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纽约，美国的第一大城市与港口，全球商业和经贸的枢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称得上“富庶”二字。然而，记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却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刺穿了“大苹果”光鲜亮丽的外表，揭示出这座大都市里不为人关注的阴暗与丑恶。这就是《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
这本书的内容来源于2013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近三万字、共五部分的系列文章，内容涉及纽约市内无家可归的儿童。作者在原始报道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撰写成书，在2021年出版。2022年，埃利奥特凭借此书获得了普利策非小说类文学奖。
《看不见的孩子》讲述了在纽约布鲁克林流浪者收容所出生和长大的黑人女孩达萨尼·科茨的故事，书中的内容也涉及到达萨尼的复杂家庭。她的母亲香奈儿·赛克斯有过两段婚姻，达萨尼与妹妹阿维亚娜是香奈儿与前夫所生。而达萨尼的继父苏普利姆与前妻也有2个孩子，他与香奈儿结婚后又生育了4个孩子，于是达萨尼又多了四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一个8个孩子的贫穷家庭靠没有大学文凭的父母来养，日子很是艰难”。苏普利姆与香奈儿都没有正当职业，前者叫卖DVD光盘，有时在收容所里给人理发，后者从商店里偷衣服，然后拿到街上去卖——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关于她偷东西的描写，甚至女儿达萨尼上学需要的体操服也是她从店里偷来的。夫妇两人偶尔进监狱，大多是轻罪，偷食品、地铁站逃票，最严重的是打架或者吸毒。维持生活只能依靠公共援助，譬如福利金与食品券。“这些钱分到每一天大约65美元，等于家里10口人每人6.5美元——够买1张地铁票和1加仑牛奶”。
有些讽刺的是，达萨尼的母亲也出生在布鲁克林，1978年外祖母乔安妮以在一份杂志上看到的高级香水的名字给自己女儿起名香奈儿。“那时，在贫民区的偏僻角落里，香水广告代表着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门户”。然而，贫困是代际传递的，这家几代人都在穷困潦倒里长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如同苏普利姆告诉香奈儿的那样，美国的教育制度、政府、警察和就业市场把有色人种陷在了“美国梦的虚假希望”之中了呢？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埃利奥特在书中追溯达萨尼的家史时提到，她的外曾祖父琼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伍参军，在欧洲经历了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恶战。他所在的团里，“500多个战友阵亡，另有54人失踪，负伤的高达2280人”。琼恩在军队当兵时曾顶着纳粹的炮火修理军车，赢得了3枚铜星勋章，按照任何标准都是熟练的机械师。可是他退伍后却发现“工会一般不接受黑人会员”，最后他找到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在残疾儿童的私立学校当清洁工。琼恩荒废了专业，还遭受了经济损失，黑人清洁工的收入比白人机械师少41%。
非裔聚集区还被标成代表“危险”的红色，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几乎不可能获得房贷。1950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纽约和新泽西东北部给近7.1万笔房屋贷款提供了担保，其中给非白人退伍军人的不到1%。可拥有住房是积聚财富的关键。美国白人家庭最终积聚的中位净资产是黑人家庭的10倍。把非裔美国人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外加剥夺他们获得白领工作的权利是达萨尼持久贫困的基础。
从这些描述不难看出，近年来美国“黑豹党”及“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兴起，其来有自。另一方面，阶级差异也因此蒙上了种族色彩。《看不见的孩子》里提到，达萨尼上学时，六年级的英语教师把每个辅音都发得清清楚楚，偶尔说句俚语几乎像是对达萨尼这样的学生致意。当年英格兰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成名之后，口音中的英格兰东南和伦敦东城劳工阶级所惯用的一些土语发音开始逐渐消失，转而使用在英国被认为“有档次”的标准英语（RP）发音。达萨尼将那些“上层社会”发音，视为“白人”口音。就像在她眼里，星巴克里的拿铁是“白人女孩喝的”，甚至“一大早去跑步，却哪怕是一点小事都要开车”也是“白人的行为”。
让达萨尼的家庭雪上加霜的是21世纪之后，街区的“绅士化”趋势。“整片的街区被改造，原来的居民被迫迁走，商店纷纷关门”。埃利奥特对此揶揄道，“说某地实现了‘绅士化’是具有种族暗示的说法，意思是那个街区抢劫案减少，做浓缩咖啡的咖啡豆是现烤的，那地方成为一个被‘发现’的街区了，好像过去那里没人住似的”。没出10年，当地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白人居民所占比例猛增了80%。而黑人拥有的店铺据估计有四分之三关了门。在新开的精品服饰店里，一双小牛皮靴子定价845美元。一家冰激凌店里两勺加盐焦糖冰激凌卖6美元。新潮咖啡馆里的浓缩咖啡一杯就要4美元。这一切都不是为达萨尼一家这样的“原住民”准备的。他们只能去排队领取“免费食物”：一块黄油、一块奶酪、大米、玉米糁、燕麦、一罐花生酱。
