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由李珂女士创作，网名keke，历史学硕士，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硕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曾翻译《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钻石黄金与战争：大英帝国、布尔人与现代南非的形成》等书，文章见于键睿智库、环球时报、青年参考等媒体。
早在1940年5月德国入侵时，就有相当大比例的法国公民，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抵抗运动”，其中就包括13—25岁的青少年。对于他们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欧洲的历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
打败德国纳粹的并不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而是盟军和戴高乐手下的自由法国军队。《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里探讨的是青少年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他们的非理性的在规则之外的行为会给政治带来哪种可能。
被举例的这些人，大多都牺牲了，这也就给了后人很大的可解释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意义很有可能被滥用。“反法西斯”并非是一片纯白光明的事业，而是泥沙俱下的浪潮，其中夹杂着少数欺世盗名之徒。
冷战时期的著名政治骗子——乔治·瓦西里奇科夫（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чиков）就是其中之一。
[美] 罗纳德·罗斯伯顿，焦静姝 译，《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2025年1月。
一、欺世盗名
乔治是白俄侨民领袖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以下简称“瓦西里大公”）的儿子，1919年出生在法国。“白俄”（White Russian）是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移民，与红色苏俄的意识形态对立。
西里大公长期在海外从事复辟活动，担任复辟武装组织的秘书长。早在1923年，他就在苏联情报部门的名单里上了榜，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瓦西里大公希望有朝一日推翻苏联，夺回荣华富贵。三十年代，他又对纳粹党白般讨好，伙同沙伊霍夫斯基（又译作“夏可夫斯克神父”）为其招兵买马，招揽海外俄罗斯人为其卖命。此时，乔治跟随父母居住在苏联邻国立陶宛。
1939年，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立陶宛也岌岌可危。瓦西里大公由于熟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猫腻，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竟然出卖了庇护自己多年的立陶宛，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头劝说苏联出兵占领，肉烂在锅里。
苏联情报部门对瓦西里大公的“黑历史”略有了解，认为他是一个德国特工，不可信任。虽然苏联在1940年如其所愿地占领了立陶宛，却下令通缉瓦西里大公。投苏未遂的瓦西里大公逃入德国境内，此时他在纳粹德国的政治投机已经初见成效。
他的干女婿冯·施陶芬伯格已经是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军官，两个女儿则被安插到德国广播电台和外交部，后来，德国著名外交家克莱门特·冯·梅特涅的曾孙保罗也成了他的乘龙快婿，进入最高统帅部工作。
1941年，借着纳粹的东风，他的女儿塔蒂阿娜从一个立陶宛的“乡主”一跃成为公爵夫人。而如这些沙俄遗老遗少所愿，进攻苏联的战争也打响了。
