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对于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国实现统一的目标也是非常清晰的。”

在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会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表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50年前是那样，现在仍是这样。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不少冲撞“一个中国”红线的行为，现在拜登政府可以说是继承了甚至还发展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提升了台湾的战略意义。但如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发生了大的问题，那就有可能颠覆整个的中美关系。美国把台湾当做一张牌来打，对于中美关系来讲非常危险。美方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对于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国实现统一的目标也是非常清晰的。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陶老师您好，我看到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您提到：特朗普政府开始到现在的拜登政府，美方其实一直在虚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且一再表示要落实“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且出台了一系列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的立法。所以总体来看，您如何理解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基调？

陶文钊：拜登政府的高官一再地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在改变的，那么我这里就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六项保证”的问题，直到奥巴马的第一任期，美国官员凡是谈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总是说基于“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提“六项保证”。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美国的官方表述就开始变为基于“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我想这“六项保证”不是美国的法律，实际上在我理解，“六项保证”相当于总统的行政命令，它跟“与台湾关系法”意思是不一样的，在法理的层级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把这个“六项保证”重要性进一步地提高了，那么这可以说是加强了对台湾的承诺。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在以前，我们跟美国的主流学者和美国官员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问他们台湾对美国有什么重要性，他们就会说：“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台湾是一个民主体，美国对台湾有承诺，台湾应该可以参与到在不要求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中，在要求有主权国家身份的组织当中能听到台湾的声音”，他们都只是这么讲。那么我们也问他们，台湾对美国有战略意义吗？主流的学者说，台湾对美国没有什么战略意义。而保守派的学者强调台湾对美国是有战略意义的，那这个战略意义是什么呢？比方说2008年出版的一个，关于“加强亚洲的民主”的报告里就强调“如果解放军控制了台湾，那么就会大大地增加、提升解放军的力量投放能力” 。

在特朗普政府的任内，他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我们也看到美国国防部2019年的印太战略的报告，在这个印太战略的报告里头，就把台湾也包裹了进去，而且特朗普也提到台湾是一个可信的、有能力的和天然的伙伴。特朗普的原话是“Taiwan，calling Taiwan a reliable capable natural partner”。这样就是提升了台湾的战略地位。现在拜登政府可以说是继承甚至还发展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所以，对于台湾的战略意义，美国给予了提升。

第三点，我们最近看到美国政府的官员，包括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一再讲到：美国要保证“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这个保证我觉得是对于“台独”势力的一个撑腰打气，对于台海的和平是不利的。而且，我们在2005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律明确地规定，如果我们和平统一台湾的努力都用尽了，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要考虑用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这跟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针锋相对的。

第四点，我们最近看到立陶宛的事件，在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降格了以后，美国马上就表示出对立陶宛的支持，给立陶宛贷款，美国的进出口银行也支持立陶宛。另外，美国还怂恿它的欧洲伙伴来支持立陶宛。所以我说，总得来看，拜登政府实际上在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

主持人：陆伯彬先生提到台湾对美国是有重要意义的。现在台湾所寻求的是独立，而且非常清晰，这一点是和“一中”政策相违背的，而美国目前口头上还是尊重“一个中国”的。

陶文钊：稍微回顾一下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总统的任内，政策是有调整的。比如说在小布什总统的任内，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是陈水扁，陈水扁急于要搞独立，他提出来要“修宪”，他也提出要进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全民公投”等等。当时小布什政府，尤其是从2003年以后，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政策是比较明确的，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当时想要改变现状的是台湾方面，是陈水扁，所以小布什政府的官员接二连三地不断对陈水扁政府进行批评、发出警告，包括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包括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包括副国务卿内格罗蓬蒂，包括助理国务卿帮办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反对台湾这种独立的倾向。

当我们跟美国学者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中国跟美国在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那是我们的共同利益。美国把它视为是重叠的利益，他们没有用共同这样的词汇。不管是重叠还是共同，总之当时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确实有相当多的合作，正因为有这个合作，所以国民党在2008年3月的选举当中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胜利。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政策确实对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做了贡献。胡锦涛主席也给小布什政府打电话表示：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坚持三个公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但是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包括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更多像是在冲撞“一个中国”底线。对于台湾“台独”势力的控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还是认为，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稳定是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的，美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力，而不应该朝着明里暗里，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用一种暗地里循序渐进的方式（creeping way）来支持台湾的独立。

