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王正祖李祘（1776-1800年在位）历来是韩国古装影视剧中的常客，近年播出的《成均馆绯闻》《逆鳞》《思悼》等一系列影视剧更是深刻影响了我国观众对这位朝鲜国王的认识。今年冬季，MBC电视台又聚焦正祖李祘的家庭生活，将他与宜嫔成氏(1753-1786)的故事拍成一部青春罗曼史——《衣袖红镶边》。该剧将正祖李祘塑造成一位痴情之人，他与成氏的爱情故事亦是可歌可泣。然而李祘笔下的成氏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他与成氏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衣袖红镶边》海报按李祘撰写的《宜嫔墓志铭》与《宜嫔墓表》所言，成氏“踰十岁，选入掖庭”，“以闾巷卑微之地，生此拔类之贤，载诞元良（即文孝世子，1782-1786），宠承嫔位，殆若有不偶然者”，可见成氏出身寒微，在年少时被选入宫。李祘在早年时已看上成氏，他写道：“（成氏）承恩之初，以内殿（即孝懿王后金氏，1754-1821）之姑未诞育，涕泣辞以不敢，矢死不从命，予感之不复迫焉。”然而君王的忍耐只是暂时的。待李祘再广选嫔御之时，他再次要求成氏应选，不过成氏仍然拒绝。于是李祘“责罚其私属，然后乃从命，自当夕之月即有身。”可以看出成氏并非像剧中那样恋慕李祘，而是迫于王命，不得已成为王的女人。
正祖李祘御制《宜嫔墓志铭》，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品
正祖李祘在纳成氏为后宫之前，已有正妻孝懿王后金氏，元嫔洪氏(1766-1779)、和嫔尹氏(1765-1824)等数位嫔御，但这些女性均未生下任何子女。和嫔尹氏入宫不久后就宣称怀孕，在徐命善等少论大臣的建议下，李祘下令设置产室厅，等待尹氏生产。与此同时，宫中传出了内人成氏怀孕的消息。1782年九月，成氏生下一子，这就是文孝世子。
进入18世纪后，朝鲜的宫廷制度发生了一项显著的变化，即国王的嫔御哪怕生下储君，也无法成为正宫王妃，正妻永远是正妻，妾永远是妾。这项规矩是由肃宗李焞（1674-1720年在位）鉴于后宫争斗而定下的，其实也反映出当时嫡庶制的固化。实际上在朝鲜前期，文宗（1450-1452年在位）的显德王后与中宗（1506-1544年在位）的章敬王后都是从妾而升格为正妻，但在成氏生活的18世纪，这是绝无可能之事。
正祖李祘御制《文孝世子孝昌墓神道碑铭》，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品
成氏得宠时，宫中的长辈有李祘的祖母——王大妃贞纯王后金氏、生母——惠庆宫洪氏，此外还有同为王的女人——孝懿王后金氏与和嫔尹氏。可以想象得到，哪怕母以子贵，位居正一品嫔位的成氏在长辈云集的森严宫廷之中绝不敢高调，只能小心谨慎行事。孝宗（1649-1659年在位）的驸马郑载仑（1648-1723）曾在《公私闻见录》中写道：“后宫于所产子女不敢尔汝，盖不敢自母于其子也。”也就是说，后宫嫔御对自己所生的子女也要使用敬语，不敢以母亲自居。这是因为国王的子女自然是身份尊贵的王室之人，而生母依然只不过是低贱的嫔御。正祖李祘的亲祖母，即思悼世子生母暎嫔李氏就是这么做的。“（暎嫔）曰：元子（指思悼世子李愃），坤殿（指贞圣王后徐氏）取以为子也；吾，元子之私亲也。吾岂敢认以为己子也？”（正祖李祘：《暎嫔行状》）成氏也延续了这样的惯例。文孝世子出生后，即由孝懿王后金氏作为己子，而金氏仍令成氏负责养育文孝世子的具体事务。按《宜嫔墓志铭》的记录，成氏对待文孝世子是“躬执贱役，言语极其尊敬，或言其太过，则曰：储君也，内殿之子也，我何敢以己出而自尊乎？”