乔治在二战中的经历，十分混乱。据说，在“熟人”的帮助下，乔治“继承”了姐姐玛丽（“蜜丝”）在纳粹德国广播电台的工作，并“考入”柏林大学，但在1942年9月，他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了德占区巴黎，在自由政治与社会科学学校（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就读。
瓦西里奇科夫宣称，自己一踏入法国的土地，就开始与法国抵抗运动合作，致力于动员苏联战俘，把他们转变成盟军的一员，而这些苏联战俘把被德国人赶去与马基游击队作战、并修建大西洋壁垒。
然而，乔治在法国的“反法西斯”活动十分可疑。他姐姐玛丽1942年10月30日寄给瓦西里大公夫人的家信里写道：
“乔吉在大学街一栋公寓里租了一个很好的房间，冬天有暖气（很稀奇！）……吃一顿像样的饭（如蚝、葡萄酒、奶酪、水果，再加上小费），一个人仍得花100法郎……有很多精彩的舞台剧在上演，乔吉和我常去看戏。一般来说，整个巴黎就是比柏林‘活泼’许多，也快乐、时髦许多。”
姐弟二人去圣日耳曼昂莱查看战前寄放的家族藏书，接待他们的的是德国军医医院的松塔格博士。
这个德国军医不仅招待姐弟俩“喝极可口的下午茶”，还派一位勤务兵来帮忙。“松塔格博士答应将以‘德国军方’的名义保护储放这些箱子的阁楼。一旦在巴黎找到适合的储藏处，便会派一辆德军卡车请乔吉送过去。”
乔治在1944年就投奔美军，后来无法提供在法国的文凭，苏联已经没收了瓦西里大公在立陶宛的庄园，是什么能支持他在法国吃喝玩乐，居住在有暖气的高档公寓？自然是纳粹德国。而他又是拿什么与纳粹交换的呢？
苏联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么？》里影射了乔治在二战期间的真实活动，可能是为纳粹倒卖苏联文物，
“神父们曾对他谈过一个叫康斯坦丁·沙霍夫斯科伊（即沙伊霍夫斯基神父）的人。萨布罗夫（原型为乔治·瓦西里奇科夫）应该知道这个人……沙霍夫斯科伊当时是白俄青年运动中最活跃的活动分子。
战争期间他曾在普斯科夫区和彼绰雷组织过一个名称颇为刺耳的组织‘俄国热心青年’……罗森贝格博士（即纳粹东方部长罗森堡）还附带交给克劳贝格一项工作，就是要他把修道院里的名贵文物造一个清册以防万一；
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从彼绰雷的神父们那里取得当地居民抗德活动的情报。”
虽然白俄贵族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俄奸”，而是光复沙俄帝国，但玛丽（蜜丝）仍然心虚地把1941~1942年的日记藏了起来。
柯切托夫写道：
“他（萨布罗夫）以俄国艺术专家的身份，先在罗森贝格博士的部门里工作，后来就直接在希特勒身边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一起在列宁格勒和苏联问题专家冯·霍尔斯特（先生的领导下，根据德累斯顿国立美术馆馆长汉斯，波萨博士的亲笔指令——而他又是遵照希特勒本人的委托，乘军用卡车来到列宁格勒城下……挑选最名贵的艺术品，把它们装箱运往德国。”
二战期间，在白俄间谍的帮助下，纳粹德国东方部从苏联搜刮了大量文物，特别是列宁格勒市郊的夏宫里的诸多珍宝。
琥珀屋，原为1701年普鲁士国王送给沙皇的礼物，二战期间不翼而飞
二、沐猴而冠
罗纳德·罗斯伯顿在《突如其来的勇气》里写道：
“不少年轻人加入抵抗组织，无非是想口袋里能多几个法郎，接济自己贫困的家庭。虽然加入秘密团体的选择可能会带有一点爱国主义的色彩，但更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无业年轻人无法忽视的一条出路。”
对于法国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但对于头脑灵活的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来说不一样。虽然他在战争中为“反法西斯”做的事乏善可陈，只好宣传自己的姐姐玛丽（蜜丝）的《柏林日记》（中译名：《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但他仍旧获得了混进纽伦堡法庭和联合国的机会。
巴黎解放后，瓦西里奇科夫从1944年8月起担任一些法国媒体的编辑，对美军极力讨好。10月，美国人招募他为随军翻译，为了审判纳粹战犯。
担任美军翻译的不止乔治一人，还有大量见风使舵的白俄贵族，包括未来的联合国同声传译部负责人尤里·赫列勃尼科夫（Юрий Хлебнико）和同样是公爵后代的塔季扬娜·特鲁别茨卡娅（Татьяна Трубецкая）。
