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年度热词传递出社会的悲伤
柯林斯字典于2022年11月选出了英国本年度的年度词汇：长久危机（permacrisis），柯林斯字典将长久危机定义为：长时间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根据柯林斯的说法，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学术语境中出现，但最近几个月使用频率激增。众多网友对此表示，这一词汇准确传递出了当下人们的悲伤与绝望。
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人们经历了英国脱欧（Brexit）、新冠疫情大流行、极端天气、俄乌冲突、通货膨胀、女王去世、政坛动荡等一系列事件。这种情绪也反映在其他的候选年度词汇上：包括导致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下台的派对门（partygate）丑闻；因手头拮据、无法负担取暖账单的英国人选择前往的有供暖设备的公共场所，则被称作取暖银行（warm bank）；通过对体育赛事的赞助或推广，以提高名誉受损或转移人们对有争议活动的注意力的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也在世界杯期间受到大量关注；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向雇主抗议，努力改善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的“悄然退出”（quiet quitting）也成为了许多西方工作者的工作方式。柯林斯词典表示，之所以选择“长久危机”作为年度词汇，是因为它“简洁地总结了2022年对人们而言是多么糟糕”。
柯林斯学习部的负责人亚历克斯·比克罗夫特（Alex Beecroft）补充道：“语言的作用，是可以为社会和更广阔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一面镜子。今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在经历了英国脱欧、新冠大流行、恶劣天气、俄乌冲突、政治不稳定、能源短缺和生活成本危机造成的动荡之后，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正处于持续的不确定和担忧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
《卫报》编辑大卫·沙里亚特马达里（David Shariatmadari）则表示，长久危机完美地体现了接二连三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性事件带给人们的晕眩感，人们绝望而迫切地想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人们可能会忘记稳定和安全的感觉。这一说法得到了柯林斯词典语言内容顾问海伦·纽斯特德的肯定；纽斯特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很明显，今年的话题主要是危机。”纽斯特德指出，“永久危机”概括了“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却无法得到真正喘息”的情况。纽斯特德表示：“我认为它确实引起了共鸣……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今年）没有太多值得庆祝的时刻，这一词汇捕捉到了人们此刻的悲伤感受。”
对于人们的切身感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给出了这样的描述：气候变化，饥荒，洪水和火灾的威胁；通货膨胀，迫使央行压制消费者需求；疫情导致工厂关闭，医院人满为患。每一场危机本身都很难分析；它们相互关联，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于当下的危机而言，它的整体危险性要更甚于各部分的危险性相加。
起初，危机尚未成为危机，而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然而，当一个问题挑战我们的应对能力，从而威胁到我们的身份时，它就变成了危机。经济和非经济冲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多重危机。图兹强调，相比20世纪的危机，过去15年的危机之所以让人如此困惑，是因为人们无法像过去那样指出单一的原因，从而找出单一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人们的失控感与疲劳并非是在今年突然出现的。2021年4月，比利时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研究主任詹尼斯·A.伊曼诺里蒂斯（Janis A. Emmanouilidis）和“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里卡多·博格斯·德卡斯特罗（Ricardo Borges de Castro）在泛欧独立媒体“欧洲动态”网发表了标题为《长久危机时代》的文章，几位作者指出：“危机疲劳症”已成为欧洲的普遍情绪；疫情在短期内不会结束，随之而来的经济挑战也不可避免。在欧盟各个角落，内部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以及对欧洲价值观的尊重同样受到挑战，地缘政治环境仍在不断变化。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继续加速，将我们的社会推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欧盟各地的许多人都渴望稳定和可预测性，但他们最终会感到失望，欧洲将不得不继续身处在永久危机的环境中。
