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一鸣 编辑/计巍
临时保安刘炽把守的方舱二号门
对讲机一直在响。这里是上海市浦东北路,一家方舱医院门口。刘炽在这里做外围安保,中介给出的价格是600元24小时。他一次守岗的时间超过了30小时,领导说,一个班不能超过48小时,怕人猝死。
刘炽是在上海流动性最强的一群人之一。他说,做保安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在上海他一直在做零工,准确说是“日结”。20多年“工龄”中,他做过餐饮、电竞、物流,也进过富士康。近两年,做得最多的是保安。
上海爆发疫情后,工厂关停,零工们不再流动。一个月来,一天换一个厂的”日结”们一部分成为了保安,制服把他们裹进新的身份,从流动的沙子变为社会管理的末梢。
保安
对讲机还是滔滔不绝,每次响起的间隔不到两分钟。晚上11点半了,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刘炽形容它为“飞屏”,或者说大喇叭。保安间都这么叫。这种叫法来自网游,“飞屏”的意思是全服广播,这是大伙都懂的名词。
在网游里发大喇叭通常得花钱,对讲机里不用,当然,也不能随便讲。“一天到晚都在响。”刘炽说。他已经把它当成白噪音了,只有听到“二号门”三个字他才会支棱起来,那是他在这个系统中的名字。
方舱的保安分为三种,内舱、外舱,还有外围。刘炽是最后一种,离感染者最远,属于最安全的,当然工资也最低。刘炽接受这种按照风险系数递推报酬的安排,毕竟一旦感染,在当下的上海就等于失去劳动机会——尤其对于他这种基层劳动者来说。他得保护好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要知道,不知多少人想做这份工但被封在小区出不来呢。
“二号门”这个代号下共有两人,自由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领导就一条原则,岗位上至少有一个人保持清醒,要睡觉,就垫着旁边堆着的建方舱剩下的白色木板。这座方舱共有七八个出入口,功能不同,分为物资输送、转运患者、救护车、废弃物等。二号门是运出垃圾的,刘炽说转运的门最大,六个人在岗。他身后的铁门内就是垃圾堆,垃圾车队一天来运两次,一次拉出十一二车。
路上空空荡荡的,基本就是货车、垃圾车、救护车,还有电动车时不时经过,那是跑腿或者快递。他也会看到有些货车趴在路边,不见有人认领,几天后,终于有人来开仓清点,然后是垃圾车开到它们旁边,把坏掉的食物拉走。
刘炽管不了那么多,他能顾上的只有眼前,那是他的职责范围。而眼前的东西也会被扔掉,那是电动车们拉来的物资,几十个塑料袋里装着水果饮料烟酒零食,都是方舱里的人网上下单买的。按照最新规定,除了药,任何外来物品不得进入方舱。但还是会有人下单,那些塑料袋一天被清理两次。
刘炽对规定表示理解:“要是除了药品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放进去,这里面好几千人上万人嘞,每个人都买买买,我们一天到晚其他事啥都别干了。”看着这么多吃的被扔掉他也心疼,但从来没碰过,他得回避感染风险。他听一个中介说,要是被确诊感染,会在隔离期间收到一天三百元的补助,到他们手里大概一百五到一百八。但实际情况会怎样,他也不知道。
刘炽从2月底就开始做防疫相关的工作了。从2月21号起,他在王港一所公安局下做联防队,类似辅警的工作,他说。在那里,他和同事们负责疫情管控区的巡逻,“出事”时要拿上钢叉和防爆盾站一排。工作一个多月,刘炽负责的区域内无事发生,“那片的居民素质都不错”。
4月初,王港的工作结束后,他到了方舱。此时,他拥有在上海几乎最宝贵的东西:在街面活动的自由。他通过一家劳务公司找到了这份工作,比上一份工作待遇还高。做联勤时,他210元一天,住活动板房,睡六人间上下铺的木板床,要自己买饭。在方舱外围,12小时三百,24小时六百,感染风险最低,坐着就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除了值守,大部分时间刘炽没什么事做,就划拉手机。他1983年生人,再过一年就四十了。20多年来,他基本一直在社会上“混”着。在上海,他做日结工,住日租房,“这时候做保安的都是我们这种人”。他管自己叫“背包客”。
