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亚平

今天开始分三次讲《斯人此心——陆九渊心学十二讲》的第2讲《陆九渊心学的核心问题》

说起“心学”，人们常会有几种心态和反应：

一、心学是学究之学，太深奥；

二、心学是时髦之学，太花哨；

三、心学是唯心之学，太虚幻；

四、心学是励志之学，太鸡汤。

其实，作为中国儒学的重要流派，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心学”有着严肃而丰厚的思想内容、深远而广泛的历史影响、鲜明而独特的文化特色。

说到“心学”，就绕不开“陆王心学”。宋代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是心学的杰出代表，特别是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性和关键性的代表人物。

那么，“白鹿洞讲学”，陆九渊讲了个啥？

一、陆九渊心学的基本定位：心学即人学、做人成圣之学

什么是心学呢？

王阳明在《陆象山先生集·叙》中说:“圣人之学，心学也。”

这个论断一语点破陆九渊心学的本质。确实如此，心学即人学、圣人之学，陆九渊心学就是关于做人、做圣人的学问，她正是在做人这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点、关键点、核心点上显示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力量。

在陆九渊心学中，人的主体地位被强调到十分重要。“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与朱济道》《陆九渊集》卷11，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1页。]“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与王顺伯》《陆九渊集》卷2，第20页。]“吾人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岂肯作此等语也。”[《与包敏道》二，《陆九渊集》卷14，第208页。]

陆九渊心学谈问题、想事情，总要谈个大小、先后、本末，他要求“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人们应首先“深思痛省”“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即做人的目的、活着的意义，不要“枉自汩没，虚过日月”。陆九渊说“朋友讲学，未说到这里”，批评有些做先生的“朋友”讲学不讲做人（至于这个“朋友”指谁，恐怕大家都清楚）。陆九渊说这种讲学就是《孟子·尽心》讲的“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在长辈面前大口吃饭、大口喝汤这样极不礼貌的事都做得出来，却讲究不用牙齿啃断干肉这样的小礼貌。也就是“遗其大而言其细”，抓不住要害。“若能知其大，虽轻，自然反轻归厚。因举一人恣情纵欲，一知尊德乐道，便明洁白直。”[《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18页。]

但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与包详道》《陆九渊集》卷6，第94页。]陆九渊就论述过“圣人”“常人”、“大人（君子）”“小人”、“官人”“中人”“吏人”、“正人”“邪人”，说：“人之资质不同，有沉滞者，有轻扬者。古人有韦、弦之义，固当自觉，不待人言。但有恣纵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18页。]

那么，怎样才能教各种各样的人来做人、做圣人呢？

丘元寿（960-1279）从福建邵武来陆九渊这里听了好几天的课，说自己小时只是爱读程颐的书，这些天听了陆先生的课，感觉很好，“天下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啦。”

陆九渊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留意学问、且从事程颐的学者。既然你好古如此，那你平日在家与谁游处呀？”

丘元寿回答说自己赋性冷淡，不太与人来往。

陆九渊问：“你没有为你儿子聘请教师吗？（“莫有令嗣延师否？”）

丘元寿说与教师话不投机，说不来。

陆九渊说：“既然如此，那你平生怀抱志向，如果想诉说，跟谁说呢？”

丘元寿回答说：没有谁可以诉说。有时在田园里找老农老圃说说，他们虽不识字，但可喜的是有真情。

陆九渊环顾他的学生，笑曰：“邵武有那么多士人，竟不能有以契元寿之心，契心者乃出农圃之人。如此看来，比起农圃间人，这些士大夫儒者都是有愧的呀。”

陆九渊接着说：“世间一种恣情纵欲之人，虽大狼狈，其过易于拯救，却是好人划地难理会。”

有人问：像丘元寿前辈这样的贤人，您还有力量帮他吗？陆九渊说：“元寿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但恐不能为尧舜之大也。”

丘元寿听到此话，脸色大变，慌忙答道：“感受先生教爱之笃，但我想我自己无此力量，实在是不敢对尧舜有所冒昧呀。”

陆九渊说：“元寿说无此力量。你说错了。元寿你平日之力量就是尧舜之力量，只是元寿你自己不知道罢了。”[《语录上》《陆九渊集》卷34，第485页。]

