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The Evolution of a Warship Typ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Battlecruiser in Admiralty Plans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作者为马修·S·塞利格曼（MATTHEW S. SELIGMANN）

舰种的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战列巡洋舰在海军部计划中的角色和功能

马修·S·塞利格曼

战列巡洋舰是第一海务大臣杰基·费舍尔爵士的创意，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同时代的人对这些战舰的用途和价值争论不休；在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中，三艘这种战舰因弹药库爆炸而损失惨重，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争论；由于各种原因，现代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起源和目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当前的史学中，对于它们的起源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像乔恩·萨米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战列巡洋舰是作为帝国力量投射舰船而构想出来的，其根源在于需要找到一种对抗法国和俄国计划用一支装备有装甲巡洋舰的舰队对英国商船发动袭击战的方法。另一方面，像本文作者这样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战列巡洋舰的起源与20世纪初英德之间的对抗有关。在这种构想中，这个舰种是专门针对德国将能快速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改造成辅助巡洋舰，并将其部署在大西洋贸易航线上作为袭击舰的计划而设计的。一种能够穿越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这种波涛足以吞没较小的船只）从而追上轻松航行于这条航线的德国快速客轮的超高速水面战舰，首先催生了英国政府补贴的客轮，然后才有了战列巡洋舰。本文将通过证明前一种观点相对海军实力的描述不准确，并指出仅仅关注战列巡洋舰的起源而不充分考虑其实际运用方式所存在的局限性，来为这场争论做出贡献。

I

这些解释中的第一种认为，在设计战列巡洋舰时，英国海军部首先考虑的是全球范围内法俄两国装甲巡洋舰的威胁。然而，仔细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这种假设站不住脚。第一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于1906年2月5日在船台铺设龙骨，此时距离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被歼灭已过去九个月，距离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1904年的英法协约从解决殖民争端的协议转变为事实上的全面外交伙伴已过去一年。因此，第一艘战列巡洋舰开工建造之时，法国海军是友好的，而俄国海军已不复存在。当然，有人可能会说，1906年开工建造的这艘战列巡洋舰，其构想可能是一年前情况不同的时候就已形成。确实，负责设计这些舰艇的舰船设计委员会于1904年底首次召开会议，当时俄国海军的主力尚未在日俄战争中遭遇厄运。然而，即便在那时，英国皇家海军也几乎不认为法国和俄国的装甲巡洋舰会构成任何威胁。因为早在1903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在装甲巡洋舰的军备竞赛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英国在这一类舰艇上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海军情报部门认为任何危险都已彻底消除。而且，由于俄法两国的此类舰艇建造耗时过长，完工后性能又不尽如人意，因此这种威胁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成真。当然，对于英国海军部来说，与法国开战也没什么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建造战列巡洋舰来对抗俄法两国的装甲巡洋舰，无异于在已经解决的问题上浪费大量资金，而且根本无需额外的解决方案。

鉴于法国和俄国缺乏装甲巡洋舰来应对英国新战列巡洋舰，所以英国海军部在这些战舰的建造与这一特定威胁之间的联系上，鲜有明确或含蓄的表述，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相比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列巡洋舰建造之前，其倡导者杰基·费舍尔对其功能的唯一清晰且明确的解释，直接将其与德国的武装商船威胁联系起来。在1905年12月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包括所有海务大臣和海军部的许多关键官员，他解释说，战列巡洋舰是必要的，以取代卢西塔尼亚号和毛里塔尼亚号这类轮船，成为英国对抗德国武装商船的手段。

最初，政府对正在建造的两艘冠达轮船予以补贴，目的是使本国的武装商船能够与当时海上速度最快的德国巨轮相抗衡。但这些轮船一旦武装起来，也只能与德国轮船旗鼓相当，而在战争中，仅仅旗鼓相当是不够的——正如纳尔逊所说：“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应当比敌人强大100%！”如果两艘这种类型的轮船相遇，战斗的结果将难以预料，英国海军绝不能处于这种境地……因此，必须用无敌级快速大型装甲巡洋舰去搜寻并消灭这类外国轮船，这样结果就不会有悬念。像无敌号这样的巡洋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类轮船逐个击破，所以，如果有必要，还应建造更多的无敌级巡洋舰来执行这一任务。

由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这一话题的唯一明确表述，而忽视它转而关注一个虚幻的法俄巡洋舰威胁，在方法论上似乎站不住脚。其听众由海军部的重要官员，这一事实强化了这种观念。