3月17日,一名55岁的上海小区保安被临时征调到一处疫情点,通宵值守12小时
流动
刘炽说,自己是四川乐山人,毕业于四川乐山卫校。上中专那阵,他就开始“混社会”了。每天就是打架、喝酒、上网吧。他也是从15岁那年接触电竞,打的第一款游戏是《红色警戒》。
在家人眼中,刘炽是个彻彻底底的“网瘾少年”。他觉得从来没有亲人理解过他的爱好。刘炽的父母都在他22岁时过世,还在世的亲人只有外婆。
从卫校毕业,他留在乐山干餐饮,后厨前台都干过。生活和以前一样,一个月挣一百二到一百五,下了班就钻进网吧,通宵打游戏,现在这个班熬个三十多小时,他觉得不是难事。
日子一天天过,游戏不停迭代。《红色警戒》《反恐精英》《穿越火线》。单机,联机,到网络平台对战,世界变大了,刘炽也跟随网游离开小城。他自称参加了第二届腾讯举办的穿越火线“百城联赛”,到上海参加总决赛,拿了个人赛第二名。随后,就是签公司,进战队,还去韩国打过比赛。据统计,电竞选手平均退役年龄为24岁,刘炽在26岁起步。
但他没有像中国选手李晓峰一样,赢得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28岁时,因为战队解散,加上年龄增大导致的反应能力下降,刘炽从电竞行业退役,回到四川,到成都富士康做了流水线工人。
在富士康工作也需要“手速”,刘炽在流水线上做了六年,从iPhone5做到iPhone13。纹身早都洗掉了,就剩大臂上的一个“忍”字。他不喜欢那里,感觉流水线做久了人会变傻,“行尸走肉似的”。
2018年,为了照顾奶奶,他回到老家,奶奶过世后再出来已是2020年春天。他先去了福建做了一段,以安保工作为主,因为工资低,几个月后来到了上海。
刘炽不用行李箱,就背一个包,包里是充电线、接线板、洗漱用品、毛巾什么的。在方舱做外围没地方洗澡,但只要保证手机有电,就能活下去。车墩、康桥都有不少日租旅馆,一个床位一天三四十块钱,附近也有不少劳务公司,他在这两个镇都住过,干到哪住到哪。
好活和坑活都有,看运气,也看经验。容易“踩坑”的是物流分拣,因为可能被分到那些全是大件商品的仓库,一个人要扛两三百斤的麻袋,还有冰箱洗衣机。工资400元,比其他工作能高个100元,但干一天要歇三天,匀下来不划算。
也有好工作。刘炽在迪士尼做过内保,上班就是按照路线巡逻。迪士尼里“全世界的人都有”,他喜欢做这个。
没事做的时候,刘炽能整天泡在小说里。他最爱看玄幻题材,关于人逆袭成神。他也喜欢在手机上看日漫,还有大片。外国的就是“漫威”系列,国内的爱看《战狼》。
他只在屏幕里做英雄,在外面,他现在是一名防疫保安。
陈徽把守的小区岗亭
身份
也有外地人因为无法离沪做了防疫保安。
湖北人陈徽在襄阳开餐饮店,2月25日开车到上海参加品牌方的培训学习。3月10号,他发现离开上海的高速全封了,而酒店的价钱从一百多涨到四五百。他听随行的朋友说上海在招防疫保安,决定去看看。
3月12号上午,陈徽坐车去了康桥,那里有大量劳务公司的门店。陈徽走进一家门店,登记了信息,便坐上了中介的车。
那是辆白色的皮卡,20多人一会就把车斗挤满了。车开了不到20公里,下午两点半,把他们放在了花木镇一处路边。这里是劳务公司与用工单位的中转站,陈徽们能做的只有等待。不时有车开到这里,拉上两三个人,送到上海各地小区的单元门口。
十点半,天已经全黑了,陈徽终于排上了号,坐车来到一家小区。现在,他换上了一身黑色保安服。制服赋予了他新的身份,把他和庞大的管理系统捆在一起。
工作的原则是“只进不出”。陈徽在居民楼微信群里,当居民有出门的需求时,首先会提交到他这里。
保安陈徽会判断他们的需求,哪些是“合理合规”,哪些是“无理取闹”。他表示,只要是能帮到忙的地方,他都会尽力去做。例如拿快递、到社区盖章开证明,他都会身体力行或向居委会申请协调。只要保证“只进不出”这个原则——“这是我的本职工作”,陈徽说,本职工作是必须要首先做好的。
