌。要与袁绍竞争，曹操纳贤只能降低门槛，久而久之，便走上了“唯才是举”的路子。
信陵君的条件既然比不了齐、赵、楚三国公子，他要招揽贤才，扩充幕府就不能太“挑食”。除了那些有头有脸的贵族与士人，信陵君也不得不将搜索人才的眼光投向平民布衣。
再加上魏国此时的危机远比赵国深重，形势更逼迫信陵君不得不务实地考察人才，最好来一个人就能有一个人的作用。像平原君那样花费了大把的金钱，却祗招来一帮伴食的游士充充门面，这样的“豪举”只怕信陵君消受不起。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信陵君旅居赵国之时，为了争取到毛公、薛公两位隐士的加盟，不惜混迹于赌坊酒肆。虽然这种行为在当时被养尊处优的平原君瞧不起，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信陵君的身后之名：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史记·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辞世的40年后，布衣出身的刘邦因缘际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一个平民政治家大行其道的时代到来了。而那位着意从平民布衣中招揽贤才的信陵君正巧是刘邦发迹前的偶像。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发生了：战国四公子中原本最弱势的信陵君收获了司马迁最多的溢美之词，粉饰一新后被塑造了新时代的偶像，而信陵君当年招贤纳士的艰辛与坎坷反而淡忘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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