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日照）散文季精品集作品选登：
日照苏轼，成就了苏轼
作者：周闻道
作为眉山人，我一直以心胸豁达宽广的乡人苏轼为楷模。但我也一直没有解开一个谜：命运多舛的苏试，如此性格是怎么修炼成的？要知道，在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正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之际；在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则是苏轼因与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合，自求“备员偏州”以“脱网罗之患”之时。而且，他的受挫要么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要么是因直率磊落、不善伪装。
这次到日照，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日照苏轼。
这里的“日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不仅仅是那个位于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南侧，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的现代都市。它还是一个主谓语词组，一种阳光的出发与指向姿势。既然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近日者光明磊落？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有点儿心虚，是不是有点望文生义，玩弄文字游戏？如果陷入一种文人墨客式的俗气，岂不成了笑柄？可是，当我进一步了解日照的地理人文历史，了解了苏轼在日照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我变得笃定而充满底气。
我把目光聚焦于苏轼的日照时光，聚焦于他的到达与离去，聚焦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我发现，正是在此时，苏轼完成了他人生旅途上重要的跨越之旅，成就了他的立身立命。
是的，苏轼在日照的时光，正是他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跨越阶段。他39岁进人日照时，正处于人生“三十而立”的末端。苏轼志存高远，我想，那当是他当立未然的时候；或者说即便已有所建树，他也一定不满足，没有刀枪人库马放南山的思想。而他41岁离开这里的时候，正是不感之年的开始。这单的不感更接近于哲学上的逆命题--人往往就是这样，对世间之事懂得越多，就越畏惧于还有许多不懂；越是明白，就越感到还有许多迷感；涉世越深，越是觉得世事之深。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苏轼于日照，是带着当立未如愿的遗憾而来。带着不惑的笃定，或者说笃定的宽广磊落离开的。不能不感谢日照。是日照，赋予了苏轼的宽广磊落。不只是诗文，更重要的是独立的人格精神。
那天赴日照凌晨四点出发时，天下着蒙蒙的雨。加上天黑，让本来就阴郁少晴的成都平原，更拥有了一种阴郁的压抑。我相信，在这样的天气里待久了，再明亮的心情也会变得潮湿。可当我在飞机上打个小盹儿醒来，舷窗外已是朗日高照，澄澈透明。团团朵朵的云，似莲花，带着仙气，飘浮于空中。机翼下，山水静好，空旷阔远。时而奇山怪石，铁骨争铮，尽显阳刚之气；时而海天一色，苍穹如壳。即便渺小的我，也有哈姆雷特的“果壳之王”的感觉。
在写这个小文时我就在想，也许那山就是苏轼曾经登临吟诵过的九仙山。我甚至怀疑，九仙的传说中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另外那个仙就是苏轼，因为那是日照人对为民除恶造福之神的想象；那海就是苏轼当年面朝过的黄海，或者就是那天我们流连忘返的海州湾海上碑公园，或海滨长廊。在阳光下的穿行，是如此令人怡然自得。并不是想象，面而是我亲身的体验。阳光艳而不烈，媚而不俗，日照之处，尽是柔软的温暖。虽然我心中并无什么块垒，但当我来到日照，攀缘于苏轼当年攀缘过的山，面朝苏轼当年面朝过的海，听着当年苏轼听所过的传说的时候，心门还是悠地一下被打开了，一种开阔怡然的感觉弥漫于身心。世间皆友好，仿佛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人和事。当想到这些的时候，似乎拥有了对这个世俗的世界全新的看法。
机舱广播说，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才知道已经到日照了，才理解了天台山河上公丈人所题“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的独妙及自然地理含义；理解了古莒国的太阳崇拜，直至近代，祭日活动仍在莒地流行；理解了这里在古时为什么曾经有那么多带“阳”的地名，诸如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等（《后汉书·方术列传·赵彦记载“莒有五阳之地”)；理解了这里的先民为什么早在5000多年前，就掌握了用日出判断四时的技巧，并将这种原始历法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事业；理解了日照两城为什么被称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
