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加藤阳子
导语及整合丨杨司奇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小视频,宣布从今年10月起,对于在日本生活的所有公民和外国纳税人的孩子,3-5岁保育园和幼儿园的所有费用全部免费;初中毕业前学费全免、看病全免,每月给每个孩子发放1千多元人民币的“儿童工资”。
其实,日本免除从保育园到初中教育学费的政策早在5月就已宣布,只不过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又再度引起热议。之所以出台这项政策,也是日本政府缓解人口危机的适时之举。近几十年来,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这其中既有经济、社会、教育、观念等等多方面原因,也和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重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与当下总是存在种种盘根错节的微妙关联,当我们思考今日之日本乃至世界状况时,不能不回到源头,寻找当初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种种至关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细枝末节。事实上,关于日本开战的原因,主流史学依然有诸多未解之处。
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在日本利用过去的观念和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情形下,深入理解和反思过去的战争尤为重要。
因此,日本近现代史学者加藤阳子写了一本面向高中生的著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基于她在2007-2008年间为期五天的讲座写成。她希望能够和年轻人们一道弄明白,日本这样一个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差不多每10年就经历一场大战的国家,是如何将一场场战争的理由正当化,从而获得民众支持的。之所以要厘清这些事实,是因为加藤阳子一直抱有一个疑问,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同样会被国家的那些说辞所欺骗。
加藤阳子,1960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山梨大学助理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2010年凭借《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获得第九届小林秀雄奖。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人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上至世界顶尖的优秀人才,下至普通的日本百姓,为何认定“唯有战争才是出路”?加藤阳子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探讨方式,去接近这些问题,给予现在以警策和启示。
她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世界交互相连的动态画面,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审视日本过去的位置,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日本的“内部决策”。她很少简单提出结论,而是不断指引通往结论的方向。尤其特别的是,加藤阳子将高中学生们的讨论也一同整理到了书稿中,这些讨论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现时日本年轻群体对于日本历史的认识,也更多面地展开了历史的诸多歧义与复杂性。
在正式进入具体的战争解析之前,加藤阳子先从“9·11”事件和美国南北战争入手,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卢梭关于战争的思考出发,为读者铺垫了进入历史的入口。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从战争的视角审视近代
“9·11”恐怖袭击的含义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多起恐怖袭击,当时人们将这样的恐怖袭击称为“新型战争”。这一观点首先就将焦点放在了这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战争形态上。所谓“新型”,就是指恐怖分子在未宣战的状况下,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纽约的世贸双子塔——这一美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性建筑——杀伤大量平民的方式。这种做法直接深入美国内部,利用一般人日常搭乘的民航飞机,对美国人的生活及工作场所进行袭击。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所受到的攻击是在美国国内,在与美国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点发生的。因此,这起恐怖袭击与其说是由敌国倾全国之力挑起的对美国的战争,倒不如说是潜伏在美国国内的不法分子以无辜民众为目标进行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不法分子就可以被认为是需要借由国家权力进行镇压的对象。
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必然会有五花八门、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诉诸战争的原因,而且不论什么时代,每个国家都会主张自身不得不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正当性。但在“9·11”事件中,美国的态度与其说是要击败战争中的敌国,不如说是要将那些违反国内社会秩序和法律的邪恶犯罪者绳之以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很难把敌方视为战争中的对手,或者说战争的当事人。
其实,日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大家能想到吗?
——是什么时代的事呢?