II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在此处以及其他地方都曾努力表明，战列巡洋舰的出现是为应对德国的威胁而非法俄的威胁，但就战列巡洋舰后来的发展而言，这场关于其起源的争论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最初建造这些舰艇的动机是什么，事实是，这些舰艇完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批战列巡洋舰被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这一重要事实却常常被忽视。在完成海试后，这三艘战列巡洋舰被编入第一巡洋舰分舰队，随同本土舰队部署到北海服役。

这种部署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与贸易保护或投射帝国力量毫无关系。相反，第一巡洋舰分舰队的舰艇在那里是为了执行英国皇家海军计划在与德国开战时实施对德国海岸的封锁。它们部署的时间点使得这一点尤为清晰明了，三艘新建成的战列巡洋舰均于1909年3月加入第一巡洋舰分舰队。就在同一个月底，海军部像其各高级指挥官发布了其主要作战计划的最新版本，1909年时该计划被称为“GU计划”。

1909年战争计划的主要目标，正如文件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的那样，就是让德国舰队参战并将其击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如果德国舰队出海，英国海军部应该迅速意识到这一事实，并准备作出反应。因此，该计划要求在德国北海沿岸直接部署几支驱逐舰舰队，在那里观察德国舰队打算出动的任何迹象。如果展开这样的行动，将会有两支英国舰队，一支驻扎在苏格兰，另一只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和沃什河之间，随时准备拦截正在崛起的德国势力并与之作战。当然，英国驱逐舰在那里是为了收集作战情报，从而消除德国海军在北海发动任何奇袭行动的可能性，这样自然会使德国舰队有充分的理由寻求撤离。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一点，德国人派出自己的驱逐舰甚至巡洋舰去赶走英国的驱逐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驱逐舰得到了一列巡洋舰的支持。英国皇家海军的装甲巡洋舰在距离稍远的地方支援这些舰队，如果德国集中力量驱散监视部队，它们随时准备提供重型掩护。这支重型支援部队的核心是第一巡洋舰中队和它的三艘全新的战列巡洋舰。

III

这一部署，作为英国监视封锁努力背后的重型掩护，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一直保持不变，在此期间，三艘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与下一级被命名为不倦号的战列巡洋舰会合。费舍尔和他的继任者亚瑟·威尔逊爵士对这些舰艇的作用的看法非常清楚，它们漫长地停留在北海，直到1912年5月。其原因不是对战列巡洋舰作用的重新定义，而是战争计划的改变。1912年5月，至少自1904年以来一直是对德战争战略核心的监视封锁从计划中删除。在许多方面，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封锁德国海岸的想法在1911年6月进行的演习中得到了检验和验证。此外，这个概念已于1911年8月23日由第一海务大臣亚瑟·威尔逊爵士提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与许多历史记载相反，它并没有被否决。然而，1911年12月亚瑟·威尔逊爵士退休后上任的新海军领导层对此感到困扰。他们担心，德国潜艇部队迟来的扩张，加上水雷战潜力的增强和德国固定海岸防御的升级，使得使用近海驱逐舰舰队变得极其危险。因此，决定将监视德国出击的部队进一步撤回北海。

这一决定对英国的战列巡洋舰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这有一个积极的影响，让它们可以腾出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一点很快就被利用起来了。1912年初，关于英国舰队未来在地中海的实力出现了争议。新任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希望将英国所有主要水面战舰集中在他认为具有决定性重要性的北海地区，并愿意减少地中海等周边地区的兵力结构，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的许多内阁同僚担心此举会影响英国的声望，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反对这一提议。克里斯托弗·贝尔很好地讲述了谈判的复杂过程。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担心的是，结果达成了一种妥协，即英国皇家海军将其战列舰撤出地中海，由新组建的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顶替，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由刚刚解除封锁任务的四艘最老的战列巡洋舰组成。这支部队是英国体现实力的可靠依据，但同时拥有足够的航速，可以在必要时迅速返回北海的主要战区。

如果说撤回北海监视部队的决定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那它也并非没有缺点。其中最明显的是它造成了巨大的战术困难。1912年和1913年进行的评估新部署的夏季演习最终揭示了通常被称为“北海问题”的问题，即在北海中部的监视部队经常无法观测，更不用说拦截进入北海的敌军了。这通常是监视舰船被摧毁的前奏，因为在北海中部建立观测警戒线所需的距离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必然分散的监视部队通常通常会遇到集中的敌人，给观察舰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结果是在新的部署下，让德国舰队参战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别说击败它了。更糟糕的是，敌人很容易就能避开或突破新的警戒线，皇家海军很难维持其长期以来的保证，即它可以保护不列颠群岛免受袭击或入侵。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海军部自然而然地迫切寻求解决方案。但它会是什么呢？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某种形式的观测封锁，再次为皇家海军提供可靠的德国舰队活动预警。然而，尽管在这一时期对占领德国岛屿作为前进基地、在德国海湾进行大规模的驱逐舰行动或使用潜艇作为封锁舰船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在1914年8月之前，这些想法中都没出现任何明确的结果，尽管人们一直希望这些选择中至少有一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行。当然，与此同时，目前仍然存在能力缺口。

