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7年出版的-首版山祭-印数-25500册
《山祭》之外的话题
——《山祭》（增订本）后记
文|王蓬
一
人生道路尽管漫长，难忘的却只是几段，并与苦难相关。那是我17岁时经历的一段生活，命运之帆将我搁浅在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一切都如《山祭》开头描写的那样，甚至地名都没有改变。而却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其实，一切都并非偶然。
1958年我10岁时，家中突如其来经历一场灾难，趴了20年办公桌的父亲蒙冤带家到陕南乡村落户，命运便与时代结下缘分。
刚到乡村，便遇着“大跃进”。还没有铁锨高的我也加入“娃娃社”成夜深翻地；紧接着便是三年“瓜菜代”、“吃食堂”，险乎离开人世……苦难使人早熟。失去童年的我绝早就清楚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有出路。
1964年，我初中毕业考取中专，恰逢“四清”，政审落选。得知消息那天，我从镇上沿田间小道回家，正值酷暑，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田野无一个人影，我一下钻进高没人顶的苞谷林，一屁股坐在散发着暑气的湿地上，任凭汗水湿透全身，眯缝眼睛，脑子里一片麻木……
2-1964年初中毕业由此开始18年务农生涯
正是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整整18年的农民生涯。半个世纪前的乡村是何等贫瘠、落后：一切农具都近乎原始，耕种收获全靠牛拉人挑，不足16岁的我稚嫩的肩头压着百十斤的粪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夹在人群中奔命，压根不能停歇，一挑下来汗水便湿透衣衫；要么便是低头弯腰插着长长一趟秧苗；最关键的是“运动”牵连不断，头顶阴云悬吊，心灵备受压抑，只能整日默默地干活。
开始劳动的第二年，听说又要修黄花河了。我顿时就像被人猛砸一拳，预感到一种不幸。我所在村落距被誉为“蜀道之始”的古褒斜栈道南端仅5华里，村后便是隔断云天的莽莽秦岭。为了引水灌溉，“大跃进”时，上级号召群众深入秦岭三四十里修渠引水，这带山岭奇峰入云，危崖高耸，水渠须经手扒崖、斑鸠崖、老鹰崖、松花崖等四大名崖，单听名不难想其势态，仅靠农民手中的铁铲、大锤、钢钎去战天斗地，艰巨程度亦可想而知。
记得刚下乡时，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老家河北，抗战流落至此。据说也有点问题。同学爷爷给修渠民工背粮食，一步没小心，从松花崖跌下去，真正万丈深渊。待找到人时，浑身没一处浑全，两只眼睛让野老鸦啄成黑洞。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毕生难忘。
这个被称为黄花河的工程由于过于艰辛，加之“瓜菜代”苦日子来临停了下来。现在又要上马了，我立时就预感到肯定要被派到那个与恐怖死亡紧密联系的工程上去。
果真，不仅有我，而且是整个生产队两名先遣队员之一。另外一名社员，头脑有点不够用，被人称为“半吊子”。这样为后继20多人搭制茅庵寻找住宿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肩头。那是1965年初冬，我刚17岁。
幸亏，从小学五年级起到整个初中，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必须进山割柴火。我至今也没闹明白，那个年代陕南还算富庶地方，家家户户缺吃、缺穿、缺用，连柴火都缺。孩子只要会用镰刀都得割柴，连女孩子都不例外。有五六个年头的锻炼，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人类这一古老的谋生手段、而且对方圆20里左右的浅山区已经熟悉，算为这次进山修渠打下点基础。