陆九渊在这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在引导丘元寿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其实，这种“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就是陆九渊心学的核心观点。

至于“元寿平日之力量，乃尧舜之力量”，“但恐不能为尧舜之大也”，这也是陆九渊心学的观点。“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耳。”[《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22页。]

那它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圣人与凡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圣人与那个圣人有没有大小之分呢？

后来到明朝，王阳明也碰到这个问题。学生蔡希渊问：“孟子把孔子、伯夷、伊尹都称为圣人，但伯夷、伊尹的才力、德力都低于孔子，怎么也可以同孔子一样被称称为圣人呢？”蔡希渊提出了一个“圣人是不是也有等级”的尖锐问题。

王阳明回答说：圣人所以为圣，只是因为良知纯乎天理而没有夹杂丝毫私欲，就好像纯金之所以为纯金，只是因其成色足而没有铜铅之杂质一样。然而，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不同，就像同样是纯金，但轻重不同。尧、舜好比万镒之金，文王、孔子好比九千镒，禹、汤、武王有七、八千镒，伯夷、伊尹好比四五千镒。他们的才力虽然不同，而至善的良知是相同的，都是纯金呀。

说到这里，王阳明话锋一转，直讲一般人的成圣问题。他说：即使是平常之人，只要肯下功夫学，使自己的心地纯洁起来，让良知显现出来，就可以成为圣人。好像是一两之金，比起万镒之金，虽然分量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这个道理。[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23页。姚注：为节省篇幅，以下全书凡引《王阳明全集》者，将省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版，”只注篇名、卷数和页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陆王心学在做人成圣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陆九渊心学的核心关注：做人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个这样的“人”？

陆九渊是从“人”出发，开始他的心学论述的。他认为：人，首先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陆九渊有个学生叫缪文子，“资质亦费力，慕外尤滞”，陆九渊每每见他退下之时，一副不能脱罗网的样子。陆九渊就告诉他，要放大规模，做大格局，“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05页。]“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08页。]

缪文子不理解，一脸懵逼地说：“我也思量过我是一个人呀，我怎么可能不为人呢？难道为草木禽兽不成？”

陆九渊说：“如此便又细了，只要大纲思。且如‘天命之谓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若寻常思量得，临事时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

缪文子很有成就感地谈自己的心得，说：“我第一次来见陆先生您，懵懵懂懂的。我第二次见到先生时，有进步了，觉得心下快活，凡事还能自持。现在只怕到昏时自理会不得。”

陆九渊说：你这哪里是进步呀。如果内心澄明，那还要什么把持呀（“见得明时，何持之有”）？就像人之于耳、之于眼，要听、要看时就自然会听到、会看见；不要听、不要看时就自然会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要你存有本心，那心就会由你呀（“何独于心而不由我乎？”）[《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05页。]

陆九渊心学是一门做人的学问。他一直在讲要“做人”、“做个人”、“大做一个人”。在做人的问题上，陆九渊的心学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在“天”“道”“理”“性”“气”等一大堆的概念中，拎出了一个“人”字，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疾呼“人人都要立志做人”。陆九渊心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辨志明心做个人”，其精神追求和哲学关注就是“大做一个人”。

二是大大突出了人的地位，强调了做人问题的重要性，十分自觉、清醒地张扬了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生命的意义。陆九渊认为人生天地间，与天地并为三极。“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30页。]

人不但是一个自我修养成人成圣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更是一个推动改革、惩治恶吏的政治实践的主体，还是一个改造社会、保家卫国的社会实践的主体。

程朱理学而言，“道”是天道，“理”是天理，落在人间事务上就是家国伦理、政治秩序，而践行这“道”“理”、维护这一伦理秩序的人，则是君主与士人。而陆九渊心学却更具有内倾化、世俗性、个体性的特点，这个“道”“理”淡化了许多神圣性，而展开于普通民众的日用生活而具有更多的世俗性，陆九渊说：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绝不是一句豪言，而是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和时代的气息：凡夫俗子不但也具有成人成圣的可能性，他们也成了改革社会、保家卫国等社会实践、政治实践的主体。

