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威，河南项城人，同济大学创意写作方向2019级在读研究生。

1.水煮蛋的上下文

买鸡蛋回来，一个一个放在冰箱里保鲜，忽然想起关于鸡蛋的一些细节来。小时候在乡下，鸡蛋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存在，它们是自家养的土鸡下的。每天早上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鸡窝拾蛋，把它们放在一个竹篮或者和面盆内，积攒多了，到集上卖，换些盐或者洗衣粉。

祖母就常常如此，二十多年前，她还不到六十岁，掀开高粱杆做的锅盖，她放在和面盆内的鸡蛋，一个个彼此相依，安静地待在里面，有时一两个还沾着麦秸的碎屑儿。家里来客人，或有了孕妇、病人时，荷包蛋是必备的主角。锅里烧开水，鸡蛋打开囫囵放进去，煮熟后盛到碗里，通常会放些白糖。一个碗里盛上三四个这样的，首先端到客人面前，简单也似乎很容易吃饱（我往往觉得，加过糖之后，是甜腻迅速抵抗了饥饿感，吃第二个时已经腻得吃不下去），蛋黄不完全熟透，溏心状，他们说最有营养，但这也最考验做荷包蛋时对火候的把握。

一旦家里有人外出打工或办事，临行前必定要煮上几个鸡蛋带着，放在塑料袋里，饿的时候随时可以吃上一个（这些年，在医院走廊、在长途火车硬座车厢、在各种候车室嘈杂的等待里，每次看到从布袋、皮包或不讲究的塑料袋里，摸出一个熟鸡蛋剥皮充饥的人时，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个水煮蛋被带离家后的“下文”，而这正对应着小时候祖母或母亲灶屋里烧水煮蛋的“上文”）。

读小学时，鸡蛋是可以拿到学校，到校门口对面杨树林里换一点零食吃的，几乎每天那儿都有一个老人提个竹筐蹲在那儿，里面放满各种零食等着学生来买。一个鸡蛋具体可以换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夏天换根冰棍一定是不可少的。上课前或下课后，如果有个同学从书包或者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鸡蛋，必定能带来惊喜感，又一块簇拥着奔向杨树林。

2.一个新身体对旧身体的打量

睡前习惯地站在体重仪上测体重，眼前的数字和十三年前大学入学体检时测出的体重数一模一样。十几年来，对一个“肉体”意义上的身体来说，这可能是唯一一处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

来到异乡读大学，一直到现在，还留在异乡，这种在别处的生活状态看来已很难逆转回去。离开农村老家到县城读书时我十三岁，这之前只有极少的三四次机会（跟着母亲或父亲）去县城看看，但每次连走马观花都称不上的行程，往往截取一两条街道或某个医院某个商场的片段，始终无法连贯起来形成对县城的完整观感，印象自然模糊。

如今在异乡别处的生活时间和在老家的生活时间完全相等了，如果再加上在县城读中学的几年，前者就远远多于后者。作为变量中的前者一直在增加，后者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确定值了。

即便和十三年前相比，变化也让人吃惊，今日之我与当年读大学时从老家来的我之间，哪些发生了变化？口音变了，原先满口的老家农村方言像是被淘洗了一次，很多词汇已很难想起来，意义的表达获得了新的频道，小时候作为学习对象的词典，它里面的词汇涌动和奔腾起来了；知识结构越来越书本化、抽象化，不是一种建立在乡情、风土、本地上的文化浸淫（结果是当地通的形象），而是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外界相同知识构建下的交流与发声，这是一个在异乡长时间生活仍感无法融入当地生活与文化的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一个缩小的回到自我的日常，知识和经验成了前行的两翼。紧跟着身体出现的这些变化，隔了十几年光景和几百公里的距离，也终于多少获得了一个回望故乡时观看的视角，那个在乡村生活了十三年的我终于可以孤立地成为一个分析的对象，褶皱中隐藏的细节也显现了出来，像一个新身体对旧身体的打量，差异越大，凸出来被留意到的地方就越多。

对故乡来说，自己慢慢抽离出来之后，加上近二十年来它翻新似的重建变化中自己长时间的缺席，它越来越变成一个“非主观化”的存在，被冷静地观看和书写着。对一具肉体来说，除了体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一个容器，在十几年中，容量未曾增减，盛放的东西却要不停地更新，只能在接收新东西时再倒出一些旧有的，而它们曾经在容器中停留时留下的痕迹，构成了记忆。记忆几乎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在一个人的身体内，它累加、变多， 成了唯一一个不影响体重变化的因素。