当人们长期身处在无法解决的多重危机中，人们对于进步和改变的信心也将被消磨殆尽。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语言学与哲学系代理系主任尼尔·特恩布尔（Neil Turnbull）认为：长久危机不仅标志着对进步的信心丧失，也标志着人们对自己能够应对怎样的挑战、实现怎样的改变，产生了悲观的现实主义。危机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任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定都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的危机不再是问题，而是顽固的事实。
然而，也有声音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眼前的危机感到绝望，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危机感到陌生。但是，危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人类状况的永久组成部分。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战争、疾病、金融灾难，这些都不是来自遥远的过去，或人们所知甚少的国家的现象。近年来，很多人“感觉”不一样，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不再把变化、破坏性事件和意外事件视为我们必须适应的，属于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认为这些事件是不可能，或不应该发生的……正常的生活应该是平稳的、不会被挑战的、毫无干扰的。正是这样的思考方式，让社会变得脆弱，缺乏韧性。
语言与词汇，常常被用来描述现象与体验，而“长久危机”一词使用量的激增，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如此动荡的一年，在经历了众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冲击性事件后，人们仍然需要平衡好外界发生的一切与自己的生活。而在全世界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英国的悲观情绪是否会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共鸣？在2022年即将过去之际，人们对于未来又应该报以怎样的期待？
科技如何改变了乌克兰战场的战争形态？
乌克兰发生的战事正如何改变人们对战争的理解？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提乌斯（David Ignatius）近日在《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两篇文章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在两篇题为“算法如何打破战争的平衡”和“战争向算法敞开大门，但是危险也随之而来”的文章中，他讨论了美国的国防安全体系和硅谷科技公司的合作如何为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提供了科技条件，也同时指出了这种新的战争经济模式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30日，顿涅茨克地区巴赫穆特，一名炮兵部队的乌克兰军人向俄罗斯阵地开火时做出反应。
伊格纳提乌斯在撰写文章期间拜访了在英国训练的乌克兰军队，他们在这里训练使用数据系统和指挥系统。伊格纳提乌斯观察到，除开高科技不论，这些训练中包括了非常传统的项目：在泥泞的战壕中待超过48小时，忍受附近的爆炸和腐烂的动物尸体气味。并在此条件下确保自己能够保持温暖、不冻死。他通过采访军事专家得到的结论是：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既有高科技的部分，也有非常传统的，甚至特别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作战模式。比如顿涅茨克附近的战斗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7-11月发生在比利时的帕森达勒战役（bataille de Passchendaele）。这是“一战”中最残酷血腥的战斗之一，参战双方伤亡总数超过40万人。
但除此之外，乌克兰的战场上展示了非常多的高科技运用，尤其是算法和信息科技。伊格纳提乌斯指出，在前线，乌军广泛使用了一套来自美国民用软件公司Palantir的战场信息系统。这一系统整合了各方数据——在前线指挥官的电脑界面上会随着地图显示战场上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通过商业卫星获取的双方火炮的热力点，以及潜伏在对面的乌军线人拍摄的俄军坦克和坐标等等。理论上，战地指挥部中的乌军指挥官可以在地图上选择目标并且选择申请来自火炮或者无人机的火力打击。打击过后，通过无人机照片等方式取得的损坏评估也会列入地图中，以供战地指挥官参考和评估效果，决定下一步的目标。伊格纳提乌斯认为，除了士气和战术素养之外，这种信息系统是战场上乌军能够以弱胜强取得优势的秘诀之一。
这套系统的运行逻辑是集成尽可能多的目标信息在同一套系统中，从而形成一种“击杀链条”。其形成的效果是让战场指挥官有一种感知战场全局的能力，穿透所谓的“战争迷雾”，以便快速确定己方的军队在哪里，而敌方的军队又在哪里，据此快速作出反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套系统是自动化的——它仍然有层级，有上传下达的系统，有大量的手工操作。并且，为了照顾军事保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限制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系统中的发挥。