在南宋时期，庙堂并不是士人推行其政治理念的唯一场所，宋代的政治主体是君主与精英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精英士大夫的政治取向一方面是“得君行道”，获得君主青睐，同时，很多士人已将注意力转向了民众阶层，[ 单虹泽：《陆象山的“主民”思想及其对晚明“觉民行道”的开启》，《陆九渊诞辰880周年暨心学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第764页。姚注：为节省篇幅，以后全书脚注中的引文出处《陆九渊诞辰880周年暨心学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律用L代替。]把精神转向了地方治理，引导农村的精英阶层参与地方政务，这也就让社会民众逐渐有了成为政治主体的身份自觉。

三是提出了做人的标准与努力方向。1178年（淳熙五年）八月，朱熹由史浩荐知南康军(即后来的星子县、现属庐山市)，1179年三月到任。在那里，朱熹做了许多民生工程，他修的防洪堤现在还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他还做了文化工程，在庐山唐人李渤读书处修复了白鹿洞书院。

(图片取自《江西画报》)

朱熹毕竟是大师呀，虽然6年前他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吵了一架，可那是学术讨论，不是私人恩怨。朱熹大师风范，写信邀请陆九渊来庐山讲学。此时陆九渊考上进士后还在金溪老家等待任命呢，陆九渊接信后欣然答应1180年（庚子)之秋赴约，后因该年夏秋之际南康大旱，朱熹忙于救灾，讲学时间延至1181年(淳熙八年辛丑)二月。这样，就有了“白鹿洞书院会讲”。这一年，陆九渊43岁。

朱熹记载了这次讲学：“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洞书堂。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朱文公集》卷81]

随同陆九渊一同前往的有哪些人呢？朱熹《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沿书堂讲义后》说：“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兄子静来自金溪，其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字廉夫，陆九渊仲兄陆九叙之女婿）、熊鉴（陆九渊仲兄陆九叙之女婿）、路谦亨、胥训[胥训，字必先，陆九渊妻子吴夫人之第三妹之婿。陆九渊有《与胥必先》书信四封，多勉励之语。]实从。”[ 《晦庵集》卷81，《陆九渊集》卷23《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文后，第316页。]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了些什么呢？

“昔者先生来自金邑，率僚友讲道于白鹿洞，发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以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甚中学者之病。义利之说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间，岂不严乎？苟不切己观省，与圣贤之书背驰，则虽有此文，特纸上之陈言耳。”[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38页。]也就是说，陆九渊从金溪来到白鹿洞书院讲了一堂“利义之辩”。

义利之辩出自《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利之辩”是中国文化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和小人之辩，在政治领域就是王道与霸道之辩。到了宋儒这里，“义利之辨被提升到判别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的‘第一义’的高度，并被赋予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之诠释，又借助天理人欲之辨，引入‘公私之辨’这一命题，使得义利之辨既具备了形而上之天道价值根源，又具备了指导士大夫日用生活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之现实功用；既成为士大夫修为群众人格之现实标准，又成为政治上平治天下、文化上批判佛道之理论武器。”[ 周接兵：《陆九渊君子人格思想述论》，L下-第661页。]

陆九渊讲“义利之辩”就是讲做人的问题，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

下面是《白鹿洞书院讲义》[ 《讲义》《陆九渊集》卷23，第315-316页。]全文：

某虽少服父兄师友之训，不敢自弃，而顽钝疏拙，学不加进，每怀愧惕，恐卒负其初心。方将求针砭镌磨于四方师友，冀获开发以免罪戾。此来得从郡侯秘书至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瞻睹盛观，窃自庆幸！秘书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讲席，以吐所闻。顾惟庸虚，何敢当此？辞避再三，不得所请，取《论语》中一章，陈平日之所感，以应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癝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秘书先生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笃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愿与诸君勉之，以毋负其志。

陆九渊此次讲学有几层意思：

一、“义利之辩”就是“公私之辩”。陆九渊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辩。”应该讲，这是宋儒们的共识，具体言之始于北宋二程。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朱熹断言：“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自二程高扬“义利”之辨，理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有所响应，都视“义利”之辨为儒家第一义，而对此做出较为系统论述的莫过于朱熹，陆九渊的白鹿洞讲学则堪称经典。[ 陈乔见：《陆九渊“义利”之辨的特色》，L-第255页。]

二、“义利之辩”就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喻于义”的就是君子，“喻于利”的就是小人。换句话说：是君子，就会喻于义；是小人，就会喻于利，于是“义利之辩”就是一个从公义与私心来鉴定道德人品和精神境界的标准。