主持人：刚才陆伯彬提到了美国不希望台湾独立，中国要对美国有信心。您觉得中美两国之间有这样的默契吗？理解上有没有一些误解的地方？

陶文钊：从1971年1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后来10月公开访问，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到我们的建交谈判，到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一再地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50年前是那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如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发生了大的问题，那么这就有可能颠覆了整个的中美关系，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方面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而美国的政策应该说是一个两面性的政策。从三个公报当中，我们知道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马上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其中，美国认为台湾问题必须要和平解决，任何非和平的方式，包括封锁和禁运，都是对西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威胁，但他们却把美国要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也写进去了。所以应该说美国对台湾一直是两面的政策，即使是我刚才提到的，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中美双方可以说是共同地管控了台湾海峡的分歧，那时我们跟美方也是有分歧的，小布什政府也想向台湾出售武器，跟台湾在军事上还是保持着联系，这个分歧是一直存在的。

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把我们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放在主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样就可以把分歧控制起来。如果美国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破坏“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行，那么就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就受到了损害，实际上就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冲撞和损害，这样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主持人：刚才陆伯彬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民进党的角色，因为刚才也说到，民进党的目的是要寻求独立的，当然美国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可是现在因为民进党在中间，所以可能将会把局势变得更加地复杂，您怎么看，陶老师？

陶文钊：我刚才就提到了，在陈水扁当政的时候，陈水扁我们称他是“急独”，就是他要修改台湾的“宪法”，要在台湾搞“公投”，这是“急独”。但蔡英文现在看来跟陈水扁的做法好像不太一样，她不是像陈水扁那样 “急独”，她是在一点一点地走向独立，再一点一点地侵蚀“一个中国”的基础。我觉得对这一点美国方面的认识可能不够。

讲到蔡英文，我想引一段奥巴马总统的话。我们知道在特朗普2016年大选取得胜利以后，蔡英文给特朗普打电话，特朗普接了这个电话，这样的事情是从中美建交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美国政府，当时还是奥巴马政府，一再地保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在2016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好像也是奥巴马总统最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到了这个问题，奥巴马总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念一下。奥巴马总统说：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他们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中国的思想处于他们国家观念的核心。如果你要结束这种理解，你就得想清楚它的后果，因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其他问题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做出非常严重的反应。

从奥巴马总统的话里可以看出来，他对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还是有认识的。

主持人：那么中国还有可能对美国去保持信心吗？还有刚才陆伯彬提到中国会有这个自信，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有自信去应对这样的局面，您同意吗？

陶文钊：我觉得拜登政府，当然更不要说特朗普政府原先的那种对华政策，把中国看作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的竞争者，以及拜登政府一直所讲的美国跟中国会进行长期的最激烈的竞争，以及现在提出来的印太战略。在不久前，拜登政府还发表了一个印太战略的报告。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在破坏中国的信心，是在破坏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因为在这个印太战略报告第一段就是很明白地说出来：中国的崛起是给地区带来了挑战，它这个报告的目的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上的民主体都动员起来，包括把本地区的每个角落都动员起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破坏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信心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在它的战略里是把台湾作为一种牌来打，无论是在特朗普政府的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还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些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地区战略的变化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我觉得把台湾作为一种牌来打是非常危险的。我同意陆伯彬说的话，美国不愿意为台湾卷入一场战争，因为卷入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说确实是有很多的损耗，更不要说是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卷入两场的战争、跟阿富汗的战争刚刚结束，跟伊拉克的战争也打了很多年，美国损耗了许许多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美国不愿意为台湾地区卷入一场战争，我相信这一点。

但是如果美国把台湾问题作为一种牌来打，作为一手应对中国崛起的牌来打的话，实际上会增加了风险，这当然是不利于中美关系，也不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主持人：美国是否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这个红线到底在哪？

