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一良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年初，笔者曾偶得周越然编《原文天方夜谭（附汉文释义）》（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一本，系周一良先生少时（十六岁）所读。近些年周氏藏书在坊间大批散出，前人已多有评述，本无需赘言。然此册之可贵处，在于其所附题记颇能见出近代中国“版权观”的一种独特面向，兹转录于下：

周一良购书题记

周一良 购自上海 十八年六月二日

骆驼补充读本。

太单简，且有趣之故事多未选入，读family reading本及奚若译冷氏本后，此册直不堪阅矣。题名原文，未审何译本，岂其最浅易，专为儿童读者耶？此类名著前须加解题及版本，初学始感兴味，商务如此不负责任地擅自翻版、移植，实无聊之至。

此书虽云原文，想是英译本中最简者，较予现所读本，不可以道计。

所谓“骆驼”，当指《天方夜谭》中的“骆驼”篇。由此推知，此书应为周先生学习“骆驼”一篇时所选择的“补充读本”。周一良先生自幼在家中就学，未曾踏入中、小学一步。据其晚年回忆，“在家塾读古书以外，我从十四岁以后开始了外文的学习，首先是日文”，“以后，又从英国中学的英语老师学了英文”。作为民国时期最常见的英文学习读物之一，《天方夜谭》被周一良先生的家塾师选作“家庭读物”（family reading）并不稀奇。而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少年周一良对此读本极为严厉的批评态度。

针对此原文注释本，周一良先生的第一个不满在于其选目过狭，“太单简，且有趣之故事多未选入，读family reading本及奚若译冷氏本后，此册直不堪阅矣”。查1906年奚若译冷氏（Edward Lane）本选有故事五十篇；相较之下，周越然注释本仅选故事十三篇，确有“太单简”之嫌。而周一良先生更深层次的不满，则是此读本在版本方面的缺陷。“此类名著前须加解题及版本，初学始感兴味”，然此书“题名原文，未审何译本，岂其最浅易，专为儿童读者耶？”当时自觉已非“儿童读者”的“少年读者”周一良由此不禁怒斥道：“商务如此不负责任地擅自翻版、移植，实无聊之至。”

“少年读者”周一良

商务印书馆的“翻版、移植”究竟何以让少年周一良如此愤怒？

从现代版权观念来看，商务的可非议之处在于其“擅自翻版”，侵犯了这位佚名译者的版权（即便其译本过于浅易）。然而更需要注意的，可能却是“翻版、移植”前的“不负责任”四字——对谁不负责任？在十六岁的周一良看来，商务在译本问题上的交代不清，显然是对他这样有求学之心且又有一定基础的“少年读者”不负责任。因此，“擅自翻版”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其侵犯了译者的版权（法律责任），而在于其所选择的译本缺乏学术价值（文化责任）。换言之，少年周一良的愤怒背后，乃是一种根植于版本目录学之上的、也即文化意义上的“版权观”。

王飞仙著Pirates and Publishers

印第安纳大学王飞仙教授在其新著《版权谁有？翻版必究？近代中国作者、书商与国家的版权角力战》（Pirates and Publishers: 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 中便敏锐地观察到，“晚清人士对版权有一个奇妙但关键的理解：版权并不属于商业范畴，而是文化、学术问题”。因此，对版权的保护，首先是保护书籍的社会文化价值，而非商业价值。而这样一种文化“版权观”背后，则是中国悠久的版本目录学传统。对周一良来说，这种观念则更为具体地承袭自其父、著名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傅增湘为周氏《自庄严堪勘书图》作序时，便曾评价其“好尚虽挚而悬格特严”，“其书必为经子古书，大家名著，可以裨学术，供循诵者”。而从“裨学术，供循诵”的角度来看，少年周一良之所以难以容忍商务在版本上“如此不负责任”，正是因为唯有先在版本上“悬格特严”，方能供年轻读者们“循诵”学习。

而站在商务印书馆的立场上，其之所以有理由“擅自翻版”《天方夜谭》等英文读本，却也恰恰是基于另一种形态的文化“版权观”。早在1903年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管学大臣张百熙便曾致书商约大臣吕海寰与盛宣怀，提出不可轻易允许美国获取外文书版权，否则中国读西书者将日少，终而有损于振兴教育之大计。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在1923年的“韦氏大词典”讼案中，更是将此进一步上升到“书业主权”的高度。（详见吴翎君《清末民初中美版权之争》一文）

单从普及西文知识的效果来看，周越然所编的这本《天方夜谭》，也未必真如周一良先生批评得那般不堪。毕竟不是所有的“少年读者”都像周家一样有条件请外籍英语老师来家中教学。商务所擅自翻版的这一“浅易”读本，可能恰恰为那些苦于学习西文的初学们提供了一条捷径。早在1923年，这本《天方夜谭》便因其可读性被选为新学制课程“选读文学读本”。直到周一良1929年购此书时，已重印二十二版之多，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与周一良岁数相仿的季羡林先生便曾回忆道，“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这里的《泰西五十轶事》《莎氏乐府本事》与《天方夜谭》同属商务“原文注释英文经典系列”（English Classics Series）。故这本让季老难以忘怀的《天方夜谭》，应该正是周一良眼中“直不堪阅”的“最浅易本”。

周越然像

事实上，与少年周一良笔下那个不负责任的编者形象相反，周越然对于民国时期的英语教育可谓贡献甚巨。除去《天方夜谭》《海外轩渠录》《伊尔文见闻杂记》等原文注释本外，其所编《英语模范读本》亦是家喻户晓。对此，周越然本人曾不无得意地回忆道，“《英模》销路极广，同业中皆知之。有爽直抄袭者，亦有暗然效仿者。至于滥用‘模范’或改用‘标准’或其他类似之字为书名者，更指不胜屈。倘余当日逐一起诉，则法院中每星期必有关于《英模》之讼案一件，而律费亦必在三万元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周越然自己似乎也接受了商务印书馆当初“擅自翻版”英文读本时所采用的逻辑，慨然表示：“中国人常常翻译外国人之著作，盗印外国人之书本，彼辈亦因种种关系，不来干涉。余为区区《英模》，何必与本国亲爱之同胞相争耶？”（见周越然《我与商务印书馆》）

仔细品味的话，周一良的“愤怒”与周越然的“慷慨”背后，实则分享着一种相似的文化“版权观”。只是前者以为此种浅易读本误导初学、“无聊之至”，后者相信其所编读本有助于同胞、“何必相争”罢了。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少年周一良题记的《天方夜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学人藏书史的全新解读视角。借用周一良先生《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的话来说，“这一大堆嚼过了的饭”，或也是“有重新咀嚼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