三、“义利之辩”还是一个做人的方向。清初思想家吕留良非常敏锐地指出，相对于程子“惟其深喻，是以笃好”乃“已成之君子、小人”而言，陆九渊“是从喻字前说”，就是未成君子或未成小人之前时说的，也就是说：如果“喻于义”，就会成为君子；如果“喻于利”，就会成为小人。这样一来，陆九渊的讲学不是在为人们静态地、事后地帖标签，认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是动态地、事先地给学子们指方向：大家都要在道德人品和精神境界上努力喻义讲公，从而成为君子。

四、君子会喻于义、小人会喻于义的原因，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所习”。

陆九渊的“义利之辩”，就讲清楚了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怎么才能做君子，不做小人？

陆九渊接着说，君子小人之间的区别既然这样凛然严格，我们如果不“切己观省”，不联系自己的实际，那么就“与圣贤背道而驰”，而虽有孔子的文章在，那也只是纸上的陈言套话而已，又怎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所以，陆九渊就是要让在座诸位“切己观省”以“辨志”。实际上还是讲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做这样的人。

“义利之辨”也好，“辨志明心”也罢，这个“辨”字非常紧要。杨立华对此有深刻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各种要素的权衡、综合，在各种权衡、综合中，对发心动念那一念之微的分辩是至为关键的。做一件事“最根本目的是什么”，初心是什么，这是君子小子的分野。陆九渊“辩”的说法非常可贵。人的行为，这一念之差、一念之微是分别善恶的根本：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好人，还是想成为一个坏人，你到底是出于利之心，还是出于义之心，你到底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都在这一念之微。这是陆九渊最发人深省、最大震撼人心的地方，这一念之微的分辨是心学得以挺立的根由所在。[杨立华：《自作主宰：陆九渊的哲学》《中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9页。]

陆九渊的这堂课讲得好，讲者“当时说得来痛快”[《年谱》《陆九渊集》卷36，第561页。]，“听者莫不竦然动心”，连激动带感动，竟至泪下。朱熹也“深感动”，当时是早春二月，“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

陆九渊讲完课后，朱熹走上台，说：陆先生的这堂课很重要，很深刻，“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切中了时下的要害，击中了当下官员、学者的思想要害。击中了哪些“隐微深痼之病”呢？“今世以科举为时尚，士人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志之所向，......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陆九渊大声疾呼，学子们要“专志乎义而日勉”，使平日之学不违背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试想，现在我们做工作、当领导，难道不也要“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吗？

朱熹接着说：在座各位，“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我朱熹“犹惧其久而忘之也”，“凡我同志”“当共守勿忘”，“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只有这样，才“可以不迷于人德之方矣”[ 《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朱文公集》卷81。]，才能做君子，做圣人，做正人，不要做小人。

朱熹说陆九渊的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击中了读书人的哪些毛病呢？“今世以科举为时尚，士人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志之所向，......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陆九渊大声疾呼，学子们要“专志乎义而日勉”，使平日之学不违背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

后来，朱熹还对杨道夫说“你曾经见过陆九渊先生讲义利之说吗？”

杨道夫说：“没有呀（未也），怎么啦？”

朱熹说：“我这次请陆九渊来南康讲课，他的这堂义利之辩讲得真好。如他说道：‘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

可见，陆九渊讲的不仅是一篇古代文章，而是就儒家的基本命题来剖析一个现实问题：时下士人读书，不是为了行道，而是在逐利，是为了当官、改官，当大官。他十分严肃地批判了这种恶劣风气。

南宋时期，科举制度大面积普及，陆九渊就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联系到以后明代、清代，科举制度的进步性越来越消磨干净，而内在落后因素愈加暴露和严重，就会愈加感佩陆九渊的洞察力和批判性。

现在，我们去庐山脚下那浓荫密盖、涧水长流的白鹿洞书院，透过庐山那吹了千百年的阵阵微风，似乎还能听到陆九渊的讲课之声在那里久久回荡，一直不歇。

事后，朱熹“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请陆九渊将讲稿整理出来，然后亲自题跋，并把这篇《白鹿洞书堂讲义》刻成石碑，作为白鹿洞书院学子必读之物，以志不忘。

