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

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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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出席峰会,并就“双循环”的主题发表演讲。李扬表示,双循环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终目标是建立开放型经济。

李扬表示,“双循环”理论的提出,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

他以德国、美国、日本举例,德国因身处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中,所以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高于中国,另外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18.7%、28%,均低于中国的35.7%。

以下为李扬演讲全文:

非常感谢凤凰网财经总是给我机会,能够向大家讨教。

今天我的议题是当下中国最大的事情,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双循环”。我想就“双循环”问题的若干方面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讲两点:第一,理解“双循环”,第二就是“双循环”的要点是循环,是畅通,在中国当前哪些堵点特别需要疏通。

第一,关于“双循环”,已经有很多的解释了,但还是经常会听到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双循环”就是重回自力更生,甚至恶意解释为闭关锁国,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疫情是不可抗理,那都要在合适的情况下发展新的道理。

第三,就是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四,把整个双循环的战略放在经济体之上,我们要建立的是开放型经济,这是最终目标。所以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的话,不应当对“双循环”理论有误解。

“双循环”理论的提出,其实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大家知道,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能够适配。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强国,不能对世界依赖过高。比较的有三个国家,德国70.8%是因为德国身处欧盟,欧盟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而德国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是主导性的。美国是买世界的卖世界的,但是美国的对外依存度也只有19.7%。日本因为狭窄的国土历来是贸易利国,但是对外依存度只有28%,相比于中国2019年底的35.7%,中国是高的,所以需要调整。

这个调整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这张图用四条曲线刻划了中国和国际市场的关系,最上面的一条就是经常说的对外依存度,对外依存度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在向上走,这是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一个开放型国家,从一个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一个已经具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历程,这个历程中我们的对外依存度是逐渐提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60%以上。所以从2007年开始调整就在进行,而且进行的非常的迅速。到了正式提出这个战略的时候,只有30%多了,调整了一半。这个也是适应国内自己发展的条件、适应国际环境的理性知决策。用虚线点出的,未来还有调整的空间,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第二个问题, “双循环”是而且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我的体会是“双循环”、多循环是循环,所以在疏通循环的一些堵点,是战略转型的要点。下面我从五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哪些堵点是最重要的,怎么去突破。

(一)这里给出了国民经济循环的架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往复的四个环节,按照四个环节我们每一个环节去看。

1、生产环节,要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问题:一个是关键核心技术。现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样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整个价值链、生产链就会断裂,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产业布局,和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扩展到产业层面,有些产业发展过度,有些产业发展不够充分,因此要迅速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架构下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链供应链,要让供应链能够顺畅的运行,这是从生产面来说。

2、分配面也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熟悉党的文件的应该知道,首次提出这样的目标是上世纪末。所谓初次分配主要就是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的分配。提高工资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是降低利润。当然出资分配的内容还有政府用生产税的方式直接介入初次分配,因此政府的收入也要调整。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上个世纪末提出的任务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还要不断的提出来,五中全会里又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提高工资水平,是全面提升生活水平的起点性条件。如果说要创造8亿个中等收入者,那工资收入不提高的话是做不到的。同时因为消费是居民的前提,居民没有收入,消费占比实现的目标也不容易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和土地的问题,资本我们不多说,因为时间有限。那么土地的问题,大家回想一下,自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大的改革都与土地有关,所有的改革遇到的问题都与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所以现在土地的问题,特别是与土地相关联的权利、确权问题、交易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确立不好会是堵点。第三个问题是新因素,那就是数据。我们要发展数字经济,而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3、流通环节。主要是成本问题,流通成本,大家知道经济学里纯粹流通费用是社会资源的消耗,因为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纯粹是把东西搬过来搬过去。所以降低流通成本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中国的流通成本在1991年的时候是20%多,2019年是十四点多,而发达国家六点几,空间非常大。

4、消费环节。消费是要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只有这些东西做到了,才能真正让消费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二)讲了实体的成本之后,中国的问题立刻转到制度上。中国的制度成本非常高,为什么这么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的、持之以恒的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成本太高了,社会营商环境不好,降低制度成本非常重要。因此面向降低体制成本的法治体系和公平营商环境等软环境,和面向降低流通与信息成本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些硬件同等重要。后者大家容易认出来,前者大家不太容易认识到,而且改起来也相对难一些。

(三)讲到我的本行,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需要有信号的,最重要的信号是金融信号。金融信号最重要的是三个信号“三个率”:第一利率,决定投资多一点,消费多一点,利率决定了资金是往这个地方流还是向那个地方流,向这个产业流还是向那个产业流,向这个企业流还是向那个企业流。第二汇率,汇率决定资源配置国内和国外哪个更优先。第三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是资金在不同的产品上怎么分布,怎么定价。其实这“三个率”的问题,在党内也是很早就提出来了,现在依然在路上。

(四)还是说金融。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资源配置是以金融的运行、金融机构的运行为载体的,因此金融需要为了适应这样的转型,需要全面的改革,这里面列出了主要五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需要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作、相互补充。二是要特别的发展保险、养老基金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面对老年化的问题等等。三是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的、有韧性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四是发展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业。五是全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每一件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五)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现在的转型是在新的起点上,在划分经济发展的起点的时候,以技术进步为它的基本的起点,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天大的技术进步,就是数字经济。这是数通院统计的,中国数字经济世界上排名在前而不是最靠前的。下一步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推动转型,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是需要强调的:首先面对这样一个资源配置的新格局,它是以数字为基础,首先所有的资源要数字化,现有的产业、经济活动可以无限制的被解构,看起来是不可间断的过程,但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是可以被无限切分的,于是可以交由不同的机构去做。然后在切分解构的基础上重新积聚,形成新的交易体系、产业链、价值链,这就是数字经济。

所以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双循环”,就必须有新的眼光。要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定制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目标,2035的目标,以及以后的2050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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