“绅士化”浪潮所冲击的不仅是达萨尼家这样的社会底层。赫斯特的母亲从小鼓励赫斯特“必须比他们（白人）更努力”，而赫斯特也不负期望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进入专业阶层，成为榜样。然而，有一天，房东把她赶了出来，转手就以120万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的价格翻了一番）的高价卖掉了房子，充分享受了“绅士化”带来的房产溢价红利。而没地方住的赫斯特只能“带着几个行李箱和15岁的女儿去了布朗克斯无家可归者接收站，加入了如今住在市立收容所，人数超过6.4万的纽约人的行列”，“许多有工作的纽约人都遭到房东驱逐，无家可归。纽约市缺少平价住房是众多家庭进入收容所系统的首要原因”。最后她凑够首付购买了一套小公寓。
这是达萨尼一家所不可企及的境遇。对他们来说，在很长时间里，只能栖身于奥本收容所之中。“收容所没有标牌。它如同一个堡垒，俯瞰着附近的公共住房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家十口人挤在一间逼仄的房间（大约48平方米）里，没有隔断来保护隐私，老鼠蟑螂到处都是，甚至水管漏水也没有人来修……“自从达萨尼一家住进他们的房间后，检查员发现了那个房间有13处违规，包括使用了含铅油漆”。
现实中蕴藏的荒谬之处也随之浮出水面。纽约州法律里有一条写道，“对穷人的帮助、照顾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应由州政府提供”。单看数字的话，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慷慨。无家可归者服务局（DHS）每年的预算接近10亿美元，管理着包括奥本收容所在内的9家市立收容所，还有200多个非营利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每天夜里一共给4.3万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达萨尼一家所在的奥本收容所的预算是900万美元。可它设施陈旧，食堂里只有两个微波炉，所以排队时间可能长达一小时；管理混乱，“接下来的一年里，911紧急呼救接线员接到了从奥本收容所打来的约350通呼救电话，记录下24份袭击报告、4份虐待儿童报告和一份强奸报告”。这实在令人疑惑，钱用到哪儿去了呢？
从儿童服务管理局（ACS）的运作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ACS得到的预算绝大部分是拨给寄养和收养服务的，换句话说，是用于“拆散”家庭的。仅2015年一年，ACS就从父母身边带走了3232个孩子，其中94%以上是黑人、拉美裔、亚裔或“其他种族”。“被指控的父母没有给孩子提供适当的住房、合适的衣服和食物，没有送孩子去学校，或者吸毒或酗酒”。“在美国所有黑人儿童中，有一半以上在18岁之前至少接受过一次儿童保护机构的调查”。达萨尼一家的情况更夸张，单从2004年5月到2013年1月，ACS对达萨尼父母开展了16次调查。后来，ACS终于剥夺了香奈儿与苏普利姆的抚养权，将他们的孩子（除了在寄宿制学校上学的达萨尼之外）予以寄养。达萨尼的弟弟妹妹被安置到了治疗性家庭，他们的寄养家长照顾每个孩子的平均月收入是1900美元。这些孩子在寄养系统中待一天，就要按每个孩子93美元付款给弃儿所。综合起来，为了照顾他们，每个月的花销超过3.3万美元——每年近40万美元。显而易见，如果给一个贫困家庭指派一个全职助理，以防止出现可能导致忽视孩子的问题，少花很多钱就能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使之免于分离的痛苦。但如果采用后一种做法,ACS到手的预算就会少许多，这是有些人所不乐见的。于是，这种荒谬的情况只能持续下去。
达萨尼成了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公平地说，她的人生还不能完全用“绝望”来形容——尽管在她起先就读的学校里，“许多学生过了20岁也不指望能再活多久”。她申请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顿·赫尔希学校，被录取了。这是一所为穷孩子办的寄宿学校。孩子从4岁起可以免费寄宿上学，一切都免费——医疗、食物、衣服，甚至是钢琴课。如果成绩足够好，毕业时还能得到8万美元的大学奖学金。校园豪华舒适，食物丰富，衣服充足，课堂要求严格。但达萨尼并没能在此顺利毕业。在兄弟姐妹被分别寄养后，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的达萨尼彻底心态失衡，“对学生和老师一律粗暴无礼，短短4个月内因为行为不当受到21次训诫”，最后因为殴打低年级学生而被学校开除。她后来在另一所高中毕业，成为家族几代人里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而她的父母，香奈儿与苏普利姆在一番洗心革面后终于重新获得达萨尼与阿维亚娜的监护权。故事也因此有了几分“大团圆”式的光明结尾。
那些荒谬之处仍在继续。作为调查记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对此无能为力。读者只能在书中看到纽约的无家可归危机愈演愈烈。2013年新上台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在竞选时曾放言，“这个城市在太多方面变成了一出‘双城记’。市政厅只顾迎合精英的利益，却忽视了普通纽约人的需求”。但在其任期内，“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已经超过了7.2万（白思豪就任时这个数字接近6万）”。而这只是诸多荒谬现象里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