陶文钊：我觉得我们的红线在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里已经写出来了，就是如果我们和平统一台湾的所有努力都已经穷尽了，或者台湾就要发生独立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保留用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大陆的红线。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不可能再把红线划得多么具体，说得多么细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讨论到现在，实际上是谈了台湾问题和整个中美关系的关系，陆伯彬讲到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所以就要维持现状。而美国所谓的维持现状，也包括了维持台湾地区的现状，包括了应对中国的挑战，因此美国就会打台湾牌。但是反过来，打台湾牌是一张危险的牌，是一张非常危险的牌。

主持人：关于中国的红线，我也听到有观点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应该变得更加明确，更加的具体。中国是要维持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战略模糊吗？还是您认为应该像美方所说的要会更加具体一些，更加明确一些呢？

陶文钊：刚才董云裳讲了很多，她也讲到《上海公报》。美国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那段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在发表《上海公报》的时候，中美两国隔绝对抗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们采取的一种办法，是各说各话。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都是各说各话。

我们现在翻开《上海公报》，前面一段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说得很明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已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等。然后是美国的那一段话，美国的这一段话是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最初承诺。美国在这份公报里还没有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话只有到1979年，两国建交的时候，美国才承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纪念《上海公报》50周年，但是《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这个三个公报是一个整体。这三个公报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阐述了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共识。所以《上海公报》里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还是不够的。后来我们在《建交公报》当中又加强了这种共识，在《八一七公报》当中又加强了这种共识。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重要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是中国方面邓小平提出来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在尼克松访问之后，美国方面曾经提出了多种方案，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1974年，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向邓小平提出来过，我们能不能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在台湾建立联络处。因为当时是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这当即被邓小平所拒绝了。邓小平的理由就是中美关系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战略模糊这是美国常常用到的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一个说法。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很清晰的。我们一定会要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三个公报里也都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已回归了中国。而且在国际上，这个“一个中国”的共识也是很明确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现在，美国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来阻挠一个中国的统一，这违反了中国的战略意愿，也违反了中国人民的统一意志。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陶文钊：但是现在确实双方都在做着军事准备。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解，就是美国方面有的人士讲到要在大陆跟台湾之间，取得某种绝对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大陆这么大，台湾这么小。不管美国卖给台湾多少先进的武器，都没有可能跟大陆取得一个平衡。大陆的军队是两百万，台湾的军队有多少？所以我觉得取得平衡确实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在台湾有一种强烈的舆论，就是说，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为了美国的军工集团——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利益，是台湾向美国交保护费。

我觉得最好不要成为这样一个问题。我刚才也讲到了中国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要实现国家统一的。实际上，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真的有耐心的，我们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不能说大陆没有耐心。

我们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祖国的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敌对状态。

（董云裳：什么是结束敌对状态？这太抽象了）

陶文钊：本来，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了大陆，取得了一些共识。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来往前走的话，我们可以从抽象到具体。实际上，邓小平说得已经非常具体了：如果实现统一以后，什么事情可以做。除了国家主权，外交要收归中央，其他的事情台湾都可以做，甚至在法律上，终审权不必到北京。中央不会派人到台湾去做官。也不会向台湾收税等等，讲到了很多这样的具体问题。

但是，如果就像陈水扁似的要搞“急独”，或者是像现在蔡英文似的，对大陆提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建议，依次地加以拒绝，并且在岛内搞“去中国化”。如果不断地这么下去的话，那么就使大陆对于用和平的手段统一这个做法越来越警觉，是不是还是要用非和平的手段？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两手：努力用和平的手段，但是不放弃非和平的手段。

刚才讲到了，台湾问题，一个中国，现在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说，美国因为自己感觉到衰落，要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而把台湾问题拿出来作为一张牌，那么这张牌是非常危险的一张牌。

我们可以竞争，在科技或者贸易上，但是台湾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中美竞争的领域。这跟科技方面的竞争不一样，跟贸易上的竞争不一样，跟产业链的竞争不一样。在那些方面我们可以竞争，当然也要有规矩，要制定规则。

但台湾问题不是，台湾问题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能够把这些问题区别开来。为什么说一个中国的原则，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它跟科技，跟经贸，跟产业链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性质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