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佳话广为流传。

为了让人们了解这对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夫妻，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向这个学者家庭约稿出书《我们仨》。

最初的设想是，这本书由三个家庭成员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先生写父女俩，钱钟书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但最终，这本书由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完成。

因为爱人钱钟书、女儿钱瑗，都先她而行，去了天国。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仨”走散了，虽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挚情难断。杨绛先生独伴青灯，握笔向彼岸的亲人细细地倾诉。

虽然文字极尽含蓄节制，但仍然掩饰不了字里行间弥漫出的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捧书品读者，无人不动容。

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柴米夫妻之爱

杨绛和钱钟书的相识，源于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中。

对此，杨绛在回忆时说：“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我们都很珍重那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两人一见钟情、再见倾心，迅速谈起了恋爱，随后，在双方父母的赞成和支持下，结为夫妻。那一年，新郎钱钟书24岁，新娘杨绛23岁。

1935年，钱钟书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奖金，赴英留学。杨绛毅然放弃自己在清华未完成的学业，跟随前往。

这一对少年夫妻，原本是书香门第双手不沾烟火气的，现在，在异国他乡，学着为人妻子、为人丈夫，甚至是为人父母，学着打理自己的生活、照看人情世故，十分不易，却也非常温馨。

他们学做饭，玩着玩着，竟快活地玩出了一个新天地。

钱钟书想吃红烧肉，杨绛就学着妈妈的样子，买来一瓶雪利酒，用文火炖肉，把浮沫去掉，把汤留着，最后出锅的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钱钟书吃得很开心。

从那以后，他们对鸡肉、猪肉、羊肉，都以此法效之，不红烧，仅仅是白水煮，也一样的好吃。

他们不认识扁豆，一面剥，一面嫌壳太厚、豆太小。后面才忽然醒悟过来，扁豆是专吃壳的。——他们把这扁豆焖着吃，很成功。

他们静静读书，也乐享生活。

他们每天都要读书。

留学期间，假期非常多，他们就把时间全部都投入读书中。不光读从中国带去的经典诗词和传统书籍，还常常去藏书丰富的牛津大学图书馆借书。

他们每天都要去“探险”——其实就是“散步”。

早饭后，晚饭前，他们都会在大街小巷、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慢慢地走，看到房子，会猜猜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闹市人流，就揣度一下那些人的身份，然后把他与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

他们相爱相扶。

杨绛怀孕，钱钟书反复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到临产时，钱钟书请院长推荐接产专家，外国医生大概是知道中国人的忌讳，就问：“要女的？”钱钟书答：要最好的。

世间最美的情话，不是搜肠刮肚想出来的，而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它就在你心里。

钱钟书学问做得好，但在书本之外，他永远都是拙手笨脚。

杨绛在医院生产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过日子，生活乱成一团糟：桌布被打翻的墨水染了，台灯被砸了，门轴被弄坏了，门关不上……

手足无措的钱钟书孩子般苦恼：“我做坏事了。”

杨绛则一语定心：“不要紧，我能搞定。”

“不要紧”，再也没有比这三个字更能熨帖人心的了，所以钱钟书十分信任杨绛，杨绛说不要紧，他也就真的放心了。

▲钱钟书写给杨绛的情书

三口小家之乐

成了家的人，都渴望有个孩子，钱钟书夫妇二人自然也不例外。女儿钱瑗的到来，给夫妻倆带来了很多欢乐。

钱钟书很喜欢和钱瑗玩恶作剧。

钱瑗小的时候，钱钟书先是把玩她那肥嫩的小手小脚，接着凑近闻她的脚丫子，闻完了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子，小钱瑗就咯咯咯地笑出声。

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父子、父女之乐？大约是爱极了，做父亲的，总会忍不住逗弄那小小的粉嫩人儿一下，或者拿手捏捏小鼻子，或者用胡子扎扎小脸蛋，天然的骨血情深，无需多言，都在一逗一弄之间了。

钱钟书还常常去钱瑗的房间里写打油诗，钱瑗见了，就说这是“爸爸做的坏事”；然后大喊：“当场拿获”，钱钟书呢，就耍赖——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双眼，自欺欺人地说：“我不在这里！”一旁的杨绛笑得都看见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了。

父女之间的对答，既有爱，又有机锋。

有一年暑假，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钱钟书回到家里，钱瑗不认识他，要赶他走：“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钟书窝囊地笑着反问：“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没想到，钱瑗认真地回答：“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

说真的，这个回答，还真是没什么毛病，难怪在一旁的杨绛“十分惊奇”。

夫妻二人以身作则，孩子耳闻目染。

因为夫妻二人素来喜好读书，钱瑗也有样学样。她坐在杨绛给她准备的高凳上，前面摊开一本大书，手上拿一只铅笔，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做笔记——其实是乱画。

她翻书的动作，和钱钟书如出一撤，用两个手指头摘着书页翻，把杨绛看得直乐。

一家三口，三个人的关系很奇妙。在旁人看来，钱瑗最大，钱钟书最小，钱瑗会照顾杨绛、陪着杨绛、管着杨绛，像她的姐姐、妹妹、又像妈妈。

在钱瑗看来，她和钱钟书都是杨绛的顽童，她是哥哥，钱钟书是弟弟。

在杨绛看来，钱钟书又是她和钱瑗的老师，时常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正如杨绛在书中所写到的，“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动荡年代之暖

在知识分子下乡改造运动中，一家三口被下放到三个不同的地方。

钱瑗下放到工厂炼钢，钱钟书被下放到昌黎，工作是掏粪，杨绛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生活，分配给她的任务是种菜。

但，即便是这样，夫妻二人，对生活还是依旧乐观：钱钟书过年回家的时候，还是带了很多当时北京已经买不到的肥皂和蜜饯果脯；杨绛每天笑嘻嘻的，利用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钱钟书夫妇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人人避之不及，钱瑗还是赶回来探望父母。

她先写好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上楼下。然后走到家里，告诉父母自己刚刚贴了大字报，并且和他们划清界限，着重说是“思想上”划清界限。

然后，她一言不发地坐下来，依偎着杨绛，拿出一套自己亲手缝制的睡衣，比比着杨绛衣袖看是否适合，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

在此期间，钱钟书夫妇没有工资，存款也被冻结。钱瑗就把自己的工资领出来，除了留下饭钱，其余的，全省下来补贴家用。

时代的动荡、命运的波澜，都不能分开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家，家在的地方，就有暖暖的爱。

“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一家人好不容易可以安静地相守了，可惜造化弄人。

钱钟书和钱瑗瑗相继病倒，杨绛两头奔波，心力交瘁，但她依然强撑不倒下，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这话读来令人落泪。

1997年3月，钱瑗去世；1998年12月，钱钟书临终。杨绛独留人间打扫现场——整理钱钟书的文集。

至亲离世，杨绛自然是有过迷茫和伤心的，但始终风骨依旧。她一个人，一直住在一家三口住过的普通小区里，再没搬离过。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

到这里，《我们仨》这本书的故事，讲完了。

我们从中读到的，很多很多。杨绛先生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记录了自1935年她与丈夫钱钟书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透过平实感人的文字，我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

世事动荡、人如浮萍，他们却始终能相濡以沫、想扶相持、相亲相爱，这，才是大时代里，最温暖的庇所。

《我们仨》的故事，之所以让人感怀动容，不过是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倾尽毕生所求，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温暖的、有欢声笑语的、稳固的”家，就像“他们仨”一样。

正如杨绛所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是啊，万事如浮云，唯有朴实、平淡、爱，才是生活永恒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