与《衣袖红镶边》中古灵精怪，颇有主见的成氏形象相反，李祘笔下的成氏是一位极为遵守儒教道德，非常顺从夫君的女子,并且“敏女红，善烹饪，即其余事而笔翰亦自超凡”。李祘也承认，自己有时候并不太好伺候，“御宫掖严而近苛”，也不会示恩宠于成氏，但她仍然能处事圆满，即“犹能积诚竭力，直前无退，使所执之义理终归于至当至正之地。”
《衣袖红镶边》中的成氏被塑造成一个颇有主见的女性形象按同时代的中低阶官员黄胤锡（政治上属于老论）的日记所录，成氏的名字——“德任”乃宫中所赐名，当时成氏刚刚生下文孝世子。这是一个佳名，“德”字自不用说，与“德行”“品德”相关，而“任”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其周文王之母“太任”中的“任”。在18世纪中晚期的朝鲜，“荡平”是最重要的政治关键词，也是君王们为之努力的政治目标。所谓“荡平”，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这出自《尚书·洪范》，在当时指的是不拘党派，启用人才，也是王权对臣权的一种压制。在朝鲜君臣看来，西周的统治继承了蕴含“荡平”原理的《尚书·洪范》，是理想的政治模范时代。（详参金伯哲：《王政的条件》，Ehaksa2021年版，第86-87页。）李祘本人也极为推崇西周的政治，认为可以通过“荡平”在朝鲜八道实现如西周一样的儒教理想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储君之母赐名“德任”，显然蕴含着李祘对未来政局的期待。
宜嫔成氏亲笔《郭张两门录》，首尔历史博物馆藏品
实际上国王越强调“荡平”，反而越反映出政坛上的党争现象仍然严重，而前朝的党争往往又与后宫的权力争夺联系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说，成氏怀着文孝世子之时，宫中为迎接和嫔尹氏的生产而早已备有产室厅，但尹氏过了两年多仍未生下子女。与成氏的宫女出身不同，和嫔尹氏出身名门，经过拣择而直接成为正一品的嫔，并赐有宫号——“庆寿”。但成氏怀孕后，并没有立刻得到封号。按黄胤锡的日记所录，惠庆宫洪氏多次向李祘提起：“德任腹渐高大矣！”，也就是催促李祘给成氏一个名分，而李祘只是“微哂而已”。成氏的父亲成胤祐本是惠庆宫洪氏之父洪凤汉的下人，与洪家关系匪浅，也因此获得洪氏的青睐。洪氏的催促，自然是为扩张自家的权力而铺路，而洪家亦是老论中的一员。成氏生子后，才被封为昭容，随即进封宜嫔。此时支持和嫔尹氏的少论大臣徐命善仍然上疏请待尹氏产期，而不愿提议将成氏之子封为世子，而老论大臣金尚喆反对徐命善这一做法，上疏请封世子。最终结果是李祘下令封成氏之子为世子，并撤掉为和嫔尹氏准备的产室厅，而徐命善也因此被罢职。如果从和嫔尹氏及其支持势力的角度来看，成氏生子显然并非他们乐见之事。
剧中的李祘随后的数年岁月中，文孝世子获得了贞纯王后金氏、惠庆宫洪氏、孝懿王后金氏的一致宠爱，而成氏本人的盛宠也在继续。1784年五月，成氏又生下一女，但这位翁主没有生存多久就夭折了。1786年五月，汉阳城中疹疫大炽，成氏的命运也迎来了巨变。