纳粹德国二号人物戈林曾在庭审时要求更换一位“结结巴巴”的俄语翻译。对他来说，不止是嫌弃语言水平，更因为他认为这些昔日对纳粹百般谄媚的白俄贵族不配审判自己，甚至不愿多看一眼。
在审判结果宣布后，他仍然哈哈大笑道：“没有罪！（nicht Schuld！）”
戈林在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
这位结结巴巴的翻译，便是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法国人认为瓦西里奇科夫的外语水平十分糟糕，讲话结结巴巴。
同为白俄的尤里·赫列勃尼科夫为乔治提供了担保，让他进入纽伦堡的同声传译团队，还说：尽管瓦西里奇科夫患有口吃，说外语时有些结巴，但是在翻译室工作时，他却毫无犹豫地讲话。
后来专家发现，瓦西里奇科夫在工作时戴着耳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厅里演讲者的讲话上，实际上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使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话。
赫列勃尼科夫设法为乔治开脱，但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讲俄语时就不口吃了——宁可归结于心理问题，也不愿承认乔治的外语水平欠佳。
这些白俄贵族要证明自己比布尔什维克更聪明，更具备所谓的语言天赋，因此无需努力。
据在场的记者阿尔卡迪·波尔托拉克 (Arkady Poltorak) 称，瓦西里奇科夫对纽伦堡的苏联同声传译员的工作量表示惊讶——他们还额外翻译了审判文件，甚至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
瓦西里奇科夫在纽伦堡工作至1946年8月，之后在联合国工作到了1977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口吃”的毛病，比如1968 年，在印度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上，他甚至需要印度管家帮忙解释意思。
而他的英语水平遭到了印度人的嫌弃，后者在说话时不怀好意地模仿了他的“口吃”。他讽刺地谈到翻译的工作，“永远不要为了钱而成为成为一名翻译，因为你将会终生从事翻译工作。……除此之外，你不会再有其他的事业了。”
斯大林死后，苏联为了扩大海外影响力，将其视为拉拢对象，1960年，瓦西里大公从莫斯科领取了二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意为“征服世界”。
1965年，瓦西里姐弟获准返回苏联。离开联合国后，乔治成为戴比尔斯的苏俄关系首席顾问，戴比尔斯是一家国际钻石财团，与苏俄有着长期的业务关系，并宣称在其境内从事“慈善活动”。
该公司的最大创举是——以低价包揽俄罗斯境内那些储量丰富的钻石矿，然后雪藏30年，以保证只有少量钻石流入市场，保持其稀缺性和昂贵的价格——直到人造钻石对市场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以稀缺来保持昂贵，以故弄玄虚来保持高贵，这也是乔治·瓦西里奇科夫的一贯做法。
在乔治创办的《我们的遗产》杂志第35期里，弗拉基米尔·叶尼舍洛夫（Владимир Енишерлов）为他吹捧道：
“格奥尔基（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有着开朗的性格、细腻的举止和英俊的外表，很受女性的喜爱。”
但是，根据留下的照片看，这个头发谢顶、大肚子的男人，即使在年轻时也很难被称为“英俊”。
80年代的瓦西里奇科夫
70年代，乔治凭借戴比尔斯公司代表的身份成了投资方。在80年代中后期，乔治又被戈尔巴乔夫夫妇视为座上宾，多次前往苏联，几乎走遍了整个国家。
《你到底要什么》的作者柯切托夫是一个死硬“斯大林主义者”，他在小说里借纳粹军官克劳贝格（原型为保罗·冯·梅特涅）的视角对这些白俄政治骗子大加嘲讽。
但是，为了避免对号入座，他将克劳贝格设定成了党卫军：
“想到俄国叛徒们一个个改名换姓，克劳贝格冷笑了一下。显然，这是没有祖国的人的共同命运。萨布罗夫就是这样的人，还有布朗小姐，这两个人的姓都是假的。还有他，他!……俄国早已宣布，凡是和党卫军有关的一切活动永远是非法的，而从前的党卫军克劳贝格为什么却敢于在这块土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呢?”
