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志趣
除了官员这一身份外，耆龄本人还有很兴趣，读书治学更是其日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首先，前文提到有研究者质疑辨正《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耆龄条目的文字，可见耆龄也被当作藏书家而闻名于世。在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便将耆龄专门作为一家列入，附带光熙一起作为满人藏书家的代表。伦明诗中称：“长白残阳硕果留，坐陪词客与僧流。十年衰盛香儿巷，纪事从兹讫满洲。”其中长白指的便是满人发兴之地，常被用作籍贯。另外说明文字中又称：“满洲耆龄字寿民，辛亥后尚存，与徐梧生善，终日摩挲古椠以为乐。所藏有汲古阁抄本《古文苑》《宋高僧诗选》《酒边词》《琴趣三编》等，后皆归袁寒云。”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见东莞图书馆编《伦明全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这从耆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其对于藏书颇为热衷，家中藏书楼也不止一座。如冒广生便有一诗记其书楼，其中有句称：“君家有高楼，楼开见西山。楼上万琳琅，楼下千琅玕。”
（冒广生：《随寿民阁学诣东陵途中赋赠八诗兼眎怀民将军》之第二首，《小三吾亭诗》卷四，页16a）
陈诗在《题耆寿民侍郎见山楼藏书图》中也将其定为满人中宝廷、盛昱以下之第三人。而伦明提到的几种清初汲古阁影宋抄本，因为是仅次于宋本真迹的珍本，故在袁克文的藏书题跋中也有提及。李红英所著《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详细介绍了袁氏所藏清影宋钞本两《汉书》，其中袁氏题跋称“予所藏并此十品”，而上述耆龄旧藏四种均在其列。其中《琴趣三编》即《闲斋琴趣》《醉翁琴趣》《晁氏琴趣》，袁克文得藏后将其并称为“三琴趣”，并制“三琴趣斋”“三琴趣斋珍藏”等印记，可见珍视
（李红英：《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华书局，2016年，143—146页）
。至于伦明提到耆龄与徐梧生（即徐坊）交善，徐氏也是藏书家，其藏书楼“归朴堂”藏书之名与潘氏“滂喜斋”、盛氏“意园”并举，笔者在拍卖品中还见到数封耆、徐二人的往来短札。
耆龄其他藏书，照伦明的说法皆归袁克文所有，但后来袁氏藏书也四处流散，故只能通过他人著录以及现有各大型图书馆的目录信息，尚可搜寻一二。如文献学家王雨先生的《古籍善本经眼录》中收录“明刊宋本临川先生文集百卷”一种，记载有耆龄“思巽藏书”印记。笔者目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信息中寻得四种有耆龄收藏印记的古籍，分别是姚鼐《惜抱轩文集》《惜抱轩诗集》，嘉庆十二年广州姚原绂刻本，钤“思巽校读”“耆龄藏本”；钱大昕《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刻本，钤“思巽所获书”；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钤“耆龄之印”。这几种书籍在耆龄日记中也都有阅读的记录，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1921年12月30日，耆龄在日记中写道：“近读《潜研堂集》，颇心折于竹汀之学，因及《养新录》，记二十年前随侍九江，将还京服官，先师石泝甫先生手书书目一纸赐之，教曰‘京曹多暇，不可废读，是皆尔应习者也’。目中书甚多，经史外附列者，有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别后过上海，按目收之，有未得者至京续补，遂大备，暇即取读，从未间断。遇读之不能入者，置之，隔数月或年余再读，仍不能入，再置之，竟有三四读三四置者，终必期于能入而后已。遵行二十年，循环往复，一如师教，藏书渐渐能读矣。即如《日知录》，自去冬始能读。《养新录》则今日读之方无扞格，若非于无意中先读《潜研文集》，心有所获，触类引申，亦未必能遽入耳。读书贵能入，何可以轻心掉之，卤莽从事，安得起九原而告之，再请益也，为之黯然。”从其日记中可知，耆氏不仅爱藏书，更爱读书，于舆地之学尤为喜爱，《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更是其案头常备校读之书，甚至“每至烦闷，多借其排遣，他书不能也”
（《赐砚斋日记》1923年10月21日）
，一度更是仿照沈垚《后汉书注地名录》辑录《通鉴地名录》以为读书日课。据其孙惠伊深《禁城夕阳》插图可知，耆龄留下了一部《惜阴日录》，正是类似这些日课文字。因此，耆龄于顾、钱之学颇为心折，读其书更是郑重其事，不敢轻心掉之，非如今日无知之辈，胡乱笺注，妄加批评。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右下有“思巽所获书”印记