今天，那块《白鹿洞书堂讲义》石碑还立于白鹿洞书院的北碑廊。

去庐山旅游的人们，一定要去现场亲眼看看、读读这篇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政教育精品课的经典教材呀。

三、陆九渊心学的精神追求：“堂堂地做个人”

其实，做人的学说不只是陆九渊心学的核心理论，也是孔孟之道的主流思想，

孔子讲做君子，不做小人；

孟子讲做“大人”；

王阳明讲做圣人，都是讲做人。

中国文字中，“人”是一个站立的人，

“大”则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是一个有头脑、有腰板、头顶天、脚立地的人。

所以，陆九渊讲“须是大做一个人”[《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05页。]，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中国人常考虑三件事：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

中国人对做事也很讲究。事，不能做坏事，也不一定是做难事、做急事、做大事，但必须做好事，还强调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干坏事。

中国人对做官也很讲究。做官，不是骑高马、做大官，而是要做一个好官、清官，这是古代中国官场的正面价值观。

但是，中国人最讲究做人，“做人”是最基本、最要紧、最重大的问题。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官。鲁迅的名字都叫周树人。人有好多种，有文人、商人、军人和官人，中国人讲的不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也不是做伟人、奇人，而是做好人，做正人，做贤人，做圣人，内心的修为和道德的境界要好，外在职业或事业才能顺畅，“内圣外王”。

陆九渊的做人思想，一是要做人，二是要做大人，“大做个人”，三是凡圣一样，“人皆可成圣”，“人皆可为尧舜”，即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人人可做圣人。

陆筠是陆九渊的远房侄子，却比陆九渊大20多岁，绍兴年间（1131-1162）在贵溪衙门任主簿。有一次，陆九渊代表父亲去贵溪看陆筠。一伙草寇刚洗劫了贵溪县城，唯独陆筠居住的主簿厅完好无损。有人就说他通匪。上级也不问青红皂白，先免了陆筠的职，让他等候调查处理。

陆筠不服，辩解说：“绍兴二年，贼寇谢达、黎盛在惠州纵火，民居官舍，焚荡无存，独留东坡白鹤故居。可惜东坡死了，要不然东坡也是通匪了。”

这件事引发了陆九渊对人心的思考：人皆有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使强盗也通人性，也有善心，何况其他人。可见，只要有“心”，只要明“心”，人人皆可成圣。

有人问：“凡人要洗心，那圣人也需要洗心吗？”

“当然。”

再问：“那为何有圣人和凡人之分呢？”

陆九渊回答：“人心都是善的，又都会被遮蔽。只不过圣人会经常洗心剥落，保持本心;而凡人则被物欲所惑，迷失本心。”

“照你这样说，人皆可成为尧舜？”

陆九渊答：“只要人人皆能洗心剥落，有何不可呢？”

陆九渊的“剥落”指的是人心有蔽，要剥落、革除蒙蔽心之“物欲”与“邪见”，从而“明心见性”。

陆九渊这个思想很自信、也很重要：既然凡人和圣人一样，就不应该把自己看低、而把圣人看高了（“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不要把圣人当作偶像崇拜，只要能发明“本心”，涵养此心，便是圣贤这样的一流人。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陆九渊心学所讲要做的人，是一个合乎传统伦理的“完人”，是一个充满着四端之心的道德上的“超人”，如他说：“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22页。]他甚至夸大这一道德上的“超人”，他有一首诗，口气大得很：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第525页。]

此诗的境界极为孤高，极得心学之精髓。“南斗”、“北辰”都是天上的星辰。自己一“仰首”，就头顶着了天，一“翻身”，就比肩南斗，攀上了北辰，伸个头到天外望，全宇宙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我的“心”充沛于整个宇宙。有些人认为，陆九渊是个“狂”人，不怕天高地厚，其实，陆九渊绝不是空喊口号的楞头青或自大狂，而是心大志大的思想家，表明了“天地之间有个人”“吾心即宇宙”的心学思想，塑造出一位苍穹之下的圣人形象，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志向。

陆九渊赋予了每个人堂堂做人的光荣，也警醒每个人堂堂做人的责任，故使听者顿生共鸣，血脉涌动。

本文为《斯人此心——陆九渊心学十二讲》第02讲《陆九渊心学的核心问题》第1节《“白鹿洞讲学”，陆九渊讲了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