虽然当时宫中已下令禁止家中有患有疹疫的卿宰侍从入宫，但月初之时，文孝世子依然感染了此病。一开始时世子的症候尚不严重，在医官们的诊治下，症状皆消，仿佛痊愈就在眼前。然而到了十一日，病势急转直下，已药石难医。在危急时刻，李祘“手掷东宫玉宝，亲诣宗庙后夹门，哭呼曰：请活我儿！”哪怕国王与大臣们的哭声响彻门内外，也于事无补，文孝世子在次日即死亡。按黄胤锡的日记所录，当时汉阳城中传言文孝世子的夭折另有隐情。此前内医院医官李挺楫与世子的乳母通奸，乳母因此怀孕而不再产乳汁。李挺楫为掩盖奸情，暗中向徐命善建议道：“东宫必患乳积之症，不当使之饮乳，请出乳母于外。”不再饮乳的世子身体渐衰，患上疹疫后无力而死。黄胤锡认为这是徐命善等人厌恶成氏生下文孝世子而故意设下的阴谋。但李祘一再拒绝三司对李挺楫的处罚建议，仅仅是以“酌配（酌情流配）”搪塞过去。奎章阁提学金钟秀对此非常不满，面谏国王道：“挺楫、乳媪之辈俱是可问之人，而迄今不问，古今天下，宁有是耶？”
文孝世子死后，李祘多次亲临魂宫而立奠恸哭，到了朝廷上下都觉得国王有些过度的程度。成氏此时正怀有数月的身孕，长子的夭折更加刺激到了她敏感的情绪。九月之时，成氏亲访孝章世子的魂宫，经宿而归，随后感到身体不适。医女与医官们入诊用药，却收效甚微。该月十四日，成氏早产生下一子，未几子死而成氏亦逝。按李祘的记录，成氏在临死前嘱咐他以后多与孝懿王后金氏亲近，由金氏生下储君才是正道。听完这样的嘱咐，李祘深为感动且表示同意。
正祖李祘御制《宜嫔致祭祭文》，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品
成氏死后，李祘下令以1764年安葬暎嫔李氏的前例，即以“后庭一等”来办理成氏的丧礼，并遵照成氏的遗愿，将她安葬在文孝世子墓附近。李祘自己也承认，成氏的死亡有些诡异，他对大臣洪乐性说道：“病情奇怪，竟至于此。从今国事尤靡托矣。”史官在《实录》中也留下了“盖嫔病症非常, 时疑其有祟云”的评论。按黄胤锡的说法，时人传言成氏之死是和嫔尹氏的秘密毒杀，尹氏“僭妬于中宫，暗诅于成嫔”，所以王室要把尹氏“降宫号为房”。但该记录并不见于任何官纂史料，“降宫号为房”的处罚也未见执行。《实录》中还提到内官李允默被人举报在成氏的药物中动手脚，造成了成氏的死亡。但李祘否定了这一说法，他主张，“至于用药一款，制之煎之，予必躬捡，此宫中内外之所知”，所以这些传闻均为无根之言。此后有关成氏死因的流言与争论最终不了了之。
成氏死后的第二年，正祖李祘再纳朴氏为绥嫔，朴氏在入宫后第四年生下一子，这就是后来继承王位的纯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两年后又生下一女，即淑善翁主。李祘实际上并未听从成氏的劝说多与孝懿王后金氏亲近，孝懿王后金氏终其一生仍无所出，而和嫔尹氏亦未生下任何子女。李祘在去世前曾召见内定为李玜丈人的金祖淳，拜托他将来多多照顾李玜。按李祘的说法，“人君地极孤危，非妻家则何以为依乎？”（金祖淳：《迎春玉音记》）李祘本人其实未得到来自孝懿王后金氏家族的有效政治支持，所以希望李玜不要重蹈覆辙。然而正是这样的安排，为19世纪的朝鲜政局走向外戚专权的“势道政治”埋下了重要伏笔。金祖淳之女即后来生下孝明世子（后追尊为翼宗、文祖）的纯元王后金氏（1789-1857），依仗她的存在与地位，安东金氏家族才得以顺利开启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势道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