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荡着赞美诗的奥巴辛修道院到她时常前往的音乐厅，音乐是嘉柏丽尔·香奈儿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弥漫在空气中的香氛，音乐记录着当下的时刻，有时候，甚至赋予其特别意义。

在1903年，音乐是一个女孩开始独立生活的希望。在穆朗城，嘉柏丽尔·香奈儿成为一位在歌舞咖啡馆表演的歌手，她的成名曲包括《谁见过可可？》。尽管她并无天籁之音，但她的歌声却流露出这位年轻女子热烈的性情。唱歌并未给予她全然自由，却赋予了她“可可”这个昵称。

很快，她便与挚友们分享她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这些挚友则提升了她的音乐素养。如歌手Marthe Davelli，以及对她至关重要的米西亚·塞特。米西亚是一位卓越的钢琴家，亦是前卫作曲家们的缪斯。与米西亚一样，嘉柏丽尔·香奈儿的一生都在支持这些前卫作曲家，推动当代音乐的发展，她的名字因此与当代音乐的发展史紧密相连。

除了画家与作家，音乐家也在她的挚友圈中。由此，节奏、动感与变化成为她审美体系的一部分。这种现代派人士所共有的突破意识，令她改变了时尚的走向。

嘉柏丽尔·香奈儿在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身上看到了这种大胆的突破精神。1910年代初，他凭借《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在巴黎声名鹊起。这三部作品为塞尔吉·迪亚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谱写，以史无前例的节奏与旋律，成为法国音乐史的决定性转折点。

嘉柏丽尔·香奈儿意识到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巨大美学价值，她资助了《春之祭》的改编，并邀请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及其家人在她位于加尔舍（Garches）的别墅Bel Respiro居住了近一年。伊戈尔与嘉柏丽尔有如此之多的共同语言，两人自然而然地向彼此靠近，在1921年间的书信往来中畅聊彼此的创作。

斯特拉文斯基继续创作了《五指》，这部极为简约的钢琴曲，以其极简主义及克制的表达而大放异彩。这些特质亦为嘉柏丽尔·香奈儿所珍视，并且在她于同年创作的香水杰作“香奈儿5号”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音乐艺术与香水艺术有所关联，那是因为它们分享了共同的美学语汇。香水的创作，亦如同一个音乐故事，音符、音阶、和弦与和声在其中起承转合。

在咆哮的20年代初，爵士乐在法国兴起。嘉柏丽尔·香奈儿在这个流淌着音乐的时代中，奠定了她在高级定制服界的地位，大获成功。在“屋顶上的公牛”酒馆中，人们彻夜狂欢，以忘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香奈儿女士的身影亦经常出现在其中。整个巴黎都聚集在这个歌舞酒馆中，随着非洲或南美音乐的热情节奏舞动。嘉柏丽尔·香奈儿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她为音乐中起舞的身姿而创作，令行动自在自如。

在“屋顶上的公牛”酒馆中，还可以听到作曲家Georges Auric，Darius Milhaud，Francis Poulenc，Arthur Honegger，Louis Durey和Germaine Tailleferre创作的现代音乐。尚·考克多很快便将这几位年轻音乐家称为“六人组”；他认为，这六人可以完成属于他们的欢乐使命，即为法国音乐注入轻快和幽默气息。

嘉柏丽尔·香奈儿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作曲家们，或参与他们的项目，或以赞助人的身份。她曾赞助过两支现代音乐乐团的演出，巴黎交响乐团（l’Orchestre Symphonique de Paris,1928年）与La Sérénade乐团（1931年）。

作为极具素养的音乐爱好者与坚持不辍的赞助人，嘉柏丽尔·香奈儿欣赏所有类型的音乐，无论是宗教音乐，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1960年代，嘉柏丽尔明确地知道应如何将自己的时装带到街头，她从不拒绝欣赏那些来自街头吸引着年轻一代的音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对某些特别的法国音乐和摇滚明星充满兴趣，她还会专程前往伦敦，只为看披头士的演出。身处荣耀之巅的嘉柏丽尔，与这些摇滚明星齐名。1969年，她的传奇得以通过音乐演绎。在百老汇，一部名为《可可》的音乐剧回溯了她非凡的职业生涯，大获成功。

  由于人在巴黎，嘉柏丽尔·香奈儿未曾亲自前往观看这部由凯瑟琳·赫本主演的音乐剧，但是她时常在家中或车里哼唱其中的曲调，一如以往那个喜爱唱歌的自己。从那时起，音乐便成为香奈儿创意世界中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从时装发布会到灵感缪斯与品牌形象大使，音乐流淌在香奈儿品牌的基因中，从彼时彼处，至此刻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