这个缺口的存在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北海中部巡洋舰警戒线上，以便它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观测系统，更不容易被优势力量击破。作为解决这一特殊要求的一种手段，在皇家海军的许多高层看来，战列巡洋舰能贡献很多。

其中一位是第五（后来重新命名为第二）巡洋舰中队指挥官多夫顿·斯特迪海军少将。在1912年和1913年期间，斯特迪参加并随后分析了一系列主要的演习和训练，其重点是了解北海问题的本质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训练太多了，无法在这里列出，但他们提供的教训和斯特迪从中得出的结论值得详细总结。

首先，训练最终证实了已知的事，即“长巡洋舰列的弱点”，特别是“当其位置被有进取心的敌人所知道时”，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点。首先，北海的能见度有限。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斯特迪写道：“巡洋舰巡逻队……每次真正的训练都失败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部署在观测巡逻中的舰船都是装甲巡洋舰，而对于这个舰种，斯特迪总结说，显然是一种价值有限且价值在不断下降的资产。正如它所解释的那样，装甲巡洋舰既缺乏躲避现代化重型部队的航速，也缺乏与它们交战的火力。因此，当敌人袭击时，正在巡逻的装甲巡洋舰既无法撤退报告，也无法战斗，成为敌部队的“囊中之物”。因此，斯特迪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已经被“降级”为战斗舰艇，以至于“由目前类型的（装甲）巡洋舰组成的长巡洋舰列在本土海域是不可取的”。如果它们需要被留下来——而且缺乏替代迫使它们必须这样——那么他建议它们以中队的形式行动，这样的数量可能弥补战斗力的不足，即使以前分散的单位如此集中会造成警戒线上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哪些舰船适合替代装甲巡洋舰在观测部队中的行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引出了第二个关键结论，即演习表明有两个舰种适合在北海进行观测工作。第一种是轻巡洋舰。拥有高速，至少在好天气下，它们有能力避开大多数比自己更强大的舰船，因此，用斯特迪的话来说，它们可以“分散开来……观测广阔的前线”。轻巡洋舰无法躲避的是另一种在演习中脱颖而出的舰船，那就是战列巡洋舰。与轻巡洋舰一样快，但与轻巡洋舰不同的是，战列巡洋舰也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或逆风中保持高速，它们是极其强大的战舰。结果，演习一致表明，敌人的战列巡洋舰可以成为装甲巡洋舰的“囊中之物”，也可以用来“打破前进的巡逻线”，即使这条线列是由轻巡洋舰组成的。如果必须使用装甲巡洋舰的话，唯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部署战列巡洋舰来支援这些舰艇，并将轻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配合使用，后者为前者提供掩护。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

人们认为，维持北海中部观测系统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战列巡洋舰，最好是与轻巡洋舰一起使用。不仅仅是斯特迪，海军领导层的其他主要成员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本土舰队总司令乔治·卡拉汉爵士，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斯特迪一样，都是在目睹了各种训练和演习之后得出的。1913年3月，他给战争参谋部写了一封信，第一次表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卡拉汉在文中指出，根据“最近的巡洋舰演习”，现在“很明显，几艘战列巡洋舰可以完全打破由我们最好的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巡逻（或观测线）”。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战时，英国需要战列巡洋舰来“支持巡逻中队在北海的观测任务”，而且它们“除了支持巡逻之外，不能被留作任何用途”。

卡拉汉一得出这个结论，就在许多其他场合向海军部复述这一结论。例如，在1913年8月，当评估夏季演习的结果时，他回应了斯特迪的观点，即装甲巡洋舰“正在迅速成为一种过时的舰船”，并断言，“所有迹象都表明，战列巡洋舰与快速轻巡洋舰一起，现在完全主导了巡洋舰形势”。同样，1914年3月，他通知海军部，装甲巡洋舰“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舰种，在他看来，“战列巡洋舰完全主宰了北海的巡洋舰形势”。因此，他认为该舰种的明显优势对英国至关重要，并接着评论了战列巡洋舰与轻巡洋舰协同作战的必要性。正如他在同一天发出的另一封信中所说，就北海作战而言，“战列巡洋舰与轻巡洋舰的协同……是最重要的”。