在学校可能还没学到这一段吧。就是发生在20 世纪30 年代后期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本在家世显赫的近卫文麿担任首相的时候,曾对当时身兼中国军事与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发出声明,当时日本说了什么呢?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没错,就是这样。教科书也有写。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的中日两军的冲突,瞬间就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在这场战争爆发后大约半年,也就是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出声明,表示“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无视正在交战的国家,这算怎么回事?普通人大概都会这么想。但是,当时的军人们,以及本来应该辅佐并提供建议给近卫首相的智囊们却并不在意。不仅如此,他们对于战争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看法。
比如1939年1月,作为被派遣到中国作战的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原名“中支那派遣军”)心脏的司令部曾发出这样的言论:“此次事变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国际惯例认同以报复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当时日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因此,这一军事行动也是被国际惯例认同的。
——报复?第一次听说……
确实如此。我甚至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当中,听过这个词的人可能基本上没有。如果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说明“报复”这个概念,就是当对方国家出现违反条约等不当行为时,可由我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制止其行为。而当时日军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遵守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以必须采取武力行动来让中国遵守条约。
然而,当时国际惯例所认同的“报复”行动,都是程度比较轻微的。例如,当对方国家未遵守条约时,国际认同的对抗行动是扣留对方的货物或船只,从而让对方感到困扰。因此,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不能套用“报复”的概念。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都是军人们的说法,而在近卫的智囊们所撰写的史料中,也发现了以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来称呼中日战争的例子,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一种剿匪战”。大家听过“剿匪战”这个词吗?恐怕只有生活在二战结束之前时代的人们,才能在脑中立刻浮现这个词。“匪”,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内为非作歹的坏人,就好像是山贼那样的形象,而“剿匪战”的意思,就是讨伐剿灭这些不法团体。
总之,只要能意识到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所抱有的“不将这场战争当作战争”,以及“不承认对方为交战对象”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在某种意义上,2001年的美国与1937年的日本,都用一种相似的感觉看待各自眼前的战争:因为对方做了坏事,所以动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将这种战争看成是警察抓捕坏人的行动。
民有、民治、民享
南北战争和《日本国宪法》的由来
林肯是在1863年11月19日进行葛底斯堡演说的。这场演说非常有名,主要阐述了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来运作美国政治这样一个理想,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民有、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在这里,希望大家站在林肯的角度想一想,当时的林肯为什么需要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呢?可以试着联想这一演说的时代背景。请大家试着在25个字以内,写出林肯必须提出这一理想的原因。
——25 个字不够吧?
只写必要的内容,这点字数应该就够了。先给一个提示,大家知道与这一演说有着紧密关系的那场战争吧?
——南北战争。
没错。南北战争是围绕着美国立国的理念,在北方的联邦政府与南方的联盟国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葛底斯堡演说正是因为这场有可能将美国一分为二的大规模战争而进行的。那么,林肯进行这一演说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呢?答案的要点有两个。
——在战争中,提高北方人民的士气。
在演说中揭示这一理想,是因为需要鼓舞士气。不论是现在(2007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都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为了安抚民众,统一民心来应对战争,才会在演说中使用“民有”这样有力的话语。南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葛底斯堡。1863年7月,兵力不相上下的南北两军在此交战,北军在付出2.3万人伤亡的代价之后,获得了胜利。在这样一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联邦政府的总统林肯发表了“民享”的演说。
联邦政府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历时4年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伤亡人数更是高达62.5万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的发生地、新落成的国家公墓,林肯进行了演说。面对幸存的北军士兵和联邦政府相关人士,他在对献身沙场的士兵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也希望拂去人们心中隐约浮现的厌战情绪,毕竟今后的国家建设,还需要这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人。
除了那段有名的排比句,林肯还说了下面这段话。
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并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向前推进未竟的事业,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依旧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这是第一个要点。还有其他的吗?