3.对日记的统计学分析

恢复写日记以来，到了第四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才真正找到写日记的感觉和意识。

现在来看，前三年像铺垫和一种情绪的渲染，等待着这第四年的真正开始。“我”回到了我身上，在经过了日记连续的省察和记录之后。只要一翻开旧日记，“我”又暂时从我身体上跳将出来，形象分散在纸张的文字里，由我去打量、发现、思考和认识他。

原来过完的“昨天”只是一种时间的流逝，很多时候是模糊一团的，“昨天”来到思维和认识的层面上被辨识清楚也往往不在昨天，中间隔多久，说不清楚。如今，日记与我之间有了密切的关系，一日三餐、吃喝拉撒、日常起居、读书思考、喜怒哀乐，一连串生活的流水账，将学校、村庄、边缘城市、大都市、菜市场、书店、厨房、书桌、疾病、亲人、交游、田野、失眠、写字楼等等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一入库，它们“生活”出一天的我，来临却又在某个时刻呈现出逃离样貌，但一次次都被日记的纸张挽留，工笔画般地书写出来了。

有时难堪却又无比真实，翻开它，就能看到庸常、琐碎、单调、重复的生活中自我的形象，“我”在哪儿，原来竟然在这儿！所谓的自我认知、辨识、反省与寻找，日记就是一个巨大的档案库，提供了一切“我”研究“我”的原始材料。连笔画粗细、笔墨浓淡，字迹工整与潦草，都清晰可辨。闭眼冥想，让“我”从一个空洞和失真状态下走来，进而认识是不可靠的；现象学方法上的“悬置”在这儿更适合虚构一个“我”，而不是辨识一个“我”。

在这些由自己完成的经年的日记提供的大量素材中，也许用统计学的方法才能找到“自我”，才能拼贴出里面一个分散的游离的“自我”，也才能看到“我”和“生活”之间是如何彼此消耗、折磨和赞颂的。

4.无聊的火车旅行中，窗玻璃像个魔法师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中，开头不久，有这样一段：“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2002年冬天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并没有在火车上，而是在一间拥挤的教室内，紧张的氛围总让人不自觉地加快阅读的速度。

对一个未曾有过火车旅行经验的人来说，这样一段来自特殊场景下的带有感受性质的描述性文字，阅读时更多是一种语言的自动滑行。一列移动的火车上，窗玻璃成了一面可以观看的镜子，我已有的经历和感受中，没有一个真实的画面来进行回应。

几年以后，有了坐火车的经验，尤其有了坐夜火车的经验，夜幕降临，火车黑暗中行走。远离城市，外面的田野、村庄从模糊到逐渐看不到，这时靠窗而坐，望向窗玻璃，上面映照出一个真实的静止的车厢，周围的人们和我，无聊发呆、同伴说话或者试图睡去，以及行李架，都移植其间似的。正对着望向它，看到自己的脸庞浮现出来，像望向一口水井时看到的那样；靠着座椅侧望它，对座的人们，一举一动大致也能看清。像一个同步的屏幕，这边播放什么它就显示出什么。

原因是外面太黑，车厢又往往灯火通明，人多带来温度的上升，再加上旅行本身带来的骚动，和慢慢凉下来的车厢外的夜晚，形成反差，水汽也就出现在窗玻璃上了。靠窗坐着的人可以通过窗玻璃看到车厢内一定范围内的场景，表面上这个人在看向窗外，其实他看到的是车厢内部，尤其火车穿过田野行驶时，外面黑漆漆一团，一切都隐藏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到。这样的时候，《雪国》中的这一段文字偶尔就会想起；多年前在课堂上偷读小说的场景也在一面镜子上浮现出来了，只要看向窗玻璃我就能看到，生动、清晰，而里面读《雪国》的我终于来到了和小说开篇故事发生地相似的一列夜火车上。

最近的一次火车旅行，恰好是夜晚返程，一列普通的K字开头的绿皮车，在三个多小时的行走中，又一次在夜火车上我看到了这样的镜子，并通过看镜子，第一次观察了一节普通硬座车厢的结构：一节车厢有24个玻璃窗，一边12个，其中第一个和第七个的窗户，上半部分可以稍微推开，其他的是全部封闭的；紧挨每个窗户的，是面对而立的两排硬座，除第一排和最后一排是单排外，其他都是背靠背的座位，一共13个，11个双排，2个单排，一边是三人座，一边是两人座。

