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态度
我们今天要读《史记》，首先会遇到两个问题：为什么读？用什么方式读？
和所有中国传统经典一样，《史记》是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环境及时代中产生的。经典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时间淘洗后存留下来的古书”，久远之前的人们面对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课题，将他们思索的内容写成文字，然后一代一代传留下来，成为经典。较之同时代的书籍，传统经典可以使我们离开有限的视野和熟悉的现实，感受不一样的人类经验。当然，能够留下来的经典不仅在时间上古远，还包含了一些经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反复检验的共同价值。这些可能是人类共同的遭遇或命运，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积下来的共同智慧。
此外，今天我们读《史记》，还可以学习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态度，以及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从课本里学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实，往往让人以为历史就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用这种方式学习历史会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历史都是拿来背诵的，而为了应付考试背下的这些事实，绝大部分都会在考后迅速遗忘；第二，我们很难去思考究竟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相关的智慧。
司马迁不是用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在读《史记》时，我们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史识”。单纯看数字，《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多达五十二万余字，是一部很庞大的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史记》横跨几乎三千年的时间，把中国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曾经存在的人、累积下的经验，只用这五十二万余字来记录，可以说是极为精简。司马迁在处理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在用一种清楚的意识，一个衡量历史轻重厚薄的标准，去判断到底应该把什么写进来，把什么排除在外。这样的选择标准用我们的观念来说就叫“史识”。
“史识”与“史观”密不可分。当我们认为历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实时，就没有史观存在的空间，即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写，历史总是那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写，都不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史学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较什么历史书是好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比较杰出。
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个人层次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行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模式，他们为何如此？某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选择何种手段？这些都在历史里，也是我们理解、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方式去整理丰富庞杂的史实，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碰触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真正做到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现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了几个重要的观念解释《史记》的目的。
首先是“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司马迁讲的“天”指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
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在历史中学习，就要“通古今之变”，即在时间之流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就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在司马迁的语言里，这个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变”。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
能够在历史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彰显出司马迁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这仍然与我们的历史观念不一样，历史怎么会是每个人说来都一样呢？对司马迁来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周代怎么瓦解、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汉武帝如何改造汉朝，就根本不配做历史学家。写历史就要写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这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念差距太大，必然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
《史记》的地位
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
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
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
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在中国上古的考古资料、金石资料里面，青铜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间明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商人那种鬼神世界中，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铸刻了以动物为主的各种纹饰。我们可以想见，在仪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铜器里焚煮东西的香气、烟往上传，商人相信这样就可以与住在上面超越现实世界的祖先进行沟通。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应该说“偷”来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重点特征改变了。商人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性纹饰，或者说功能性的神鬼交会的纹饰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写字呢？我们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出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是为了让这种关系，以及围绕这种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永久保留下来。在此开始诞生中国非常强大的意识传统，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录最完整，这部分来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这种意识在功能性作用之后发生了各种深化、变形，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春秋时代，这时出现了《左传》。原来只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与礼仪有关的部分记录下来，现在则进一步出现了特殊面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左传》开始，如果不学历史，不去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又如何解决，与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相比自然远远不如。从这里开始，东周历史的记录进入王官学的系统里，变成了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脉络看下来，到了汉朝，我们才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是这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着是人类有意识、有经验以来的总和。通史是时间的完整呈现，司马迁要从开天辟地、人怎么来、人的社会怎么来、人的历史怎么来开始写起。通史不会有真正的终点，因为时间要继续流下去，不过在现实上，司马迁只能把历史写到自己那个时代。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意识的一次提升与突破。在这个时候，历史取得了一种整体性，不再是一块块、一段段的。一个人一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稍微长一点，一朝一帝或者从一个家族的建立到灭亡，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历史。我们有看待这些片段的眼光，但司马迁用他的著作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时，所看到的历史、从里面学到的内容，以及因此认识到的世界与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至少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个态度是由司马迁建立的，此后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中国历史，都无法遗忘。
（本文摘自杨照著《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