但那一带最慓悍的汉子平常割柴也很少越过老鹰崖，我仅壮胆到过一次。再远云遮雾罩，悬崖老林，看一眼也不寒而栗。通常只有伐木、割竹、挖药、狩猎的汉子牵群约伙，扛枪挟狗，极悲壮地朝大山行进。
因为那里有绝好的梁木，密麻麻的毛竹，采摘不尽的药材野果和打不完的野牲口（野兽），恐怖、神秘且有诱惑力。“有种去观音山！”血性男子常如此打赌。
3-山区的生活十分严峻
二
我至今记得去观音山的情景：那天突然通知，匆忙收拾棉被、粮食、工具，沉甸甸地背着，和邻队先遣民工一块出发。上路天就阴沉，接着又飘雪花、山风吹得呜呜，爬坡且又负重，越走越沉，气喘嘘嘘，尤其过松花崖、斑鸠崖、手扒崖时极险，立壁千仞的山岩像巨人似的插入云天。大跃进开出的渠道毛坯像根细线悬挂在半崖，早荒芜坍塌。经过的时候，手扒着崖石一点点地移动，下面是呜溅着溪水的深谷，看一眼都心跳目眩。当年李老汉就是从这跌下去的。尽管一路上心里有种朝地狱走去的悲凉，此时也咬紧牙关，提醒自己不敢害怕，紧紧跟随别人不能拉下。过了那几处险崖，汗水早浸透了棉衣……
赶到地方，天早黑了，四周影影绰绰，黝黑的山崖传来什么鸟兽“希呖呖——哇”的怪叫，让人毛发直立。这便是观音山，是全县全公社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20多户人家散居在坡岭涧谷。再远便是无路无人烟的蛮荒大山了。
当晚，找着户人家，来的人都挤住进去，随便吃点干粮，累得倒在茅草上便睡。天亮吓人一跳，几乎跟睡在猪窝一样。离头尺把远便卧着头壳朗猪，粪尿直流；仔细一看更吓人，山崖上滚下的巨石，穿透屋顶，落在主人床边，没搬出去，夜间就在石头边拉屎拉尿，用草灰一掩，堆起好大一堆，恶臭难闻。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猪粪鸡屎；再看男女主人，头发老长，满脸稀脏，恐怕成年都不洗脸，怎么过日子呢？
幸亏，当年修渠住过的工棚不曾倒塌，正好利用。经过修缮，最初几个生产队的民工都挤在一起。
整个观音山地形像条狭长驳船，一边是险峻黝黑的山崖，一边是绵延不尽的坡岭，长满黑鸦鸦的老林。山岭与石崖交接的尽头，有几股山溪交汇、形成偌大的一股水流，不让其跌进深谷，而沿着人工开凿的渠道流淌灌溉秦岭脚下的丘陵。
愿望按说美好，设想也由来已久，民国年间，一位县长便亲自考察，深感地形复杂工程浩大作罢。
“国民党干不成的事共产党偏要干成。”
“大跃进”时曾开过誓师大会。这次又动员七八个公社的上万民工一线摆开，开石放炮，移山凿渠。号召干部、居民、学生搬运沙、石、水泥，像搞运动般声势浩大，轰轰烈烈。
我所在村队算受益区，承担渠道最远最艰辛的工程。至于我则干了一桩独特艰辛的活计。大量民工沿线安营起伙，加之就地取材烧制石灰，需烧大量木材，每个生产队都要安排一名精壮劳力专职砍柴。这活计艰辛并有定额，最费衣衫鞋袜。开会时都闷起脑壳没人吱声。我主动报名并非想“表现”而是另有想法。
带队的民兵排长天生愚顽，加之“极左”运动不断，成了以整人为人生乐事的恶棍。我家就常被他欺负。几乎人人都恨他。日后他害病死时，全队男女都像粉碎“四人帮”一样奔走相庆。真正的“四人帮”完蛋时，农民倒很冷淡，因为离他们太遥远，也不认识。
4-农民进山砍柴去集镇出售
砍柴就能避开这个恶棍，而且自由。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就独自带了砍刀出坡砍柴。为了寻找最好的柴坡和最便捷的线路，把那一带山岭：前沟后沟、张爬崖、扑石崖、大小溜槽都跑遍了。不仅熟悉了这片山水，也熟悉这个小小的村落二十多户人家。
当然，关键是后来工地移动时，我们生产队全都住进当地一户农舍。这家主人是观音山最有名气的猎手。那会儿没提环境保护，提倡杀兽除害。这家房前屋后挂满兽皮兽骨。我们住在牛棚顶上，下面养牛，上面竹笆楼上就铺着几张大的熊皮，可睡十几个人。我们曾几次目睹打猎。
