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悖论:乡村社会关系的一体多面

乡村观察

乡村调研手记101

“熟人社会”,曾是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由农耕文化形成的社会形态,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中极其稳定地存在着。

不过,随着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被打破,其秉承了几千年的社会形态也在逐渐瓦解,开始由“熟人社会”转变为“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缠绕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是被纯然二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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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扪村”的存在

地扪人出外打工与很多地方类似,都有着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主要集中在同一区域,即浙江温岭与广东广州;其二,主要集中在同一行业,即浙江的汽车坐垫行业与广州的印花行业。集中在这两个地方的地扪人,则形成了两个“小地扪村”。他们依旧过着地扪的节日,彼此间经常按乡间的规矩来请客聚会。逐渐地,形成了两个粘合性很强的地缘共同体

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开始以土地为纽带,逐渐变得牢固起来。当下,地缘关系对流动在外的同地域人群,依旧有着非常强的黏连作用,“小地扪村”就是在外村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强连接”

“强连接” (Strong Ties)是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关系理论,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所处地域、从事的工作以及获得的信息同质性较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扪人通常需要靠已经外出打工的同乡人获取职业信息,而且认为这样的信息具有可靠性。如此,他们通常集中于同一地域的同一行业。接着,他们会有一段对于异地的适应阶段,他们在融入异地的过程中,于同乡之间才能找到自我认同感与身份的自我构建。或者说,城市始终无法真正安居的残酷现实,使得被炙烤着的他们开始抱团取暖。这种在外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也体现了“熟人社会”与“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之间的习性承袭与交融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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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圈”的扩张

如果说“小地扪村”的存在沿袭了“熟人社会”的部分特质,那么地扪“通婚圈”的扩张则体现出了与“熟人社会”相悖的观念与思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地扪尚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都生活在封闭的农耕时代。在那时,人们的生活圈基本被限制在各自的祭祀圈与市场圈之中。祭祀圈,一般在同一村落中,而初级市场圈则是从村落到乡镇再到县城,县城基本是当时最大的市场圈了。所以,当时地扪的“通婚圈”与“生活圈”基本重合,98%的婚姻都发生在本村内,只有个别夫妻的“通婚圈”距离超过了本村,也未跨越同一县城的距离

而在此之后,地扪人的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生活圈子以及职业都发生了变化与分化,“生活圈”与“社交圈”也随之向外延展,从县城到州再到本省,最后跨省。因此,跨地域、跨民族的婚姻比率在不断提升。至今,地扪的跨村婚姻比率已从2%扩大至25%左右。

对于老一辈父母而言,他们的生产生活阵地仍在乡村,习惯了农耕时代聚族而居、互相帮助的生活方式。如果,姻亲关系在本村,那么就会更加方便走访亲戚,在农忙或困难时,也会获得更多支援,这是他们整合社会资源最大化的方式。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多在外地工作,主要生活社交圈也在外地。村内的社会资源对于他们而言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外部的社会资源才比较有吸引力。那么,在婚姻观念方面自然就出现了与传统相悖的观念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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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乡村社会形态的一体多面

地缘关系本身,其实就是血缘关系的一种投射。他们建立在长期相处、彼此熟悉并关系亲厚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网络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

人们常常称当下农民工形成的地缘共同体是地缘关系的一种回归,实际上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强连接”的社会关系本质依旧存在并还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地缘关系不过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不能算是回归,只是一种变化着的延续

从传统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通婚距离的选择,侗族人往往采取的是“就近原则”。如在地扪,就一直有着“外寨家有十等(一百斤禾),不如寨内五拜(五十斤禾)为佳”的说法。至今,70后及以前出生的人心里多少还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如果地扪的男孩子娶村外的妻子会被认为是没出息;而若是女孩外嫁,则会被认为是作风不正,只能嫁到外村。如今,“通婚圈”的扩大正与这一传统观念相悖,但是它又恰恰体现了当下乡村青年人向外延展与寻求社会资源的需求。“通婚圈”的扩大,也无疑会为他们个人在更广的地域与领域内进行工作发展、塑造社会角色以及确定社会地位时,带来更多的资源与便利。

“小地扪村”的出现与“通婚圈”的扩大,这二者之间看似并无关联,但是这两个现象在当下乡村的并存,恰好又能够体现出如今乡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不同面向,既有与传统“熟人社会”的交融,也具备鲜明的相悖性,有着一体多面的复杂特性

因此,在解决当下乡村社会关系所突显出的问题时,我们也并不能简单地用与传统完全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进行探索,而是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基于原本的文明、思维与习性,明晰其中关联,从而对症下药,找出答案。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务:肖龙楠

责编:井惠子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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