——寻求北方联邦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很好。相对于为了持续战争而鼓舞士气的角度,这个视角看到了更高层次的问题。南北战争将美国一分为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裂痕。在这场内战中,林肯的对手除了南方联盟,还包括联邦政府内部在继续战争的方式等问题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众多人物。这场内战可以说背叛了那些从欧洲逃离,呕心沥血建立起一个统一合众国的先驱,为了把这场内战继续下去,仅仅靠鼓舞士气是不够的。为了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还需要一个能够重新将美国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理念,一种统合国家来共同迈向远大目标的意志。换言之,就是需要制定统一新国家的宪法,以此来指引国家的新目标。
对于将先人们所建立的国家维持下去的使命,林肯这样说道: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着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地生存。
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就会发现林肯演说的目的,除了追悼战争的牺牲者,同时也是为了今后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的新目标。所以,原因就可以用“为了追悼牺牲者并设定国家的新目标”这16个字总结出来。而第二个要点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重新确立国家的目标和正当性。
另外,在思考这一演说的背景时,我想要再强调一遍,这场战争的战死者非常多。刚才已经说到伤亡的人数,如果单论阵亡者的话,又有多少呢?依照不同的资料和统计方式,得出的数字也不尽相同。根据《世界年鉴》的数据,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北军人数为74524人,南军为110070人,总计达184594人。出现如此庞大的阵亡人数,可见美国内战进行到了多么激烈的程度。
说起来,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大约是多少吗?
——……?
没有概念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是92540人。也就是说,南北战争的阵亡人数是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战斗的美军阵亡人数的两倍。从这一点也可以大概感受到南北战争给美国所留下的深刻伤痕。当然,如果将欧洲战场也算上的话,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总人数是294597人,还是比南北战争多的。
太平洋战争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太平洋战争的损失仍比不上南北战争。如果仔细揣摩的话,就可以感受到林肯的演说也在尝试缝合因内战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深刻裂痕。“为了让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就需要美国人民的奉献和牺牲,林肯如是说。
其实,令人过目难忘的“民有、民治、民享”,在现行的日本宪法中也能发现相似的表述,那就是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一节: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代表民有,“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则是民治,而“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就是民享。可以说,宪法前言的这段内容,就是基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
对于在《日本国宪法》前言中加入“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点,大家是否会感到惊讶呢?啊,并不惊讶吗?原来如此。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宪法》的条文本身是战后根据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准备的草稿来制定的,既然是美国人起草的,那么出现林肯的话语当然也不奇怪。大家是这样想的吧?
请大家先记住刚刚所说的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演说,以及《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这些内容,因为接下来我想先换个话题,提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当然,稍后大家应该会发现,其实所有话题都是互相联系的。那么,在这里就容我稍微离题。曾经有位政治家说过,“历史就是数字”,具体是这样说的。
政治源于众人所在之处。且其起源之处的人数绝非数千人,至少应有数百万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诞生真正的政治。
历史就是数字,即使有数千人的诉求,政治也不会有所反应,只有达到数百万人的规模,政治才会开始出现反应。相当激进的观点呢。大家认为这段话是谁说的呢?给个提示,这个人在20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去世了。
——不是日本人?
不是的。但如果是日本人说出这样一段话,感觉还挺厉害的。
——阿道夫· 希特勒?
确实像是他会说出的话,但不是他。
——如果比希特勒还早的话,是伍德罗· 威尔逊吗?