一次，我们正在院落吃饭，猛觉天空一片黑影，随即一阵疾风刮过，一只巨大凶猛的岩鹰已抓着只母鸡飞走了。尽管犬吠人喊，那家伙却傲慢地歇在不远的老板栗树梢，偏着脑袋，挑战似的注视着这儿。
这时，只见那位猎手不慌不忙地脱掉衣衫，像撑衣服那样把枪塞进两只袖筒。然后，若无其事向岩鹰靠进，快拢时，才猛地一蹲，隐在一丛毛柳后面，抽出枪来，扬手就是一枪，随着火光声响，岩鹰羽毛纷落，一个跟头栽下树来，看得人都呆了。
还有一回，工地放炮，惊起谷底一只盘羊，这边民工都看见了，一片呼喊。老远只见那猎手提着火枪上了山坡，逢崖就趴，遇涧就跳。眼见盘羊起着大翦，钻了沟底，他却上了崖头。我们以为他没看见，正呼喊间，盘羊就像被猎手猜准似的正向他蹲的崖头奔去。近了，只见他一拍巴掌，盘羊一愣，正仰头回望时，“啪”的一响，盘羊已应声滚了。前后不过一支烟工夫。
我一下就对这猎手钦佩极了。熟悉情况的人说这猎手早年当过土匪，解放时因擒过匪首立功，现在还是生产队干部。山里群众开会都来他家，坐一院落。我这才感到，不管哪里，百人百性。尽管山区也同下面村落一样，不乏复杂与纷扰，杂乱和荒唐，由于更闭塞，一些家庭人物光怪陆离，让人难忘。
比如：我初来那晚住的人家，夫妻俩好吃懒做，是这一带出名的“懒王”；还有一对夫妻，男子高大魁梧，女人却瘦小得可怜，像是苍鹰与麻雀的婚姻；再是一位几乎是瞎眼的老人却常年累月或是扛一捆毛竹，或是扛几根圆椽，要么便是几把扎好的扫帚或梿枷杆，沿着悬挂于山岭悬崖间的羊肠小道，去山下坡岭出售来维系生计。几十年如一日，哪黑哪歇，崖壳茅草窝都是他栖息所在。天晓得他是怎么经过那四大悬崖的。据说一次他把烟袋丢了，路上遇到熟悉人吸烟才想起来，便对那位要返回观音山的邻居说，过松花崖从这边数到一百步时，他在那歇气，烟袋在那里。果真！
再是山区的一些奇风异俗，让我感到陌生好奇。比如时间一长，熟了，就知道哪对夫妻是“招夫养夫”，这两口下地干活，家里还有一个或老或瘫的男人；哪个男人是谁家的贴门汉或拉过帮套；谁家和谁家是换换亲，整个观音山甚至翻山到邻县山沟人家都是亲戚。
5-秦巴山区一切全靠人背
有意思的事情是吃“刨膛”。并不一定逢年过节或过红白喜事。谁家宰猪或撂倒了野牲口，都要请整条山沟里人来吃一顿。以肉为主，顶多磨上几升黄豆，做起大坨豆腐，切成成筐洋芋、四季豆，或焖或煮弄一毛边大锅，用只大脸盆或瓦盆盛起，放在碾盘、树疙瘩上，男女老少都围着去吃。肉片切得如木梳大小，一拇指厚薄，筷子夹着并不打闪。人人夹着如豆腐般嚼咽，加上成桶自酿苞谷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吃得嘴角淌油，那阵势常吓得初进深山的平坝人不敢动筷。
但没住多久，人人都喊想吃肉。才明白山区水含矿物质多，易于消化；再是严寒加上体力劳动消耗热量。那年春节，下面慰问民工每人一斤猪肉，大都一顿吃光。
山区群众成年累月如此，能吃能喝就很正常。我曾亲眼见过一位山区汉子一顿吃完一个猪头，打着饱嗝儿站起来，唾沫吐进火塘，居然燃烧起来，因为全是油汁。
三
最难忘是第二年春天。
云遮雾罩，非雪即雨，十分严寒的冬季总算熬过。气温渐升，山渐转青，水渐呈蓝，崖头桃花粉红，山腰梨花洁白，太阳也天天都露面。民工们也都凉晒衣被，清除虱子，院落山坡象伤兵医院。
那些年，山里还保持着一种近乎“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春天，看好坡场，割砍杂树野草，就地焚烧，完了再耕作下种。这种“火烧地”开头几年特别能长庄稼。种几年，地力乏了，就扔掉，再开一块“火烧地”来。
所以，每当春天，晴明的苍穹底下，秦岭深处的千山万岭，总升飘起一缕缕浓黑的烟柱，忙乱着一群群赤胸袒膊、满脸烟黑的庄稼人。
有趣的是，砍“火烧地”或吆牛耕作时，山里人隔山隔岭都要吆喝呼唤：“噢嗬嗬—喂！”一声响起，四山响应，牵连不断，经久不绝。要么一个孤独的汉子，一边吆牛耕着坡地，一边唱山歌子，唱《十二月花》一月一月地唱下去。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能唱几天不重复，真让人不可思议。
6-生产队劳动情景