陈徽吃住都挨着单元楼。他所执行的规定是,楼内若有阳性患者,封闭14天;楼内有密接,封闭7天。封闭期间至少两天一次核酸。如果测出阳性,就要重新计数。
至于每栋楼具体封到哪天,“这个是由疾控中心来决定的”,陈徽只是规定的执行者。他总共在七个小区的楼门口值过班,睡觉条件赶上什么是什么,最好时会有棚子和床,差点的就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坐着睡。
大多数楼内的居民和陈徽处得不错,他们有时会给他送水,还有人给他送过被子。在现在这个楼门口,他每天会收到两份早餐,居委会送一份,居民们也给他送一份。
但还是会偶发冲突。
他值班的上一个小区是老小区,3月25日封楼。月末的一天,中午11点多,有位50多岁的居民称要做化疗,但是联系居委会无法解决,要自己出去上医院。陈徽和岗上的另一位保安表示,他们的职责是保证所有人留在楼内。为了联系上社区工作人员,陈徽往居委会跑了三次,终于要到负责人电话,但打过去,对方表示在忙其他工作无暇顾及。“凭什么不让我去医院?”那人坚持离开,陈徽拨打了110。
陈徽说他没办法,只能这样做:“这是我的职责”。
最后警察带走了那位居民。下午两点多,他回到了小区。“最后他也理解了”,陈徽说。
刘炽的职责则是阻止外来的人和物进入二号门。
4月12日晚,一份快递送到了门口。当然,这是刘炽必须拦下的。快递员给里面的人打去电话,刘炽把电话接了过来。
“你是工作人员吗?不是工作人员你这个东西拿不进去的。”
“我是昨天上午看到别人买我才买的,这次让我收一下,我下次不买了行不行?”电话里的女声对他说,“我还有两分钟就到二号门了。”
禁止除药品外的物资递送的规定从4月11日上午开始执行,她看到其他人收到的物资,那一定是采买于规定颁布之前。“我不知道规定”这种理由不能打动刘炽,以及他身后的规则。
“把东西从门上头扔过去。”旁边的快递员支招。“扔过去她也没法过来拿。”陈炽一口否定了这个提议。她从方舱里面到刘炽这儿要过“三关”——先要推开通往楼道的门,再穿过整个方舱的大门,最后到达二号门内,而二号门大门是从里面开的,陈炽说了不算。“你就是到了门口,大白也不会给你开门的。”陈炽认为,她连第一道关卡都通不过。他不理解这种买水果的需求:“大白今天应该发了水果呀?”
“是发了,发了橙子,但我没拿到……”对方说。
“你先听我说完好不好,”刘炽打断她的话,“你要是缺物资就和大白讲,这次没发到不代表下次不会发给你,他们也很辛苦的。”“我很理解你,但也理解理解我们好不好。”
那女人说,能送进去的东西她也不一定收到。她说她咳嗽咳到晚上睡不着觉,但买药买了三次才收到,前两个订单外卖员都说有被大白收进方舱,但最后都没被送到她的床位。第三次,她在骑手送达十分钟之前就跑到方舱大门等着,在大白把药带进大门的那一刻赶紧收下。
“针对你们这个情况,今天我们领导也说过,会增加一批人手加强后勤管理。”
和所有其他快递一样,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让快递员在袋子上写下下单人的床位号,这次是21栋202。刘炽和对方确认,如果有人能出来拿,就取给她,如果没人拿,东西在这儿放坏了,后果自负。对方同意了,但刘炽知道,和所有快递一样,它们的归宿都是被清理。那几天太阳大,烂掉的水果已经扔过一轮了。
那位快递员离开了。临走时,他操着山东口音向刘炽打听起来:“你看看能不能让我上里面工作算了,我看这(手机)上说里面一千多块钱一天。”
阿星睡在居民楼一楼的门厅
离开
最近,上海高薪招聘防疫保安的消息在社交网络上流传。陈炽的工作变成了“令人羡慕”的,虽然他自己完全不这么想。
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要面临感染的风险,而感染,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要不是必须得出来挣钱吃饭,谁会愿意出来?”
