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敏

近日，媒体爆出不少“苦大数据算法久矣”的年轻人玩起了花活，对抗“越用越贵”“越看越烦”的算法。例如，某网友分享她对着手机嘀咕几句“机票太贵，不去了”，就让高价机票骤降了3000多元。因为系统给她的人物画像从“想要进行跨国旅行的有钱人”变为一个“旅行取决于机票价格的没什么钱的人”，成功让针对她的票价大幅下降。很多人将信将疑的同时，回想起自己用价格不同的手机，在同一个电商APP搜出的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也不同。或者在某门户网站偶然输入了一件商品的名字，下一秒其他购物平台点开，首页都是这个商品的广告；又或者自己作为某电商APP的资深熟客，从来不会掉优惠券，俗称“黑号”，而新注册账号装萌新，优惠券密集如雨落。此类遭遇多了，也的确想拿起手机对着话筒自言自语嘀咕几句，以期待这些APP对自己好一点。

作为理性社会人，对以上种种，大多在闲暇时段有过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例如APP到底能不能偷听到我们的谈话，实际上确有可能。因为我们在下载使用手机APP时，经常会按照要求习惯性授予其包括手机麦克风在内的手机权限。这就让一些APP有机可乘，当我们使用这些APP时，就有可能被通过麦克风“偷听”。而“听”的前提达成后，一些APP就会在联网的情况下偷偷将这些收集到的信息上传，对内容进行分析后，将广告精准地投放给我们。另外，在我们使用手机时，难免会留下一些痕迹，例如地理位置、浏览器搜索记录、购买物品记录等一系列信息，大数据会对这部分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再通过算法分析，判断我们可能存在的潜在需求，进而选取与之相匹配的广告精准推送。当然，如果手机APP一贯推送的商品并不准确，我们自然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同样作为理性社会人，如果算法到精准推送为止，相信一大部分群体尚可接受。但如果基于网络窃听的大数据算法，在掌握我们的隐私之后，开始进行精准杀熟，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人能管管？

同一件商品，价格浮动是人之常情，不同季节，甚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价格因存货规模变动有差距也是可以理解。这时商家依赖算法定价，没有问题。因为算法本质上是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方法或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偏好问题。但是算法的使用者有价值观，如果一种算法只算计顾客，算计骑手，唯独漏了自己，显然是一种恶法，而这种恶是使用者强加的，与算法本身无关。例如利用算法技术，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频率，来对忠诚度高或能承受价格弹性大的客户实行价格区别待遇；或者给予不同客户以不同的优惠券、返现等手段实现价格差异，则具有更强的精确性和隐蔽性。在有些人看来，这只是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但此举有违商业伦理道德，涉嫌侵犯用户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等权利，影响市场的公正性与有序性，应受法律规制。

不能让算法作恶，除了年轻人对着手机念念有词的“魔法”，还需要算法本身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同时需要相对完善的问责体系、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能够为及时纠偏提供保障。因为当前不同职能部门并未对“价格欺诈”的内涵、构成要件统一阐释，对同一种价格欺诈行为的处罚手段和力度也是千差万别，导致了价格法律体系的过度竞争，不仅消费者难以找到维权依据，而且执法部门也容易因为职能冲突而消极懈怠。而近期，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治理算法典型问题，则让人有所期待，起码要刹住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利用用户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行为等典型负面案例。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