这一切对于刚离开校门、家门踏进社会的我，是何等新奇，何等诱惑，又给我那颗深受伤害的心灵多少慰藉！经常柴砍够定额，我宁可守在山坡看山里人劳作，听他们吆喝唱歌，也不想回工棚，以至留下真正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最先上山，直到通水，才最后离开工棚，上万民工战天斗地，还真在悬崖绝壁上凿通了水渠。开闸放水那天，我亲眼目睹，看着汹涌的水浪挤满水渠，哗哗奔淌时，心中真自豪，因为自己真出了力气。
可惜的是，路线太长地形复杂，沿途渗漏太大，渠头满满荡荡一渠水，到了渠尾最多只剩1／5。还不是直接灌入田块或塘库，而是流入一条荒沟，再与下面溪水相接，此处距山下还有20多里呢。这点水是不是真能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事实是，这种状况的通水也只维持了几年，便不断地塌方断流，几次维修与事无补，早已废弃荒芜了。
当时通水还是件大事。但这件大事被更大的事——关乎“反修防修”，关乎“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文化大革命淹没了。庆功会都没来得及开，所有的人都得回去参加已经波及到农村的运动。何况，这一带区县还正处于“四清”阶段，连小小的观音山生产队，都派来三名工作队员。
临走，我用古老的尖担，一头挑了行李，一头还挑了捆柴火，百十斤挑子走几十里山路对我已经不算什么了。只是心情大不一样，来时神秘诱惑中又带着恐惧压抑；而现在又对山下正搞着的运动担忧害伯，因为任何运动，我家注定都是挨整的对象。我竟有点留恋这蛮荒的观音山了，不是它是天堂，而是人生暂且的避风港。
“四清”、“文化革命”中的种种经历另是一种话题。还是且说观音山。虽然离开，但我们这一带，只要当农民，就永远离不开与山打交道，砍割柴火不说，那是20里内浅山区就能解决的问题。每年夏收前割扫把，梿枷杆杆，豇豆蕃茄架。“七竹八木”七月流火，才真正进入割竹旺季。那时这带还种棉花，松花竹好编晒席，毛竹适合编竹篓，再是扁担尖担，再是锄把镢把……
记忆最深的是一次与同队两个小伙去观音山割竹，准备积料造屋。我们半夜赶路，天亮已选好坡场。刚筋疲力尽地把一大捆毛竹拖上路，头顶就起了乌云，转眼之间，松子大的雨点打得树叶嘭嘭直响，整个山村腾起一片白蒙蒙的雨雾……咋办？只带了点干粮，准备一天打来回的。可眼下，别说扛百十斤毛竹，就单身冒雨走完几十里山路都够要命。
完全是年青人的血性在起作用，谁也没有把毛竹扔下的意思，嚼完被雨水浸湿的冰冷的毛茸菜饭团，就扛起毛竹起身了。
7-1980年前后生产队禾埸-后立者为王蓬
山路滑得要命，毛竹也越扛越重，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眼睛迷得难受；被柴刺竹签划破的伤口也让雨水蜇得像蜂叮般疼痛……后来，还没走完渠道，天就完全黑下来，什么也看不清，全凭着记忆，用脚探着路，草鞋踏烂了，打着光脚，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用五个脚趾紧抠地面，压根儿顾不上尖利的石子垫得脚底火烧般疼痛，几乎是凭借着近乎残酷的毅力，直到半夜硬把毛竹扛回了家。
水渠不修了，观音山仍常去。山区“认熟不认生”，只要认识，上门都是客，吃住打扰几天不成问题。
白日间客主各自劳作，晚间火塘常有各种话题。我最关切的当然是已经认识的熟人。谁能想到这恍若隔世的小山村“四清”、“文革”也整得天翻地覆，揪出了“二王一鬼”，生产队长下了牢狱，猎手横遭批判，大儿子也叫熊抓得一塌糊涂，见到当年那个精壮小伙已瞎瘫在床，两只眼睛两个黑洞，媳妇也跟人跑了……
再是柳弯有户人家，这是最边远的一户，离观音山还有十几里地，但地势却好，高山闪开数百亩一湾漫坡。且土质肥厚，种啥长啥。为给民工割铺草到过那儿，漫山遍野的霸王草像麦浪一般翻滚。种的包心菜竟有筛子大，洋芋也斤把一个，吓人一跳。