这样的结构，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望向窗玻璃的机会，白天光照通透，观看室外快速变换的风景，晚上夜色弥漫，包裹住车厢，窗玻璃变身为镜子，借助它也就有了观看车厢内场景的机会。

无聊的火车旅行中，窗玻璃像个魔法师，不是生造出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在一个陌生人遍布的狭小车厢内，给了每个乘客一个观看他者的机会和勇气，只要望向窗玻璃，借助夜晚形成的镜子观看邻座或整个车厢，以及他自身，而且也不用那么不好意思。

5.在书店，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

昨天晚上在书店，我在书架间走动，为了要看靠近地面一层的书，我弯下腰来。这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脚臭味。我回头看，一个人就坐在我附近的地面上，低着头，一本书打开了，放在他盘起的双腿上，他的双手支撑着他的双脸，脑袋沉沉地往下低垂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他的头发中夹杂了太多的白发，周围是他一个帆布包，完全鼓起来了。

我屏住气，站起来，有点生气地从他身边离开，我才看清了他的一双脚，穿的是那种在校园常见的踢足球时才穿的鞋子，他的双脚挥发着臭味。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地方，发觉他打开的书，还是这一页。

他几乎是睡着了，我不禁想问，他难道只有这样一个睡觉的地方？他的双手有时候突然支持不住一个睡着了的头颅，脑袋会低下来打在书本上，双手紧跟着整理下这本书，好像要读一段似的。从他侧脸和翻动书页的双手看来，这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6.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 读梅·萨藤的《过去的痛》前七页

头脑昏沉，打开的书本，阅读时翻页的速度变慢了。

真慢啊！你在读着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嘀咕，那个不知藏在哪儿用来计时的表也跟着嘀咕了一下。碰到停顿较多的长句子时，眼睛就像在爬一处意义飘忽不定的陡坡，往返几次，才能勾勒出景观的面貌，意义显现时，目光也疲倦下来，如懒懒地躺在书页右边侧摁着的大拇指。

隔着暗下来的窗户，外面桐树的一根枝杈，顶端的叶子上下轻微摆动着，就要穿过玻璃逼近过来。翻到第六页，就发出声来读，独自地，对前五页来说又显得突兀地。

这页最后一段，作者终于从对朋友和宠物的沉痛叙述和回忆中回过神来，来到写这几页文字的时刻，她写到：“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接下来，“这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她偶然翻一个诗歌杂志，被其中一首诗歌击中。

我完整地读了一遍这首名为《田野》的诗，不，是好几遍，带着声音。在这个昏沉的时刻，我声音的间隙里，也许这位治疗师已蹑手蹑脚来到了房间。

7.驮起的云朵，安静地连起另一朵

头脑昏沉，打开的书本，阅读时翻页的速度变慢了。

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仅是站在高处远望，就会以为河道里的水是静止的。我们横穿马路，走过栽着各种植物的河床，来到靠近河水的低岸。

河道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在水草稀疏或未浮出河面的地方，才看到河水自南向北缓慢流动的样子，往往又是那么一小片水域。如果附近仍是水草杂生的话，水流就会被杂草遮掩，水草倾斜起来，朝向河水流去的方向，像一个长发的人在逆风而行中自动获得的发型。

南北两岸，已被打造成河岸花园，在灌木与乔木之间，在匍匐于地的矮草铺散着满地的绿色中，在一场阵雨刚刚结束，走在河岸上人工铺的水泥板上，远远就看到河面上靠近岸边的一艘小船，上面站立着一个男人，我往前走想看清楚一些，但船顺水向北，很快漂向桥的另一边，看不到了。

继续看向河边，漫不经心地往前走，路过两个在一排开花的植物前拍照的女生；抬头望向天空，干净、湛蓝，驮起的云朵，安静地连起另一朵，但这些，河面都不能完整地一一倒映出来，丛生的水草带来阻碍，水草的暗色调带来混浊。走出河岸，很快来到桥上。

那小船驶出桥底，男人撑起长竹竿，逆流来到我刚刚走过的地方。是“河渠绿化”的工人！除了小船上站立的这个男人，紧跟着这艘小船的，还有岸边的两个女的。他们衣服背后的标示显示了他们的职业。

