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8月31日至9月3日访华。此前曾有外媒称，克里此行将施压中国作出具体减排新承诺。

在2020年12月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已就减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必定是言行一致的。中国既不会因为外部的干扰和杂音搞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跃进”，也不会因为短期的困难和挑战而放缓我们的步伐。

2019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2020年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中方表态愿意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并于今年4月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会左摇右摆、朝三暮四。

首先，“3060”目标是因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战略决策。根据联合国最新评估报告，受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深受其害，若不能在短期内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效措施，抑制全球升温的幅度和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将不得不为气候变化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为此，在科学研判各种形势发展变化以及需要后，中国承诺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致力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这既是为了改善气候环境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也是为了自主履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为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携手共进，迎接挑战。

其次“3060”目标也是全面考量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能力的综合判断。基于气候变化应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两大任务的确是任重而道远。既要持之以恒地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减缓升温的幅度和速度，将气候变化最终控制在人类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也要在现有的升温水平下，更好地适应气候的各种变化，并改善人类福利。在这两大任务面前，“最优化”显然是重要的路径选择依据。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人类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间选择一条“最优路径”，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他看来，任何“过度的减排”和“减排的不足”都将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人类福利的最大化。为此，中国有必要在煤炭利用等气候相关产业方面坚持理性思维，全面考量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再次，“3060”目标的实现贵在坚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在全面部署和推进“3060”目标，着手制定相关的路线图、施工图，其中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中国要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走完从碳排放的“上坡”到“下坡”直至“归零”的全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时间短、任务重。另一方面，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肩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要实现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经济体量、能源消费都会有不小的增幅，要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3060”目标，其中面临的各项挑战远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此，我们必定是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身的发展节奏，在双碳发展的“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