记得是腊月二十三，各民工棚都闹着火烤饼子祭灶，忽然指挥部下令：全体民工都去柳湾灭火，说是那家失了火怕危及国有森林。那会儿人都老实听话，没有不去的。竹子燃起的火把照亮了十几里山道也极壮观。待我们赶到，那户人家一溜茅舍烧得精光，还有几个粮屯，说是生产队储备粮、苞谷黄豆之类。说不能动，只烧焦了上面一层，以后再处理，现在一动全完。天寒地冻，去了也只能围着烤火。火势下去，又让回去，院落里堆着成捆的梿枷杆子，是平川人住上来制作好还没来得及运走，全成了灭火民工的拄路棍。回到工棚都后半夜了，吃完“灶王爷饼”还饿，又做红苕蒸饭……
一切都历历在目，但那家人却遭了横祸：那家人小伙大了，托人从遭灾的大山区用几斗苞谷换来个黄毛丫头。虽瘦小却挺把家能干，扯猪草，割毛竹整日不闲。后来跟小伙混在一起肚子大了，生了孩子。偏冷去处，不当回事。说是下山去公社登记，回来好设席待客。
小两口换洗一新，媳妇抱着孩子走在后边，小伙找着土枪，防止在路上能遇着什么野兽。事情凑巧，往常，猎手上了“交口”才装子弹。小伙怕来不及，提前装好，岂料，山路坡陡，一下石阶，碰响了扳机，枪口正好对着后边媳妇的脑瓜。
“呯叭——”
天崩地裂的巨响过后，小伙回头一看，媳妇没了半个脑瓜，血浆脑髓白花花一片惨人……
观音山小小二十多户的山村，接二连三的祸事，每每提起，便让人叹息不已，让人无端地牵挂。无论谁去观音山，回来都要打听一番。
正好，有一位同学，就在我上山修渠的那年，被派往那儿去当老师，组建了观音山有史以来第一个小学校，教了全村十几个孩子，而且一呆就是十几年。每次遇到他，我都断不了要问问那儿的人事、年辰。就像关心自己远在外地的亲友。
8-1984年3月王蓬考取中央文学讲习所
四
若干年后，当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我们班长，辽宁作家邓刚举例说明现代派表现手法：“你打开窗户就能看见延绵不绝的青山；你也只能看见绵延不绝的青山；但你看见绵延不绝的青山又有什么意思呢？
至少，对我来讲打开窗子看见延绵不绝的青山就绝对不能说没有意思。
9-文讲所学员-左起-查舜-蔡测海-王蓬-李叔得
大约到农村十年，经历四年住庙、五次搬迁之后，下决心要修建房子了。全家人节衣缩食，并得到两个参加工作的姐姐及众多亲友的帮助，开始动工。修房从申请宅基地，划拨地方，取土扎基，以至到开工、垒墙、架梁、盖顶、粉刷……整个造屋过程给了我极大的锻炼，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自力更生，我因此学会了筑板墙、打土坯、抹墙和编竹楼。时至今日，我还能够说出哪一块柱顶石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用什么办法独立搬上板车拉回来的。
造屋也给了我及全家最大的慰藉，几乎整个生产队的人家都来帮过活，当然也和我们全家日常安分守己，努力劳动有关。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和任何人家发生过口角。正当“极左”年月，包括队干部都帮工使我猛省：不管谁用什么思想教导，人都有自己的眼睛与头脑，心中自有一杆称，分得清好歹。这增加了我多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10-文讲所服装革命-右起-聂鑫森-黄尧-张石山-王蓬
终于结束了颠沛搬迁，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两间瓦屋，分隔为四，堂间、炊间、卧室都有了。那座房盖在村后与土地的最后临界，屋后便是田野，再就是坡塬与秦岭了。那可真正是每天清晨，打开窗户就能见到延绵不绝的青山。
实际情况是，一看到村后那条机耕大道爬上坡塬，变成一条灰白的婉蜒在山脊上直通观音山的小路，心总要“扑噔”一跳，唤起多少翻江倒海般的记忆！
11-王蓬与辅导老师龙世辉
日后，当我开始写作时，观音山的一些人物与事件便自然成为原型素材。早期的几个短篇《批判会上》（《人民文学》1979年11期），《猎熊记》（《延河》1980年第1期），《猎手传奇》（《陕西日报》1981年8月29日）便都与观音山有关。