卡拉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海军少将戴维·贝蒂的赞同。贝蒂于1913年3月1日被任命为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的指挥官，他很快在一份关于“战列巡洋舰中队的功能”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他认为战列巡洋舰的主要作用是支持轻巡洋舰的快速侦察力量或装甲巡洋舰的封锁力量。和卡拉汉一样，他在很多场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1913年9月8日写道：“战列巡洋舰中队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为巡洋舰中队提供支援。”同样，在1914年3月3日，他把战列巡洋舰的功能列在了最上面：“为支持前进的巡洋舰或为装甲巡洋舰的行动提供快速而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用于巡逻、监视、搜索、侦察还是其他任务。”其观点很清晰。

如果说海上的高级军官普遍认为战列巡洋舰是加强北海中部巡洋舰警戒线的关键，那么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利用它们来实现这一目的。在各种训练的基础上，至少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首先，如果装甲巡洋舰继续提供大部分巡逻部队，尽管对其是否适合这个角色怀有各种疑问，那么战列巡洋舰可以用来为它们提供重型支援，以弥补装甲巡洋舰在航速和战斗力方面的不足。另外，战列巡洋舰也可能以某种尚未明确的方式与轻巡洋舰协同作战。

IV

海军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解决，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海军部如何回应舰队方面意见的问题。虽然由于文献记录的缺失，很难将故事的某些部分拼凑起来，但从丘吉尔留下的会议记录来看，似乎很显然，伦敦的海军领导层至少早在1912年10月就在研究北海巡洋舰组织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很显然海军部有人提议建立由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组成的混合巡洋舰中队，丘吉尔反对这一提议。然而，虽然第一海军大臣将继续反对将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协同起来，但他对混合舰队的看法是，随着构成的不同，将会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他窥见了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配合使用具有相当大的优点。1913年4月3日的一篇论文阐述了这种形式的优点：

战列巡洋舰因其强大的力量……特别适合加强轻巡洋舰的观测线……除了敌人的战列巡洋舰外，30节的轻巡洋舰对任何浮在水面的舰船都毫无畏惧……为了对抗底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天然的支援是我们自己的战列巡洋舰。当林仙级准备就绪时，最好是和战列巡洋舰一起训练，4艘轻巡洋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线列，相距15英里，在晴朗的天气里可以轻松地监视 90英里的前方，在这些由保护的战列巡洋舰组成的最长的线列上，将没有一艘轻巡洋舰……在一艘突然出现的敌战列巡洋舰发起攻击之前，是不可能到达的。

这份会议记录并没有立即产生任何结果，但它所阐述的原则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因为当1914年1月讨论海军将来力量结构的问题时，混合中队被提上了议程。正如战争参谋部的提案所记录的那样，新组织的一个目标是：

为了使那些负责北海观测任务的部队的混合中队尽可能发挥作用的原则，该系统在后期的演习中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并得到海军将官斯特迪的推荐进行试验。

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看到了这个提议，他补充说，他特别渴望看到“如何最好地将战列巡洋舰与林仙级结合起来”。这个想法并非没有反对者。战争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乔治·巴拉德上校认为，两级军舰不会有太多直接的合作。另一个对手是查尔斯·马登，第二巡洋舰中队的指挥官。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卡拉汉将军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拥护者。这在海军部是众所周知的，巴滕贝格写道：“C-in-C本土舰队喜欢把林仙级和战列巡洋舰结合起来。”卡拉汉的支持很有可能在这场争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谁是决定性的声音，在1914年7月初，海军部最终决定了到1917年4月期间各舰队和中队的力量结构计划时，决定将北海的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的协同制度化。第一步计划在1915年3月进行，当时贝蒂作为海军少将指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的任期即将结束。他一挥动他的旗帜，他的中队就被“拆分，和8艘轻巡洋舰组成两个混合巡洋舰中队”。然后，在1915年12月，打算从地中海撤回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该中队也将被拆解成两个额外的混合中队。因此，到1916年初，英国在北海的主要巡洋舰部队将由四个混合中队组成，每个中队由两艘战列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组成。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海军领导层设想的战列巡洋舰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海的。与轻巡洋舰协同作战，它们将提供有效的巡洋舰警戒线，这是1912年5月放弃观测封锁所必要的，但演习一直表明，现有分散的装甲巡洋舰编队无法提供这种警戒线。这有两个重要的含义。首先，就战略而言，它表明实施所谓的“远程封锁”并不是海军部的目标；相反，其目的是重建一个有效的观测系统。其次，它明确地揭示了海军部如何看待战列巡洋舰。最初的设想是为了确保英国在公海上的安全，抵御德国侵略者，自服役以后，它们就被部署在北海战场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不是预设敌人，那么至少是在预设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