这要是被威尔逊听到的话,只怕他会悲愤而死吧,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这样说话。
答案是列宁。他与威尔逊确实是同时代的人。列宁的祖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同属协约国阵营。在与德国的激烈战争中,沙俄疲态尽显,终于在1917年3月爆发了二月革命,之后又在11月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与托洛茨基共同推动着革命的发展。
现在,我们试着再来理解一下刚刚所引用的列宁的话。列宁所说“诞生真正的政治”,如果进一步解释的话,大概可以得出“之前的都不是真正的政治”这样的结论吧。在20世纪前半期,可以断言没有“真正的政治”“大众的政治”的大国,大概就是俄国了。因为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自不待言,即使在没有受到殖民主义摧残的国家中,最晚建立立宪制度的日本,也已经在19世纪末制定了宪法,并建立了帝国议会制度。在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沙俄倒台数年之后的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接下来我们慢慢回到正题,让战争转化为革命的政治家列宁所断言的“历史就是数字”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时,伤亡数字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决定性地改变战后的社会。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线战场上俄方的巨大伤亡。
同样地,在探讨《日本国宪法》时,也必须把太平洋战争中日方的大量死伤和日本社会所遭受的重大打击一起加以思考。当然,说到日本的伤亡,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场战争中,还有众多遭受了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战争同样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大量的伤亡。
一提到日本宪法,马上就会出现诸如这是GHQ起草的宪法,是被迫接受的宪法等论调,但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宪法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在众多的生命消失之后,国家需要新的社会契约,广义而言就是宪法。
说到宪法,特别是明治时代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的印象大概是所谓“不灭的大典”吧。然而,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还是《日本国宪法》,其实都属于某种新的社会契约,它们都明确构筑起了国家的基本秩序和信念。而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宪法了。
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中关于“人民”的部分,还是《日本国宪法》当中“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的内容,都非常强调这一理念,而其背后却有着极为深刻的理由。根据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的估计,包括军人、为军队提供劳务者以及平民在内,共有310万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
战争与社会契约
彻底动员人民力量与改变敌国宪法
对于新宪法或社会契约的需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总体战”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就必须提出相应的国家目标。而“民治”这个词汇在这时就显得尤为必要。总体战最单纯的定义就是不分前线和后方,全国青年男子的数量基本等同于被动员士兵的数量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各国,几乎都处于总体战的状况下。为了让青年自愿从军而免去强制征兵的麻烦,从他们未成年时起,国家就会在教育中加入有利于募集士兵的内容。大家应该知道,国家为了进行这样的全面战争,就需要对忍受着辛劳的人民提出类似于“为了建立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目标。国家如果不对其国民宣扬未来的希望和补偿,是无法持续地动员国民为战争出力的。
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就需要设定新的国家目标。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着大规模动员的民众有可能对实施动员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国家往往会先将战争的目的加以明确。例如,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安全屹立于世界”,“一场为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相对地,德国、奥地利方面则将本国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战争。”
大致上能够理解吗?目前为止所讲的问题,就是因战争而出现的大量牺牲以及总体战这一战争形态本身,都会从内部改变参战国家的社会。
接下来,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作用生效之前,己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而选择开战的呢?
——为了让对手服从自己。
很好,就是当通过政治途径,比如外交交涉等手段无法说服对手时,就以武力使对方屈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打败敌国军队,消灭其军事力量。
哦哦,真是尖锐呢。
只要击溃敌军的主力,就可以让对手陷入不得不投降的境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对战争进行了定义,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应该是关于战争最古典的定义。虽然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克劳塞维茨还是从普鲁士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理想意义上的战争,并将相关思想的精华总结成书。其观点的一个特点在于,提出了政治领域的交涉与诉诸武力的战争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延续性。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因为参战各国普遍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苦头的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中心,签订了《非战公约》,试图以条约的形式来禁止战争。二战前的日本政府也以初始签约国的身份加入了这份于1928年(昭和三年)签订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二条则规定,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在这一公约的约束下,只有自卫战争以及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的制裁行为是被允许的。如果回顾直到《非战公约》签署为止的人类漫长历史,就会明白,长久以来人们是如何将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手段或是解决国家之间纷争的工具,从而发动了无数的战争。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吧。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进一步说,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对战败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会压榨战败国。
好严厉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会马上引发复仇战争,战胜国也没法过得安稳吧。
——占领并改变战败国的体制,将其改造成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体制。
这确实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企图进行却未能实现,而且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达成的目标。刚刚的回答,很好地抓住了重点。
差不多该揭晓答案了。