但我总感到不满足，觉得没有触及观音山那个小山村的沧桑变迁及人物命运，而这一切又是多么紧密地与社会时代联系在一起。一想起就忐忑不安、耿耿难眠，心中集结起所谓“块垒”。
1982年，有了真正写出观音山“底蕴”的考虑，先是想写一个系列，由一组人物故事来构成；后来打算写一个中篇，题目定为《悠悠大山情》。动手之前，专门约我那位在观音山教书的同学，请他谈了几个晚上，因为他参加了观音山“四清”与“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并且与他一起重返观音山，住了几天，看望访问近半数人家。整理了数万字的笔记并拟了提纲。
12-1985年王蓬在留坝文化馆写山祭 与文化馆干部
但一动笔，便发现问题很多。关键是在此之前所写全是短篇，稍长便深感生涩，驾驭不了。这时，又被破格调进汉中地区群艺馆，紧接着，中国作协文讲所招考第八期学员，忙于复习功课。已经写了几万字的初稿便扔下了。
1984年春，我被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录取为第八期学员，赴京学习。全班44名同学，许多都是那几年全国评奖的获奖作者，比如邓刚、朱苏进、刘兆林、赵本夫、张石山、孙少山、姜天民、蔡测海等，还有像日后写出电影《秋菊打官司》原小说的陈源斌、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聂震宁的等。新星云集，给我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共和国首都的精神文化，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授课，学友间的激烈竞争又互相启迪，天南海北的笔会，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浓郁的探讨创作氛围，对于来自偏远闭塞地域的我是何等重要。曾与学友庆幸：京畿之地的四年学习足以抵尝过去所有的不幸。
13-1987年暑假王蓬邀请聂震宁等来汉中讲学在王蓬农家小院
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最终的成果主要还是体现在创作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并须臾不曾放松的事情。
观音山的种种人与事再次困扰心头。但这时，我对那里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人物与事件上了，那绝对应该按一个小社会来写；绝对应该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并以此来折射共和国步履的沉重与曲折；以及我们整个民族所背负的深重历史及文化积淀……
她完全可能或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
早先，对写长篇我想都不曾想过，总觉得那是很遥远并且陌生的事情。如今一下提上日程，我深知绝不简单，关键缺乏实践，没有写较长作品的任何锻炼。为稳妥起见，经过思虑，把长篇暂且放下，先写中篇进行探索。
14-王蓬与陈源斌同宿舍
当时，对长篇苦苦思索的惟一收获是基本确定了用“第一人称”的艺术视角。所以先写的两部中篇也都采取了“第一人称”写法。
第一部是4万字的《第九段邮路》（《红岩》1984年第4期）另一部是6万字的《姐妹轶事》（1985年第1 期《清明》）。这两部中篇小说前者作为头条刊用并被转载，后者引发评论。算是我在写长篇之前的对“第一人称”艺术视角的实践。
我始终认为写作实践对作家来讲太重要了。只有实践，才能使种种杂乱无章的思绪变得清晰，使面目模糊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使罗嗦冗繁的语言变得简洁明快……
15-著名评论家胡采-王汶石在文学报-文艺报发表评论
