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人的问题责任在香港通识教育课本吗？通识教育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政治化的？“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对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媒体与教育如何共同影响了年轻人？25日，CGTN主播刘欣带着这些问题对话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通识教育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邓飞说，通识教育课是香港推行教改的一个重点核心的内容，本意是希望从一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里解放出来。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它却变成了一种时事政治教育。

邓飞认为，通识教育的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的考试。 香港教育局是政府部门，它管学校和课程，而考试局是一个独立法人团体，他们来出考试题目、阅卷和改卷。考试局以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来设计题目，但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规定通识教育的课程大纲。考试局在实践上确保了香港的时事政治被列为必考题目。在过去8年的考题中，有5年都考了香港敏感的政治话题。虽然没有要求学生一定要回答建制派或者反对派的观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强迫高中阶段16-18岁的学生都接受这种时事政治教育，导致学生在政治方面早熟。

学生过早接触这些东西，他个人人生经历不足，难以去分析和回答这么复杂的政治时事。 这就导致在媒体上谁的观点最流行，学生就吸收谁的观点最多。香港媒体的生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反对派的话语权较大，特别是各种古怪的口号，建制派甚至中间派都偏弱。通识教育是时事导向的，而反对派的观点最炫目、最吸引眼球，对于学生、老师来说，反对派的观点就被吸收了，就这么一个逻辑过程。

对“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缺乏有效驳斥

邓飞认为，孩子们现在在道德和法治方面已经没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标准。他们受到“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的影响，认为我只要是追求我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即使违法也无所谓。 邓飞认为，这和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区别。从2013年到今年，这种异端邪说其实已经在整个社会流传了很多年，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有效驳斥，它反而可以通过所谓通识教育等正规的课程，进入课堂里宣讲。

香港以前是所谓法治社会，大家对法治有一种自觉的信仰和尊重。 但是，到今天，“违法达义”等观念相当普及。它不但造成学生法律意识开始松动，甚至造成成年人，比如家长或者是他们的老师，也没有那么坚定地去信仰法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投掷汽油弹，甚至动手打无辜的路人。

邓飞说，这当然也不是大面积的学生卷入其中，但从绝对数字上看是很惊人的。据他观察，越是专注于学习和校园生活的，对这些越冷静，越不愿意随便参与。反而平常在校园生活或者学习中得不到满足感的学生，特别喜欢卷入这些事情中去寻找另类的满足感。所以这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背后也是一种青春期叛逆行为，只不过这种青春叛逆行为被政治化了。

对中国国情可能有400种表述 对中国历史厚古薄今

邓飞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做国民教育或者说国情教育，都希望培养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下的中国发展。但是最大的问题有两个方面：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使得国民教育这四个字被妖魔化，造成了学校不能够旗帜鲜明，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教；更致命的是第二个原因，国民教育没有一个独立的学科，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 香港400多所学校可以自己决定要教什么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国情可能有400种表述。

至于中国历史课，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很长，很多学校因为时间不够用，就把教学和考核的重点全都放在古代历史上，到近现代史、当代史只能一笔带过，造成了教学厚古薄今的现象。中国历史课多是对历史客观的描述，不会太细致，教师也尽量做到客观中立，不能把个人的观点和偏好灌输给学生。但是这也要看教师的职业操守，实际上他进入教室怎么讲，就只有他自己良心才知道。

邓飞说，香港的教育并没有让年轻人更加熟悉当下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年轻人思想上或者情感上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