这一系统的独特之处，是它尽可能整合了能够找到的某一地区所有商用民用信息，实现了“大数据”的战场运用。比如，通过Maxar和 ICEYE and Capella等公司的设备和平台，战场指挥官能够得到各种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信息，又或是通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数据平台，可以得到森林防火用的全球热力影像数据，在战场上可以借此判断对方炮兵的开火位置。如今太空遍布卫星，对赫尔松这样的战场，每天可能有40枚商用人造卫星从头顶掠过。Palantir公司提供的系统可以购买306枚商用卫星的数据，最高的成像质量达到了3.3米。更进一步，战场上的士兵可以在系统中申请获取对某一区域更详细的卫星信息。而支撑这一系统在战场上的使用的，则是马斯克的“星链”系统的2500枚卫星，它们可以帮助乌克兰士兵维持战场上不间断的互联网接入，用以上传和下载数据。相比之下，俄军的数据通达能力和战场沟通能力就要差很多了。
在此之外，作者伊格纳提乌斯还猜测，这套系统在战时得到了一些北约提供的作战情报，以便确定位于乌克兰远程火炮打击视野之外的俄军后勤补给节点等地。在采访中，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告诉作者，这套系统在重夺赫尔松、依久姆等地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乌军也开发了很多其他的战场系统，比如加密聊天系统eVorog，以便乌克兰平民向军方提供俄军的线索。此外，乌克兰不仅仅是在军事上使用人工智能和算法，也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使用了类似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对基础设施的攻击。伊格纳提乌斯据此认为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大数据和算法战争”。
追溯这些战场系统的历史，伊格纳提乌斯指出，Palantir公司成立于“911”恐怖袭击之后，最早的业务是和中情局合作开发反恐信息系统。之前有许多媒体报道称，他们的技术帮助定位了奥萨·马·本拉登，但是该公司一直拒绝置评。
美国军方在近年来和Palantir这样的公司的合作越来越多。比如，美国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2018年担任陆军参谋长时就对美国陆军的信息系统复杂、碎片化感到不满意。陆军随后和Palantir合作，让后者为军队开发了一套集成的信息管理系统。2020年开始，美军更是开始实验更多的科技公司参与开发的其他算法辅助系统。比如军方一直在开发战场上使用的AI识别系统，以便于用人工智帮助识别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军事目标和武器型号。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事的时候，这些系统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此，作者伊格纳提乌斯对这些科技的使用提出了担忧：乌克兰的战争证明了公私合作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目前美国人认为在乌克兰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所以不介意大企业和军方的合作，但是如果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呢？他对这些科技的大规模使用和科技公司对军事技术的深层卷入表露出了两点担忧：第一，这些系统可以被用来加强国家对民众的监控，各种各样的识别系统可以帮助国家扩大权力，限制公民的正当权利，除此之外还会造成大规模的个人信息泄漏；第二，设想在未来，一些科技公司会否将完全有能力发动自己的“私人战争”？如今他们已经将很多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比如，如果马斯克拒绝再让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乌克兰的战场局势就可能逆转，这使得科技公司——甚至是一两个科技公司的掌权者——拥有了极大的地缘政治权力，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
此外，伊格纳提乌斯提到，Palantir公司最早的大投资人之一是PayPal（贝宝）支付平台的创始人，大金融资本家、硅谷大亨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同时也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之一。美国国内媒体曾经报道称Palantir开发的软件帮助了美国的海关和司法部门侵犯隐私权，用以追踪和限制无证移民。但公司创始人Alex Karp对记者表示不会理睬批评，还认为自己开发的软件在帮助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变得强大。伊格纳提乌斯就此评论说，硅谷内部不少人很喜欢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使得很多“进攻性”的科技能够就此派上用场。
尽管存在着一些对科技公司涉足军事领域的担忧和反对——比如2018年，谷歌的工程师就抗议公司和军方合作开发，超过3000名谷歌员工联署要求谷歌退出这一业务——但是，目前为止，在恶化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下，战争和企业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了。伊格纳提乌斯预测称，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战争和企业的关系会越来越困扰人们。他认为，如今，在科技公司拥有越来越大权力的此刻，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