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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传/文 今年5月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相继提出并不断强调、完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主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水平开放条件下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国际大循环”：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面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问题[1]。鉴于在实践中实施进口替代战略[2]的国家鲜有成功的案例，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实施出口导向战略[3]的国家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采取了引进利用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刺激出口、积累外汇储备、进口设备和技术进而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模式。以四大经济特区为基础，1988年中国开始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因资金来源与产品市场都在国际市场,这在当时被称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种被称为“国际大循环”的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沿海发展战略”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逐渐扩大的市场等条件支持下，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成为重要的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量承接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地位；进入 90 年代，中国抓住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促进了机电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为中国实施“国际大循环”和“沿海发展战略”添加了新的动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代。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一是外汇储备不断积累，从不足转向充裕。199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14年达到3.99万亿美元的高峰，稳居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位置；二是中国贸易规模、吸引外资规模快速膨胀，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进出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29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2019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5791家境外企业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三是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产业体系不断完善。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几年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2019年，中国GDP总量接近百亿人民币，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后连续多年稳居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30%，是目前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4]。总而言之，“国际大循环”战略及FDI的流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以及推动经济增长[5]。

对外开放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正确选择，通过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经济结构失衡。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超过80%；2006年，中国进出口依存度达到64.2%、出口依存度达到35.4%的峰值。而且在投资中，FDI一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二是在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时没有顺势推进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调整的代价越来越高。在不可贸易品领域，主要表现为服务业等开放不足，导致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领域缺乏创新和竞争能力，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在贸易品领域，通过人为控制能源、汽车及一些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国内税费，造成国内外价差悬殊，大量消费需求转向海外。三是成本与收益不完全对等。国际大循环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配置资源和市场，通过消耗国内的劳动力、原料、能源等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因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的企业和工人只得到有限的加工费，而跨国公司获得大部分收益。四是对国有企业和外资的过度激励抑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尚未出台，各地至今仍普遍给与外资企业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即使在加入WTO以后，中国依然保持对国有部门的行政干预，通过排斥竞争强化其在国内市场的垄断或寡头地位，进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国企规模更加庞大，国进民退趋势明显。民企的预期受挫、信心不足已成为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是2010年前后国际经济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溢出效应之一。国内长期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结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3年以前，在“国际大循环”战略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主要表现为持续的、规模巨大的贸易顺差与外资持续流入并存，导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随着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贸易盈余增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即美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6]。鉴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私人消费需求，而中国经济增长由外需和投资拉动，中国的通过贸易盈余和吸引外资积累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渠道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的高消费和高负债。这种国际经济“双循环”机制在较长的时间内支撑了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外需萎缩，出口减少；美元贬值，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延续至今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国的中国被指责为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承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反补贴、反倾销压力[7]。

实践证明，通过政策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从长期看，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如果不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后续出现的问题将越来越多。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中国在两个百年之交，为应对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阶段变化和转型要求而进行的战略调整。这既是主动引领转型、构筑新发展格局的前瞻性布局，也是应对当前疫情和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性考量。从国际看，以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为特征的长期停滞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同时保护主义上升、大国关系重构和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导致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从国内看，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外需将进一步萎缩

中美关系恶化使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贸易战的爆发动摇了中美长期保持的总体稳定的关系，而疫情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疫情责任方面美国不断指责中国，并在香港、台湾、南海、新疆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频繁挑战中国底线。中美冲突正全方位升级，从经贸领域扩散到金融、技术、产业和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从正常的分歧扩展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全面对抗，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从接触转向全面遏制。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美国将继续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继续通过关税等手段压制中国开放市场、主动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以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由，运用长臂管辖等工具，阻挠干预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并购，直接制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在高技术领域削弱中国的后发优势；要求美国企业回迁美国，同时驱逐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将贸易重心逐步转向欧洲和周边国家，推动实现与中国“脱钩”。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欧、中日、中俄等关系也将更为复杂微妙。