刘炽想把话和那位快递员讲明白,一千多是内舱安保可能拿到的工资,要承担直接接触病人的风险。“如果你愿意承担风险,那就做。”
确实有些人愿意做,并且不惜从外地赶来。
云南昭通人阿星23岁,4月12号经一家义乌中介的介绍抵达上海,此前,他在横店做群演。他说,中介向他承诺每天工资最低450元。
到达虹桥站后,他被一名上海的劳务老板用大巴接到了靠近迪士尼乐园的一家方舱医院。工作是在刚完工的方舱做保洁。在去程的大巴车上,老板表示,前两天的工资只有三百,来都来了,阿星决定先做。4月14日,他再次向老板问起工资金额,对方称不能确定之后会不会涨到450,但有一点明确,若被感染只结清工资,没有补贴。
阿星认定这中介不靠谱。4月15日中午,他给手机充了会儿电,夹着箱老坛酸菜牛肉面,背上包走了。
他没来过上海,在浦东乱走,一边走一边在地图软件上搜索劳务公司,然后一家家打电话。他那天一直走到了晚上12点,打了几十个电话后,终于找到一个小区的防疫保安工作,离得近,又正好要人,24小时在岗,400元。
晚上,阿星找了个公厕睡下了。上海很大,半天他走走停停也没走出浦东,只是从迪士尼到了三林。要过江,还远着呢。
李空是四川人,之前在重庆一家电子厂上班。企业裁员后,他在重庆呆了半个月,看到有微信群转发来自上海的招工信息,日薪能达到八九百甚至千余元。李空联系了那家劳务,于4月11飞抵杭州,又转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站。
到了虹桥站,劳务的车迟迟不来接。对方和他们约了三次时间,最后一次是晚上十二点,但这次,车还是没来。
李空和找了同家劳务公司的人等不下去了。在虹桥站呆不住,只能干耗钱。李空称,虹桥站里,一份盒饭售价40元,一瓶矿泉水17元。据他所见,在虹桥站内等待劳务接出的外来者有百余人,打车进城价格太过高昂,而且离开了车站,不但无处投宿,还等于离开了电源。如果手机在外面断了电,李空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后果,至少意味着再也没法联系中介,无法查看地图,无法购买食物。
他迫切需要一份工作,但他仍会提防中介。在虹桥站住了五晚,他们联系到一家能接他们的劳务公司,工作是去方舱医院做保洁和消杀。但等到他们被拉过去后才发现,他们要居住在未建成的方舱里,睡地上。李空决定回去。
打车要花一百块钱。16日晚,他和同伴走路23公里回了虹桥站。他们必须回去,为了给手机充电。
4月18日,李空第二次进城,还是方舱。“来上海支援,明天准备进方舱了,加油上海。”那天上午,他在抖音上这么说。住的也是单人宾馆,李空挺满意。但在钱的问题上,他们和劳务又争执起来,因为对方称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8小时是800元,12小时是900元。
多做4小时只能挣900,李空觉得遇上了坑。4月19日,李空和同伴们跟管理方谈崩了,对方称,你们不做就再招一批人来。30多人离开了宾馆,他们在街边给劳务公司一家家打去电话,但他在静安区,而劳务公司很多都在江那边,太远了,走不过去。 李空 想从上海离开,又担心去别处还要被隔离。
刘炽则至少要在这儿做到解封的那天。他没想好之后要不要离开上海。他最迫切的想法是,等工作结束那天,他得去洗个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炽、陈徽、李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