他们原来是在拔除水草，主要沿河岸而行。船上的男人伸出绳索，岸边的女人们接住、固定，男人就弯腰，将水草扔向岸，当逆流继续而行时，女人们就拉起绳索往前走，男人也撑起竹竿。但从岸边堆积的很多水草来看，明显是他们顺水而行拔除的，他们此时逆流而行，像是在清除遗漏，就像一个人把刚读完的一页书又翻过来读一遍，并不是出于不自信，而是担心太仔细太想什么都读出来反而会忽略一些东西。

王向威在黄河边

8.声音作为一种观察视角

很多年前，在乡下老家，同村的一位小伙子谈了个女朋友，他母亲嫌姑娘个头有点矮，不太能完全接受。

小伙子似乎爱意已定，时常骑车去找她。有次我和同村另一个伙伴，去他家玩，正好他打扮一番，准备骑车出门，去见那姑娘。在门口过道，他母亲当着我们的面，装作生气地说了几句，他也没辩解，只回了句：“她声音好听”。后来的事情是，他又找来两辆自行车，让我俩跟着他一块找他声音好听的女朋友。三个人骑车穿过田野和另外的村庄，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最后在另一个村子后面的河堤停下，河水静流，两岸杨树枝叶繁茂，风吹来，哗哗作响，都成了一个好听的声音的协奏曲。

这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几乎没什么即时通讯设备，要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只能见面听她说。这是我初次从周围的生活里看到“声音”对一个人选择的影响，在那个小伙子的想象中，爱情的模样原来是由一个声音好听的姑娘装点起来的。

是的，声音！这每天都会听到，都会开口说出来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它，简单地以为，它只是为了沟通而开口说话的一部分而已，原来它竟有这般魔力，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被接受，甚至被欣赏。在我意识的世界，被遮蔽的“声音”自此出场，也让这个场景清晰地固定在记忆里。“声音”的到来，让我多了一个观察身边的眼光或视角。

一切自身或者借助外力能够发声的存在，或近或远，我首先习惯从声音的侧面来认识它们。当雨到来，声音顿时弥漫天地之间；当静止的植物，被外力带动，像个提醒，也许要听出枝干和叶子发出的声音的不同之处；当早晨来临，早起的人打开铁门，门转动的声音，院中的鸭子笨拙地走向门外的声音，那个人舀水双手伸进脸盆洗脸的声音，以及摁了几次打火机才打出火的声音，柴禾滋滋燃起被送进灶膛的声音，她一连串弄响的声音保证了这一日三餐和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

一个人，一个家庭，周围的自然和村庄，它们在声音的层面上呈现出来的细节和形象，是耳朵完成了对它们的捕捉和认识。声音轻柔、好听、不急不缓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好的人，莫名就会增加很多好感，一直听着这样的声音也会觉得是一种享受，当年村里的那位小伙子，估计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人声音的吸引而看出了别的优点来，或者仅仅是声音就已经是喜欢的主要内容了；声音中好像自带着一种情绪，当它急躁、变声或者突然变速，不耐烦、低声下气、居高临下、高傲、嘲讽或者求乞等等态度便蕴含其中，如果又正好看到说话者的脸，那上面的表情一定配合了这声音的变化，无论多么细微，总能听得出来。

后来离家久了，自己的口音有了变化，慢慢获得了从声音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所需要的生疏感和距离感，有几年，我觉得豫东老家的人们，尤其是上一代人，说话的声音总是无意中伤害着情感，他们好像从来不会平心静气地开口说话，哪怕与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嗓门，几乎要吼起来，远远地都能听到，没有一点美感可言。当哭泣、吵架，甚至咒骂突然来到，声音尖锐带着刺人的锋芒。

后来发觉，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说话形态、语气和声音效果，也成了基因的一部分似的，从上一代到下一代，被遗传下去。他们也许没有听过悦耳的声音，也许听过，但是太少了，很快就忘了；也许生活环境特殊，提醒的内容，交流的对象，情感的类型，悦耳的声音反而带来不了需要的效果。

9.高路然

上午十点左右，接到路然从开封打来的电话。他昨天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通电话时，他和同学们正待在酒店，开封大雨，一时不知要去哪儿，问我去书店如何。