保护主义使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过去20多年，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对于不平等问题加剧的原因，一些政治家与民众将其归结为全球化，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倾向日趋强化，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制造业回归、本国优先、公平贸易、弱化多边贸易机制等政策选择，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而且，新一轮技术革命未能成为全球化的直接动力。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要素的国际流动因疫情而停顿，反映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疫情进一步重创已经被中美贸易冲突削弱的全球化，并刺激区域经济合作，这种趋势将延续到疫情结束，并有可能最终常态化。在全球化受挫的情况下，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国出于风险防范、均衡收益、获得国内支持等动机，有可能选择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内解决自身的问题，甚至在一定范围内与特定国家脱钩。

疫情使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上升。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动能减弱的趋势非常明显，资本积累速度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今年以来，疫情的出现使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低通胀率、低利率、低增长率并存的长期停滞状态。今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下调为-4.9%，并表示这将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未来几年，因基数下降、刺激政策效果显现及自我修复机制发挥作用，世界经济将进入缓慢复苏阶段，但潜在增长率下降、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将长期困扰世界经济，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和重构，加大长期停滞风险。全球经济长期停滞必然会导致外需萎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应降低。

（二）发展阶段切换，国内已具备实施“双循环”的条件

从经济总量看，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四十多年间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进一步扩大。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产业结构基本合理、工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工业国家，GDP总量已接近百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国内市场规模和潜力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今年来，中国经济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低谷，实现了经济恢复性增长，显现出大型经济体所固有的韧劲和市场活力。

从结构看，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最近几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业，新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信息技术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面临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优势趋于消失；二是后发优势不再；三是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包括新一代青壮年优势、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8]。

（三）对外依存度降低，内需已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

2006年以来，中国不断提升对内需的重视程度。当时，中国已经入世5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达到一个高峰：外汇储备破万亿美元，进出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达到最高点，国际收支状况已大幅改善，但是同时也带来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等问题。鉴于过度依赖外部投资和市场的消极作用，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并研究这个问题。因此，2006年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政策重心逐步调整，从高度依赖“国际大循环”逐步转向扩大内需，转向国际国内市场的协调。如“十一五”规划提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此后的重要会议、政策、规划中，扩大内需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

经过十多年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下降，内需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进出口、对外依存度都出现了大幅下降。2016年以后，下降趋势趋缓。201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下降至31.8%，出口依存度下降到17.4%，均比最高点下降了一半以上，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国际看，一些发达经济体也经历过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后逐步回落的发展阶段（2019年，美国出口依存度是12.2%，日本是14.7%）。

除了中国在政策方面的调整和引导外，内外多种因素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对外依存度的下降。从外部看，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导致全球或区域经济迅速收缩。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分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非常明显。加上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全球经济的活跃度、进口和出口需求大幅下降。从内部看，全球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对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人口老龄化日益临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弱化，影响出口增长和外资流入。

总之，中国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的要素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强的内生动力，客观上也需要及时进行政策和战略调整，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内需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为经济增长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约和风险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坚实的改革基础。但是，在当前形势下，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还面临不少制约和风险。

（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群体、领域预期恶化

内循环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有效需求支撑，但2006年以后，中国在启动内需方面一直缺乏系统有效的战略和政策手段，导致内需增长缓慢。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增速放缓的同时，内需增长没有跟上。从投资需求看，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对GDP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其中主要问题是民企预期恶化、信心动摇，投资意愿低迷。尤其是2017年以来，受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三去一降一补”、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民营企业困难加剧，一些诸如“新公私合营”、“民营经济离场”等言论和思潮也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同时，固定资产投资（2019占GDP比重56.6%）、房地产投资占比过高（2019占GDP比重13.3%），对其他领域和行业的投资需求产生一定挤出效应。

从消费需求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房价上涨过快等均影响消费需求的提高。劳动报酬偏低直接制约消费。2019年中国GDP总量达到99.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70892元，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733元，相当于人均GDP的43.4%；其中，真正转化为最终消费的只有21559元，不到人均GDP的三分之一。从国际看，中国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水平，正向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迈进，但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近年来，尽管脱贫攻坚取得一定成效，收入相对差距缓慢缩减，但低收入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低。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抽样调查结果，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9.64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这意味着将近70%的人口扣除基本生活支出后基本没有消费能力。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产生了全面冲击。房地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房地产过度繁荣及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导致金融风险大幅上升，家庭杠杆率过快上升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老龄化正加速到来