前引耆龄日记中提到早年曾随其父游宦九江，所拜的老师名为石泝甫，笔者检索史料，未能考证其人具体生平，仅在福建词宗谢章铤的《赌棋山庄集》中找到一封《答石生泝甫》的书信，可以从中知道此人的一些信息片段。前文已经提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诚勋开始担任江西广饶九南道，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离任，故耆龄师从石泝甫应是在此期内。《答石生泝甫》收于《赌棋山庄文又续集》卷一，该集于光绪戊戌仲冬刊行，信中主要内容是师生二人讨论宝廷所作的《古文尚书解纷》，据宝廷之子寿富所编《先考侍郎公年谱》所载，该书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故该信所作时间应是此后不久，与耆龄受师教的时间也极为相近。在这封信中，谢氏开头称当时石氏已到“海口道”，但不知其确切所指。信中就宝廷之著作，谢氏认为其乃“名士每好訾謷前辈”之恶习，劝石氏要学习乾嘉诸老“读书好古，朝得一证，暮得一间”的实证精神，不可“巧于争名”
（谢章铤：《賭棋山莊文又续集》卷一，清光绪戊戌刻本）
。由此与石泝甫叮嘱耆龄合看，显然接受了乃师的教诲，间接对于耆氏的学风也产生影响。耆龄留下的印记甚多，其中有一枚极长的印记为“长乐谢枚如先生门下私淑弟子耆龄”，便是此事最好的证据。谢枚如就是谢章铤，是咸同年间重振闽词的重要人物，其发起的聚红词榭雅集，更是晚清一个重要的词学流派。上文提到，陈诗在其诗话中也专门抄录耆龄诗作，称其“崇尚儒素，笃嗜风雅”。另外，在1921年11月，耆龄曾与陈宝琛因作诗略起争执，其对自己诗词才华也颇为自信，因此认为自己虽不是翰林却极为不服。其实伦明纪事诗中称“坐陪词客与僧流”，已可看出耆龄的喜好，同时笔者也在其日记以及陈宝琛、冒广生、三多、毓朗等人的诗文中找到唱和往来的记录。而耆龄的诗词成就也得到了诗坛的肯定，孙雄在《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中将其单独列为一家，收录七首诗作。在后人所作《满洲文学史》中也对耆龄及其词作评价颇高，其所依据的便是叶恭绰在《全清词钞》中收录耆龄词六首，“录词之多，远超其他词家”
（邓伟主编：《满洲文学史》第4卷，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398—400页）
，实则叶氏在《广箧中词》也是将耆龄单独作为一家，并收录其词作。钱仲联的《光宣词坛点将录》中，将耆龄定为排名第一百零四的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并引述叶恭绰评价耆龄《三姝媚》一阕为“掩抑低回”。而据孙雄、叶恭绰及其他材料所言，耆龄的著作应有《蠖斋集》一种，《居易堂诗稿》钞本一种，《消闲词》或称《见山楼词》一卷，惜迄今均未能寓目。
“长乐谢枚如先生门下私淑弟子耆龄”印记
耆龄晚年还做过一件雅事，其日记中多次提到有《独立图》一卷，遍求当世名家为其题跋。近人邱炜萲在其《五百石洞天挥麈》中曾谈及题画诗这一特殊的体裁：“题画诗有二：一为观人所作之画而我为之题，一为我所自作之画而自为题之。观人之画，或则赞叹其妙，或则因寄所托。”耆龄这幅画的大量题跋，即是邱氏所言的后者。据王国维《题濩斋少保独立苍茫自咏诗图卷》二首可知，耆龄应是根据杜甫《乐游园歌》所作的画卷，该诗末句便是“独立苍茫自咏诗”七字，其画作完成的时间应是1921年5月12日，当时请宗室溥伒为其题写后付裱。其后参与题跋者，目前确切可知的至少有陈宝琛、杨钟羲、沈曾植、王国维、朱益藩、吴庆坻、郑孝胥、朱汝珍、陈伯陶、温肃、升允、铁良等十数人，故虽未见其图，但由杜诗及众人题跋大致可以推测其寓意所在。杜甫原诗为：“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其中前面十二句从各个方面描写了开元盛时曲江游宴的奢华场面，但后半句忽然跌入盛景不再而苦叹生平，由乐极而生悲，全诗形成巨大的张力。而从各家为耆龄《独立图》所作题诗中，也都反映出这一层意思，尤其因各家均为遗老耆旧，由杜诗的盛衰转移感慨清室的鼎革遭遇，大有“回首同光已惘然”之感。如陈宝琛言“古来欲遁何曾遁，今日言愁始欲愁”，沈曾植言“天上客愁还惝怳，人间远望一凄其”，吴庆坻言“十年尘梦感钧天”，均是此意。而陈宝琛所言“中流”，陈伯陶所言“劲草”“孤松”等，则莫不是遗老间自况相砥的常用表达。