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我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环境可以影响人，改造人，毁掉或者成就人；相信日照于心，心当澄明。比如，当你来到黄海之滨的奇趣海洋世界，内看海洋奇观，外眺辽阔海天，再想不通的事都会豁然开朗，再大的块垒都会消解。又如，攀九仙山以仰奇石，登五莲峰以观沧海，立黄海湾以抚古今，都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浩瀚宽广。当看到海烟舒卷，流云肆意，山岚隐约，再心胸狭窄的人，也不管积怨有多深多久，都会被这种浩瀚宽广所融化。即便不能像苏轼那样“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也可以选择在一个秋日的午后，约上三五挚友，抛开一切杂碎烦恼，把酒临风，凭海观潮，以诗遣性。
于是，我相信，生性豪放的苏轼，在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选择了日照，与其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不如说是天遂人愿。
当然，在苏轼到来前，朗朗阳光，并没有给日照带来政通人和，安居乐业。恰恰相反，摆在他面前的日照，蝗灾肆虐，盗贼渐炽，饥年频仍，民多弃子，举目之处，惨不忍睹。
苏轼震惊了，难道这就是日照的开明治理？
苏轼的震惊不是没有道理。饱读诗书的他，当然知道日照的治理文明，随便拾起一块历史碎片，都会令人肃然起敬。他想起了这里的史前文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国家还没有形成，这里北部的聚落权贵们，不管是出于维护权力的本能，还是为提高民望，总之，已知道为其成员提供精神与实际行动上的保护，或参与他们的欢庆，亲密往来，宴欢同饮。他想起了战国时期齐威王在这里实施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使封建集权加强，还使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发展达到鼎盛。还有大禹的忧民教水，赴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越王勾践为国复兴的卧新尝胆，称臣于吴，寄人篱下，卑身待士、施必及下；梁鸿的坚守初心，拒绝绢绸，亲近布衣”……
苏轼明白，为政之道，最灿烂的阳光，莫过于德政。
苏轼到日照后，并没有因为心怀不满而疏于政事，而是“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他询问灾情，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还亲自下田灭蝗。苏轼用诗，记录了他所率领和参与的这场治蝗之战取得的积极效果：“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苏轼在诗的自注中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面对盗贼横行，百姓不堪其苦，苏轼专门向朝廷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做了精辟深刻的分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对治理之策提出了积极建议，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之根，才能真正做到止盗。苏轼还冒着危险冲在治盗第一线，“磨刀入谷追穷寇”。
为了解救弃儿，苏轼带头节衣缩食，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他认为，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甚至时过十年的元丰八年(1085)，苏轼知登州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还都闻讯赶往州衙，叩谢苏轼当年的救命之恩，场景感天动地。
在苏轼的治理之下，日照回归了阳光之治。苏轼在为民中创造朗日，在政通人和中求得欣慰，以德政唤醒日照的阳光，在治理中成就了日照；又以这里的阳光之治，驱除了心中的失落与忧郁，加固了内心的磊落之本。日照，也在昌明中成就了苏轼。
从此，苏轼不再有恨，宽广磊落更加笃定。
日照苏轼，成就了苏轼。他的宽广植根于人格基因，拔节于日照的峻山阔海，烛照于文化的星空。“不应有恨”，是他一生笃定的处世姿势。记得2015年在眉山举行的“穿越千年·对话东坡”座谈会中，在谈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的苏轼于宦海沉浮之中也曾有过怨恨时，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断然指出，不，那书里面的恨是作者加的。是作者看到苏轼受到的那些冤屈，难禁愤愤不平，把自己的情绪带到了书中。苏轼从来没有恨过。
非常有幸，今天，我从眉山来到了日照。行走于日照山海之间，遥想苏轼当年，怎禁得撷一缕阳光，情进怀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