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日趋明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是，在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预计未来5到10年间，中国将迎来人口峰值，进入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未富先老”成为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刘易斯拐点”到来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企业将逐渐面对劳动力供应不足、用工成本上升的问题。

（三）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制约经济内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建立了较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以形成并逐步完善。但由于种种原因，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一些重要的改革受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的影响进展缓慢。从行业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一些领域的供给有所改善，但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服务业领域供给不足、供求错配局面仍然存在；一些产品或区域市场还比较封闭，国外产品、区域外产品的进入和流通还存在较多的限制；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些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停滞不前，一些重要领域行政干预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充分、不平衡，难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产权制度以及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还存在较大缺失，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成为经济实现内生性增长的重大障碍。

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问题及政策导向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5月23日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座谈会、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均对“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涉及的重要问题逐渐清晰明朗。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在更加开放条件下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维护者。国际市场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和投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进口和外资来源地，“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得益于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正确选择，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依靠国际市场，中国不仅实现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进出口，而且保证了粮食、能源、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安全[9]。今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外需又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对外要以继续扩大开放为主要思路，既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要避免过度依赖内循环导致经济封闭，甚至出现改革开放走回头路。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既不是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也不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而是要继续重视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重要作用。既要看到内需与外需互相替代的一面，也要看到内外需互相促进的一面，从更加开放的视角审视外汇储备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推动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开放。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作为核心和战略基点

借鉴克鲁格曼、斯潘塞、布兰德等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观点，在国内厂商尚未成熟到具有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保护、开发国内市场，以国内需求促进本国厂商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进而走向世界，实现规模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国内国际双循环正是立足于扩大内需，通过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完善，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互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的福利。

发展阶段切换和主要矛盾变化客观要求中国更加重视内需，加快向消费社会转型。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还涉及到民众社会福利的提升。虽然早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就明确提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当外部环境恶化、外需不稳定、国际大循环受挫时，内需的重要意义相应上升。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并不是主动人为降低出口，而是通过增加内需，自然而然地降低外需的相对比重。

（三）从持久战的角度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涉及的中长期问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既有结构性的、也有周期性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在越过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以速度和数量为主的初级阶段以后，必须更加重视民生，积极推动向以效益和质量为主、面向内需的消费型社会转型。实现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是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消费阶层的比重，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要进行一种系统转型，而这很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甚至在实现过程中出现反复。

（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相结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对内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推进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中国致力于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打通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市场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但是，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仍差强人意，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尤其是在土地、户籍、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影响国内大循环的顺利实施。实现“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目标，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按照近年来出台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影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助力内循环；要通过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要的区域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不断提高大陆的整体开放程度，降低要素跨区域、跨国界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国有企业和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妥善解决民营资本的发展诉求，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内国际双循环”主要的思想和政策已经体现在今年以来所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各项政策以及所召开的各次重要会议中，并将在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进一步细化和落地。

总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恶化、全球经济衰退、脱钩压力上升，以及美国科技出口限制收紧等。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优势和机遇，即使在疫情冲击下仍有能力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而且，国内消费市场体量和发展潜力巨大、技术不断升级、数字化提速、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政策空间大、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望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国内市场潜力有望被再次激发。只要中国坚持自身的发展战略，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不断促进生产率增长、促进国内竞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有效需求，继续扩大开放并加强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作者系阳光保险集团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1]双缺口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等提出的，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大于储蓄和进口大于出口的一种经济模型。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处理好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如果出口小于进口，就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以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

[2]进口替代战略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本国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

[3]出口导向战略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出口工业，逐步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政策。这种以出口鼓励作为经济动力的发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优点比较显著。以这种方式发展的国家，大都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4] 截止目前，联合国划分的国际工业体系分为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

[5] 余永定，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4.3-4.

[6] 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Rato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这一名词。

[7]2009年，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责中国“一味依循重商主义政策，把汇率人为压低、保持高的贸易顺差。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今天，这无异于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克鲁格曼呼吁，这些受害者们应该“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

[8]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20·径山报告》（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2020年8月。

[9]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分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工业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进口商品分为工业制成品与初级原料，其中主要进口种类分别为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