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黄钰洁

“一加一可以等于四。”罗伟雄谈及调解的神奇效力时，这位深耕调解领域近二十年的香港和解中心会长仍兴致盎然，神色自信笃定。当年还是公务员的他修读法律学位课程，偶然接触到调解课程后，在感慨调解可高效解决问题的魅力之余，却敏锐察觉到了巨大的落差——这一源自中国“以和为贵”传统智慧的调解理念，竟在西方加以改造后成为自身机制并“出口转内销”，而当时的香港却对此仍鲜少应用。“所以当时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个便捷高效处理争议问题的方式带回自己的国家，用一种更适合亚洲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来解决更多问题。”谈及此，罗伟雄初心不改。

香港和解中心会长罗伟雄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梅肯摄）

当“五角硬币”遇上“篮球”：

调解机制具立体优势

“如果说传统诉讼方式能解决的问题范围是五角硬币那么大，那么调解处理的就是篮球大小且立体范围的多元诉求。”罗伟雄用手比划出二者轮廓，以生动的比喻阐释调解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本质区别。

他介绍，过往纠纷常依赖诉讼和仲裁解决，要求第三方作为权力方进行判决，“这本质上是双方相互竞争的零和博弈。”然而，此类方式存在诸多局限，“当事人的需求远不止法律权益，还包括情感、心理、未来发展与合作机会等，诉讼和仲裁难以兼顾。其结果往往是运用制度强行终止纠纷，而非根本解决。判决后纠纷再起、持续上诉，根源正在于双方的核心需求，尤其是情感层面，仍未得到真正疏解。”

谈及调解逻辑，罗伟雄强调其与传统的根本性差异。调解立足于当事人的需求维度，采用商业思维解决问题——追求高效、满足需求、规避风险，若能发掘新合作机会则更佳。“传统方式基于权力与权利，调解则着眼于双方利益，通过重新分配利益，甚至可以探寻下一步共同合作的可能。”说到这里，他看著记者迷茫的神情，了然又得意地笑笑，“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当事人怎么能够信任你达到这一效果？当然，这首先要求我们的调解程序精密、调解员专业技巧高超，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比当事人自身最佳设想更好的解决方案。”

什么才是“更好”的方案？对此，他的回答回归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智慧里，一直以来存在著协同合作的理念，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加一大于二。调解通过谈判引导当事人认识到，从对方获取补偿并非最有效途径，对抗只会大量消耗自身资源。关键在于转变思维，促使双方找到新的合作点，在保障各自需求与利益基础上促成合作。”化干戈为玉帛，使对立双方转变为“不打不相识”的合作伙伴，他举出经典案例：2023年内地长短视频平台因内容授权激烈对抗，诉讼多年未果。经调解达成“世纪和解”后，双方开放创作资源共享与联合营销，市场份额从3%翻倍飙升至15%，“在这种情况下，一加一不仅大于二，甚至可以等于四。”

罗伟雄特别指出，调解是一套全新的概念、系统与处理方法，尤其契合商业纠纷。其核心价值在于化博弈为合作，通过公平谈判显著降低各方损失，因此更应在全球大力推动调解。“尤其在世贸组织停摆、国家间贸易纠纷难解的当下，我们亟需一套更有效的新国际规则体系来处理争议纠纷。”

从区域走向全球

香港调解体系迭代跃升

随著调解方式走入主流，植根中国智慧的香港调解规则，正逐渐惠及全球

“这些案例说起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从调解的理论基础、程序设计、技巧配合、制度配套等等整个体系，在香港都经过了十余年的不断研究。”从罗伟雄的个人历程，我们可以一观香港调解体系的发展脉络。

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成立调解专责小组，于2012年制定《调解条例》并由2013年1月1日起实施。2011年，罗伟雄出任香港和解中心理事，恰逢内地与香港交往加深，两地民商跨境纠纷渐多。面对两地法律差异导致的机制真空，调解的重要性越发突显。“所以我们一边研究具体案例，一边把香港规范化的调解做得越来越专业。”2015年，香港和解中心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成立“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为两地解决纠纷铺设专业通道。此后，罗伟雄认识到，这一中国调解智慧亦适用于全球，“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做好规则上的国际衔接。”同年，联合国启动《新加坡调解公约》（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谈判，倡导国家间使用调解方式处理纠纷，他代表香港专业界与国家专家团并肩出席，至2018年于纽约通过草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参与度非常高。130位国际专家及官员中，有13位来自香港和内地。”外交部与商务部的高度支持，印证国家层面对调解的战略重视。历经4年的磋商终成正果，2019年中国成为公约首批签署国，恰与国家2013年就开始推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相呼应，而香港也在2015年即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国际争议解决系统。

当前，香港的国际风险及争议管理平台包括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和香港国际商业仲裁中心等在内地有16个分中心，海外设有6个。罗伟雄介绍“今年年底前，内地分中心将增至22个，国际分中心增至8-9个。明年目标分别达到30个和10个。”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庞大的调解需求。他透露，香港现有国际及本地调解员共约4,000名。去年香港和解中心处理跨境调解案件1,300余起，今年目标5,000起，明年预计突破10,000起。“依托全球分中心网络及过去十余年积累的超过2,400家合作国际机构、律所、大学和政府单位，达成这一数字其实并不难实现。”