必须提到《十月》编辑部的何拓宇先生与我的辅导老师龙世辉。我曾先后对他们谈过构思，得到过他们真诚的启迪与帮助。尤其是龙老师是发现和编辑了《林海雪原》、《三家巷》、《将军吟》、《芙蓉镇》等名著的资深编辑，时任中国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尽管，他们两位都已离世，写在此处也是对他们的怀念。
1985年学校放创作假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终于提上日程。为躲避干扰，我躲进了秦岭深处的留坝县。在交通监理站搭伙，在文化馆找了一间十分宽敞的房子，并得到当时该馆的文学干部张尚中及几位业余作者的倾力协助，这一切都把我逼到墙角：必须把长篇写出来。
那是毕生难忘的三个月。尽管有众多师友指导与帮助，但一旦坐在桌前夜以继日面对几大本素材和纷乱的提纲，再加上不断回忆整整20年前的种种场景，便深感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帮上忙。
关键是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烦躁和压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苦熬一夜，清晨起来，看着背着沉重的喇叭背篓，伸长脖子赶路的山区群众觉得很羡慕：别人为何如此轻松？
20多万字的初稿完成，像与老虎抱着打了一架，筋疲力尽，看见字就觉得恶心，匆匆背着稿子去了学校，没精力再管好坏，就交到了龙世辉老师手中。
16-2013年增订本山祭
稿子送走刚半月，龙老师便坐小车来学校找我，说：“稿子比我想象的要好，现在出版也可以，但一部作品仅满足于出版太没出息，再说要挑毛病也不少……”
这时，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地，只要获得肯定，怎么修改都行。于是在1986年暑假，又几乎通改了一遍，返校又抄清才交给龙老师。
岂料，龙世辉老师这时已面临退休，事情有些复杂微妙。一方面不愿意为正直坎坷的老人增加负担，一方面又为我的作品担忧。我找要好的学友，安徽作家陈源斌与宁夏作家查舜商量，他俩异口同声：交聂震宁。他刚当选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又出任漓江出版社主任，不正在北京组织长篇小说么。
其实，我也想到了震宁，他比我小几岁，却沉稳智慧且大气，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1984年，全国作协审批新会员，有我却没有震宁，他作品出了几本，丝毫不比人差是不是作协不了解情况？几位同样感到委屈的同学准备去找作协，约震宁，他却坦然地说：“该加入的时候自然就会加入……”
这就是震宁！惟其如此，我更觉要慎重。可当陈源斌、查舜把情况告诉他时，震宁立刻对我说：“把长篇拿过来由我们出好了！”
17-陈忠实-李星评山祭水葬
这种信赖和友情使我感动，对震宁说：“如果这样，我还应该把稿子再润色一遍！”
稿子又背回来，寒假里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然后打封，挂号，郑重寄往漓江出版社。
仅一星期便收到震宁电报：“长篇收到，勿念。”
大年三十，全家正吃团圆饭时，再次收到震宁电报：“大作三审通过，今年可出，祝贺。”
消息犹如春风，给1987年的春节凭添一股吉祥。之后，收到作品清样；再之后，又在《人民日报》见到漓江出版社出书的预告。1987年9月正式收到了长篇小说《山祭》样书。首版25500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印量。至此，我的长篇处女作划上了句号。
18-纪念山祭出版三十周年会场
由于是首部长篇，我一次购买300册赠送亲友。反响让人欣慰，《衮雪》编辑部在前主编华彧主持下召开专题讨论会，认为《山祭》标志王蓬文学创作的成熟，也领陕南长篇小说创作风气之先。