其实除了《独立图》题跋，还有如曾习经、冒广生、陈诗等曾为耆龄自画藏书楼《见山楼图》题过诗，不仅可见其藏书之名颇盛，亦可知其定擅长书画。而且在1922年，耆龄奉命与载泽、载润、溥伒、陈宝琛、朱益藩、袁金铠、朱汝珍、宝熙等人一同清查大内字画，获睹大量珍稀真迹，他更是清查工作章程的起草人。而其后来语人云“近来收藏家鉴别字画，审印章，辨茧纸，考款识，稽年月，皆皮相耳。古大家一落笔自有真处，不同凡近，绝非后生末学所能仿佛”，颇为时人记为名言（林葆恒辑，张璋整理：《词综补遗》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页）。耆龄后又命其子惠均师从金城习画，同时在其熏陶之下，也成为现代著名画家。在如今拍卖市场中，笔者也看到多幅耆龄题赠他人的书画作品，风格清雅。其日记中也因亲贵反复请其题款而不胜其苦，从侧面也看出其在当时颇具声名。此外，对耆龄诗才颇为推崇的叶恭绰在《遐庵谈艺录》中还将其列为当世藏墨名家，并辑录其所作《墨守》一卷（又名《蠖斋藏墨记》），文字较长，故不在此迻录，但从中可见其志趣之广与收藏之精，在清末民初满人中实属翘楚。
耆龄所书对联
结语
由整理《耆龄日记》以及后续考证其家世、生平、志趣，笔者对于其人大致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日记本身来看，耆龄的记载有一个从略到详的过程，大体从1919年开始较为详细，所记内容也逐渐丰富。其中详细记载了紫禁城内发生的大小事件，如溥仪大婚的前后经过，1922年清查大内字画的始末等。另外留下了陈宝琛、朱益藩等诸多遗老的珍贵记忆，又如1923年6月1日，耆龄在日记中记录了王国维新任南书房行走后的观感，只是评价颇为不高：“王静安国维来，见之，升吉甫（升允）所保荐，新派南书房行走者也，浙产，罗叔言（罗振玉）之戚，年四十七八，村学究耳。”
耆龄本人虽是满洲世家出身，但为人相对谨饬本分，故其谥号定为“勤恪”，因而也相对保守，正如庄士敦在其回忆录中评价：“他（耆龄）为人聪明伶俐。在初时我以为他是个有作为的人，于是想通过他来进行一些改革紫禁城内部的工作。然而他对革新的兴趣，只是在言论方面，至于实行则敬谢不敏了。”
（《紫禁城的黄昏》，63页）
又如1922年4月27日溥仪率性在紫禁城内剪去了发辫，几日之后耆龄在日记中记道：“上于初一日剪发，我辈于义应争，既已不及，则应随之剪去。五十二年受之父母者，一旦弃去，实有不忍，此举也殊难委决耳。内事之不堪设想者何许，是不过一端而已”，可见过于迂执。但也正是他的谨饬和迂执，又加上几分自带的书生气，使得耆龄在有些事情的看法上与同僚相比稍显正直。耆龄供职的内务府，此时已不仅仅是管理皇室私产而已，在其他部门早已废尽的时代，俨然成了小朝廷维持正常运转的首要部门。耆龄在日记中时常痛斥“内事棘手、纷扰、丛脞”，其中痼疾当然是积久而成，内务府初由世续领衔，其去世后由绍英继任长期总管。在日记中，耆龄对此二人多有批评，认为世续“无休休之度，有媢嫉之心，纯一私字所团结”，而绍英则“定力不坚，专工迎合……难为领袖”，“种种顾虑，畏难不追”。这与庄士敦的观察正好相合，其回忆录中称世续曾“纵容他的属员作弊”，绍英则“胆小怕事”，“凡是只有退保，没有前进”
（《紫禁城的黄昏》，61—62页）
。而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则本是庸懦之人，故耆龄在日记中也对其多有指责，“邸既轻听，又复□□，隐患方长，思之心痗，遇事进言，反为迎合者作阶级，于事无补，更生枝节”，“内事枝节日多，嫌隙亦日积，皆邸不善调停所致”，所下判语也确为症结。同时耆龄也敢于直言讽谏，在溥仪大婚后不久，1922年12月14日的晚上，他忽然接到电话称溥仪要看《百美图》，其在日记中就直称此举乃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1923年7月28日，由于司房报价浮冒，溥仪对于内务府属员丧失信任，欲重添已被裁撤的太监十人，绍英等不敢觐见，公推耆龄前往，其直言“太监既裁不宜添传，刑讯久废更不宜再用”，为溥仪所嘉纳，进而鼓励“嗣后有过失，尔可直言无隐，朕甚愿闻”。而最后直到遗折中，还在反复劝谏“皇上远佞亲贤，乘时懋德，殷忧所以启圣，常抱卧薪尝胆之思”。
但是尴尬维持的小朝廷内事既不堪，又常有“外侮环乘”，故耆龄在后期也时常透露出心灰意冷而又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绪。在1922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便称：“年来闻见有日退无日进，此中殆有运数，自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与其合污，何如自洁？又恐人以恝置见责区区，进退真两难矣。”到了1924年1月，“退志又萌”，“当思解脱之法，同流合污，余实有所不能也”。加上此时的耆龄早已百病缠身、老态屡现，因此这也可能是后来未随溥仪出逃天津而留守北平直至去世的原因之一。不过耆龄终究是退无可退的，现存最后的日记停留在1929年1月29日，所记的内容仍是东陵盗案的后续——民国军方又起获盗卖东陵赃物百余件。其后两年多的境遇，或许真如胡嗣瑗挽联中所言“艰危积忧愤，竟使吞声到盖棺”。
（《耆龄日记》，收于张剑等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七辑，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本文刊发时删去了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