瓦西里奇科夫家族真正有吸引力之处，在于对统治者的“灰色承诺”。统治者的不合理要求，只有政治骗子可以满足。
三、欲盖弥彰
《柏林日记》里，玛丽（蜜丝）和乔治姐弟标榜自己虽然为纳粹德国工作，却一直阳奉阴违，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玛丽在战时留下的日记便是证明。耶乔治是这本所谓的“反法西斯”日记的直接受益者，用来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左右逢源。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特纳
耶鲁大学德国史教授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称》）其为“可疑的日记”。特纳教授写道：
“玛丽（蜜丝）受雇于纳粹德国外交部文化政策处（Kulturpolitischen Abteilung），1997年11月13日波恩的玛丽亚·基伯特（Dr. Maria Keipert）博士给我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
……连出版商都没有见过这本日记的原稿，而依赖于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提供的一份打字稿。特纳曾向他去信，要求查看原稿。1997年11月23日，后者回信拒绝。
因此，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是柏林日记的唯一信息来源，也即是“一面之辞”。俄语维基认为，该日记的真正作者可能是乔治本人，更保守一些的看法认为，这本书以玛丽的日记为基底，由乔治操刀改编。
乔治也承认自己曾三次编辑日记，但强调自己并未改变原意。但是，《柏林日记》中的诸多矛盾之处，也许可以用乔治和玛丽糟糕的英语水平解释——这对姐弟与他们的沙俄高官父亲不同，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连编造谎言都不着调。
乔治对女性的喜好也颇为变态。42岁时，他试图向当时14岁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路易吉·巴奇尼（Luigi Barzini）的女儿贝内黛塔·巴奇尼（Benedetta Barzini）求婚，但被后者视为性骚扰，遭到断然拒绝。
意大利警方据此认为，乔治·瓦西里奇科夫有恋童癖倾向。后来，他的妻子巴巴里娜·德·凯勒 （Barbarina de Keller）也比他小22岁。
与他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乔万尼·马斯特罗保罗（Giovanni Mastropaolo），在瑞士开了一家疗养院，豢养了多名“洛丽塔”，供自己和朋友们玩弄。
马斯特保罗的疗养院位于日内瓦湖畔的洛桑市，而乔治·瓦西里奇科夫自1960年就定居于同样在日内瓦湖畔的小镇罗尔（Rolle），距离该疗养院仅有几十公里。
乔治可能是向马斯特罗保罗购买“特殊服务”的顾客之一。这些少女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包括被称为“苏联诗歌女神童”的尼卡·图尔宾娜。
疗养院与罗尔镇的实际距离
更讽刺的是，图尔宾娜是私生女的私生女，她的姥爷是苏联的克里米亚作协主席阿纳托利·尼卡诺金（Анатолий Никаноркин）。
尼卡诺金在1994年才去世，在1990年任由他的女儿玛雅·尼卡诺金娜（Майя Никаноркина）把年仅16岁的外孙女卖给了76岁的马斯特罗保罗。
乔治在七十年代也在雅尔塔国际旅行社（Yalta Intourist）酒店与作协主席尼卡诺金结识，后者是沙俄和白军支持者，一提起来就借着酒劲痛哭流涕。
“白俄”乔治·瓦西里奇科夫在吃喝玩乐上的放浪，与“红俄”尼卡诺金在意识形态上的自卑，形成了荒谬的对比。
尼卡·图尔宾娜与她的姥爷尼卡诺金
罗纳德·罗斯伯顿写道“电影倾向于为越轨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即使是最稳重的观众，电影也让其在黑暗中享受到了片刻的社会和文化自由。
而那些黑暗的犯罪电影“唤醒了一个充满危险、神秘、不安、斗争和杀戮的世界”。
尽管电影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在法国观众发现他们和德国人紧密生活在一起时，电影对他们的影响已远远甚于现实。”
笔者在《伪装者：斯拉夫间谍的隐秘欧洲情结》里列举了一系列以“冒充纳粹”为主题的苏联影视和小说。白俄政治骗子虽然没有“反法西斯”，却满足了“冒充纳粹”的癖好，因此也受到了苏联精英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