时任陕西省文联、作协主席胡采在《文学报》（1988年6月23日）发表评论, 称：“《山祭》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著名作家王汶石在《文艺报》（1988年5月7日）著文称王蓬是：“描写山区风景风俗画与山村女子的能手”；
韩梅村教授在大型期刊《漓江》著万字长文，认为：“《山祭》无疑是1987年我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堪称一部表现大秦岭的文学作品。” ；
小说大家陈忠实日后也在评论中说：“《山祭》《水葬》是写那个时代生活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是生活的教科书和历史的备忘录，应该留給这个民族的子孙，以为鉴戒和警示,《山祭》《水葬》等小说的认识价值和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此。王蓬恰是在这里展示出独禀的气性，思想者的勇气和思想的力量，以及由此而蕴蓄在作品中的凛然之气。”
19-评论集反响
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书评有几十篇之多。
当然，作品仍然存在种种局限与不足，浮浅幼稚亦不难发现。路遥生前曾就《山祭》与我有次长谈，他讲《山祭》题材十分独特，地域色彩与人物个性也非常鲜明，可惜最后打击力不够，缺乏一种雨果式的悲壮。
贾平凹亦在文章中说：“我并不满足在他的作品里寻找灿烂，王蓬是有理由和能力使他的灿烂逼耀我目。”
我十分感激文友们真诚坦率地批评；更看重《山祭》的存在，包括她的成功与不足；在我看来，成败对于作家同样重要。
回顾走上文学道路的50年中，创作逾千万字，结集60多本。这当然不能说是成名或成功。世间百业，唯创作不以数量论英雄。打开中外文学史，以几首小诗，一篇散文，或仅是一幅楹联青史留名大有人在。我以为，读者与岁月比诺贝尔奖评委更加公正。
有人把作品比喻为作家的孩子。就我体会，有一定道理。一部作品的孕育过程，出版后的优劣得失，也如“知子莫若父”，作者最为清楚。应该说，《山祭》《水葬》在我创作生涯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是长篇小说，在体量和规模上超过其它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多年农村生活的积淀。不止一位朋友建议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修定。只是，在《山祭》《水葬》问世之后的二十年间，我的兴趣由文学转向文史，缺了心绪与机遇。在完成蜀道，丝路与唐蕃古道的探寻踏访，三部六卷文史行走作品也已出版，尘埃落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治理作品中的毛病。
这次出修改增订本，除陈忠实所写出长达万字的序言外,还收录胡采、王汶石两位大家的评论,也是对他们的敬重与怀念。其他文友的评论以存目收录,谨表歉意。做完这件事情,我有种了却心愿的轻松。作品出版已三十多年，一直想写出这些想法，却磋砣至今，真诚感激西安出版社再版《山祭》，使我关于《山祭》和《山祭》之外的话题得以成章。至于能否达到满意程度,也只能听候读者与岁月的评判了。
20-读者反响
作者简介
王蓬，国家一级作家二级岗位（二级教授）曾任陕西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創作40余年，结集50余部。曾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全国首届徐霞客游记奖等多项奖励，并有多种著述翻译国外。系国务院享受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