关于战争所带来的某种根本上的影响这个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反复思考过。不过,因为卢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没有日文译本,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我读了东大法学部宪法学学者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才感到异常的惊奇与趣味,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在这本书中,长谷部教授着眼于卢梭的论文《战争与战争状态》。卢梭的这篇论文写道:战争就是国家之间对于主权与社会契约的攻击。也就是说,是对敌国宪法的攻击。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实施了间接统治。而我们日本人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哦,美国是作为民主主义的老师,本着到日本传授民主政治的目的来了”,把占领政策看成是美国特质的体现。而卢梭则早在18世纪就预见到了战后美国的这种做法。
卢梭当然只能知晓直到他本人生活的18世纪为止所发生的战争。对于19世纪的南北战争、普法战争,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无法知晓。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卢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与19世纪、20世纪以及现代的战争都相符。
卢梭认为,战争不会在消灭了某国常备兵力的三成以后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也不会在对方的国王举手投降时就宣告终结,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的领土(这种意图当然也会存在),或是收编对方的军队(这种意图还是会存在)。他将种种想法加以归纳,最终得出了结论,强迫对手改变对其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广义而言,就是被叫作宪法的东西)这一行为,才是战争。
战争就是要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简单地说,为了给对手造成最大的伤害,就要对对方最重视的东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样思考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卢梭的理论了吧。卢梭生活在18世纪,却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战争形态,真是不可思议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宪法,即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以英美式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范本进行了修正。因此,如果从历史的“数量”问题以及战争的目的这两方面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日本国宪法》其实并非是美国热衷于理想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哪一方获得胜利,恐怕都会发生由战胜国来改写战败国宪法的情况。
谈到这里,大家能够渐渐体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历史问题的有趣之处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试着探讨敌国与我国、敌方与我方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请大家想一想在美日交战后,美国获得胜利并改写日本宪法时,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而战前的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又是什么?构筑起战前日本社会的基本秩序又是什么呢?在事后来看,美国也正是借由战争的胜利将日本的这一部分进行了改写。简单来说,只需要两三个字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天皇是神的后代,其权力具有绝对性。
非常好的想法。这是根据1946年1月1日发布的否定天皇为神的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来说的。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也需要借由天皇之口来否定对天皇的神化,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刚刚这位同学所说的就是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还有其他的吗?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帅陆海军。
这是军事角度的回答吧。美国的制度是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拥有决定开战等权力,虽然实际上是由总统做出判断和决定。反观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其实从开战到缔结和约为止的过程,与其说是由明治天皇来做出决定,不如说是元老们在主导政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变成了既不是由大正天皇,也不是由元老,而是根据内阁的判断来决断。关于这一点,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由天皇统帅陆海军”,但也必须有人对天皇的统帅大权进行辅佐。内阁并不负责此事,而是由另外设置的,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1933年起改为军令部总长)以及侍从武官长等官员组成的统帅机构来进行辅佐。
此外,有关宣战、和谈以及缔结条约等大权,也是如此。虽然宪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了“由天皇进行宣战、和谈及缔结各种条约”,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国务大臣的辅佐。要得到两个字组成的答案,还要再加点油呢。《大日本帝国宪法》与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国家主权在天皇而非国民,统治国家的中心是天皇。
是的,没错。《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这些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果用当时常用的两个字组成的惯用语来表达,由天皇统治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根本宗旨应该是什么呢?
——国体。
没错,刚刚我说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词就是“国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国体”。换句话说,就是“天皇制”。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规定:“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团体,或者明知其性质而加入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这里所说的国体,就是指天皇制。
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的胜利,最终改变的是日本的天皇制。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前言部分:“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与林肯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基本一致。不过,就在这一部分的前面,还写着:“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到这里为止,我们从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形态的意外相同点出发,接着又从“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个说法,把话题延伸到了林肯的演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改写的宪法之间意外的相同点。上面的共通之处就是“意外的相同点”。其实,不管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的美国,还是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1945年前后的日本,都意外地存在着一些共通性。
但是,这些共通性必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发现。比如第一个例子,就在于是否注意到战争的“形态”;而第二个例子,则在于是否能够发现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基本秩序将在大规模战争之后被改写这一理论。当我们谈到是否具备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事物的能力时,其实就是在问能不能注意到这些历史的视角。
本文整合自《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较原文内容有所删节和调整。
作者丨加藤阳子
导语及整合丨杨司奇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