案件量的激增，也正要求调解人才体量与体系的同步升级。罗伟雄介绍，今年计划在内地培训5,000名国际调解相关人员，并另外推动3,000名内地律师从单一诉讼拓展转型至国际高端争议解决和风险管理。“这一数字看起来很多，但实际对比当前内地的87万律师总量来看，仍然不够。”“最重要的是商业人才。”罗伟雄强调，当前亟需跨专业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欢迎来自不同行业的专业人才加入，才能充分理解不同领域纠纷下当事人的核心诉求。

当前，于2012年8月成立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是由业界主导的单一非法定组织，由香港大律师工会、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和解中心作为创办成员共同成立，负责为香港调解员进行资格评审和订立培训准则。香港调解员需在进行专业培训后，进行考核后方可“持牌上岗”。罗伟雄介绍，“香港的优势在于，我们会不断在案件积累中，根据市场需求对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和修正，目前香港已迭代至第15代制度系统，远超国际普遍的第8代水平。”

百亿纠纷四个月解决

香港“一条龙”服务为企业跨境护航

“当企业在海外遭遇纠纷时，我们提供的‘一条龙’服务。”罗伟雄描述运作场景：过去内地企业出海缺乏自身法律团队保护，而现在香港调解团队不仅可以在出海前为其在风险防范、体制合规、劳动人事、税务安排等方面协调中国的律师、调解员和仲裁团队为其提供出海服务，反过来亦可用同一套思路为外国企业进驻香港、内地提供类似服务，“通过这一专业服务，我们打通了更大的国际双向通道，这也正是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为国家、地方、商业人士均做好增值的体现。”

他特别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桩国际调解案例。中亚某国一项价值百亿港元的基建项目因政局动荡、配套不足、设计反复等原因，承建方中国公司与当地机构产生极大纠纷，导致工期延误，项目濒临破裂，而传统国际仲裁或当地诉讼均非理想解法。当事方最初抗拒调解，质疑其并非当地和国际主流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沟通讨论，向当地机构及政府人员解释相关安排，使其终于接受调解方式。而后又与中国公司开展大量相关预备会议、并与中亚当地公司做好相关准备。”他细数安排，“从收到案件到正式进行谈判会议，整个和解过程大概花费4个半月的时间，由于前期分别与双方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与准备工作，谈判会议当天只用了1天时间就完成了方案交换。”他欣喜地告诉我们，会后双方甚至成立了新的合作小组，以处理后续工程合作的具体细节，“这并非我们的调解范畴，却说明他们达成了真正的合作。”当记者问到若使用传统方式的可能耗时，罗伟雄骄傲地介绍：“如果用传统方法，4年也未必能够解决。而通过调解，不仅将各方损失降到最低，更使工程按原计划准时完工。”

国际调解院落户为香港带来更大机遇

5月30日，国际调解院公约正式在港签订。随著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新机遇伴随紧迫课题同步而至。罗伟雄称，国际调解院的定位突破了《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将调解范畴拓展至四大核心领域：国与国争端、国家与投资者纠纷、大型双边贸易冲突及国企商务争议。“这不仅形成了新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更可以替代传统失效的国际争端处理方法。”同时也使更多人意识到调解的处理范围不仅局限于商业，更可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这对香港的意义非常重大，使世界看到了香港作为国际调解枢纽和亚太主要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调解院虽是全新概念，但香港已迭代至第15代的调解体系与专业人才储备已向世界证明香港在国际纠纷处理上的充足经验。香港亦可充分发挥国际人才高地作用，培养和吸引更多相关人才，并充分做好‘超级增值人’的桥头堡角色，做好双向的引进输出。”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罗伟雄也坦言香港下一步仍有更多要做：“我们欣喜地看到，本届政府已经以身作则，大力推动优先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涉及政府的纠纷问题。但是同时，尽管调解已在香港落地多年，但大众对其理解仍不够深。举例而言，自2010年始，香港法院倡导民事诉讼前需经过调解程序，但仅约十分之一的本地律师具有调解员资格。此外，调解的监督机构仍待完善，这是确保调解公平、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关键，需要明确监督委员会和管理人员，保障调解程序的公平专业、避免违规和偏私。”

当然，罗伟雄更是喜见随著国际调解公约的签订，社会大众对于调解愈发关注。他幸福地抱怨道，“过去两周，我接受了8次采访，马上还有2个采访，这说明社会关注兴趣变大。我们也收到许多新的商业咨询，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境外帮助。这说明推广初见成效，未来我们也会做好更多宣传，不仅覆盖法律专业人士、商业领域、大学院校，也为社区居民更好提供家事调解的基层服务。”他介绍，至7月底，全港近300位区议员将完成社区调解应用相关培训；特区政府亦积极推动申诉个案调解优先；而内地的人才发展基地将扩展至5个，并在每个省份推广调解应用，亦将通过国际平台，令香港的调解模式输送国际。

当欧美固守旧体系时，香港调解模式正加速自身优化，并逐渐扩展至亚太及“一带一路”地区。随著调解方式走入主流，植根中国智慧的香港调解规则，正逐渐惠及全球——这正是香港的国际枢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