挂完电话，我想了想，差不多有七年没见过他了。中间也许见过，但一点都记不得了，我最后一次见他的记忆，是二0一一年四月在郑州，我前一晚借宿他那，第二天早晨，一块吃完早饭，在把我送到文化路的一个公交站牌后，他匆匆去上班的情景。还不到七点，又春寒料峭。过了一夜，街道此时已把自己的辘辘饥肠又一次直挺挺地在眼前甩开，每一节都空荡荡的，处于饥饿和等待中，有点失态和不自然。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东风路的转角处，他离开，好像去唤醒城市似的。

行人和车辆慢吞吞地涌出来，人们打着哈欠、摁着喇叭，一个个圆形的声音飘在空中，远远地回应着他。我看到街道巨大的喉结紧跟着急促地蠕动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他离开好大一会，我原先想象的郑州早晨才展现出来，喧闹、拥挤、匆忙，这一切在公交车甚至还没走出文化路时就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而车走走停停，行驶在不同的街道上，穿过这么庞大又显得生机勃勃的早晨才把我送到城外的目的地。

毕业三年，从深圳回来，如果加上开封，坐在公交车上，路然，我姑且错误地把郑州理解为老子所说的“三”，一个希望你可以“生万物”的地方。听筒里路然的声音一点也没变。电话接通，即使他不告诉是谁，我也能想到他。纵使情形置换到郑州的某个早晨，如果他开口说话，也一定是凌乱的场景里最容易辨识的部分和中心。

10.由“深居简出”所雕刻的生活——向玛·杜拉的《物质生活》一书致敬

“深居简出”这个词，在今天读诗人北岛的散文《智利笔记》中又遇到了它，专门停下来“瞅”它好久，好像有段时间没见，变得有点生疏了。

在文中，它是智利诗歌节主要协调人克丽斯蒂娜用来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北岛描述帕拉日常生活状态的一个词。这跟帕拉的好朋友，大他十岁的聂鲁达的状态，刚好截然相反。而他俩同为智利有影响的重要诗人，在“居家”与“出门”的态度上，有着不同的偏向和选择。和“抛头露面”相比，“深居简出”这个词，每次看到都给我一种枯涩、陡峭的感觉，顿生向往之心，又发觉不容易做到，可能是“深”和“简”这俩状态词带来的。

“深”在这儿，有一种比用在别处更强的纵深感，好像在洞穴里生活，起居之地已和外面的世界被自觉地长长地拉开了，但不是柏拉图作为人类生活境况隐喻的洞穴的意义。“深居简出”，是某个年龄之后，陶渊明想要过的乡野家常；是中年之后的王维主动选择的生活，是“隐”带给他人的外在感受。是斯宾诺莎和康德的日常，智力生活的凭依。是艾米莉·狄金森、莫里斯·布朗肖和托马斯·品钦苦心写作的人生。

这生活、人生，有点道家的清静和出世，却带来更多的冥思和内省，让生活和写作，变成了可以慢慢打磨、完善的事情。甚至是一门由“深居简出”这四个字雕刻而来的艺术。“抛头露面”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总害怕一不小心会变成致幻剂，也许是定力不够的担心。

11.枝条上，一排排拥挤的队列

透过木窗，能看到外面两棵树的树干。

细的是柿树，粗的是榆树。它们的树冠，我居住的楼层如果再高些，似乎才能完整看到。我在室内变换位置，低身、仰头，仅能看到柿树的稀疏树冠。榆树茂密的树冠，高高地伸向空中，挪去靠窗的书桌，撤去窗台上大小不一的花瓶，再打开有着木质框架的窗玻璃，完全蹲下来才能看到一点。有一些枝杈远远地伸过来，触摸到窗户仍有些距离，还需要时间慢慢地生长，将嫩枝变老、细枝变粗、短枝变长。柿树更靠近窗户，它伸来的两三个细枝条上，隔一小段，才集中有簇拥的五六片叶子。每一片都有五六岁小女孩的手掌那么大，大小也如窗台上插在水瓶内的绿萝中颜色最深的那一片。稍远一些努力挤进我此刻视线的榆树的几个枝条，布满了铜钱草般大小密密麻麻的叶子；一片紧跟一片，在细细的枝条上，形成了一个拥挤的队列，我感到每一片都迫不及待地要跃进我的窗户，要到这有着书本、接线板、电脑、杜甫瓷像和黑色水笔的桌上来。

多数时候，这些枝杈是静止的，如果不是看到它们连接树干的部分，会觉得它们竟是突兀地垂挂在空中的，且每一条都“头轻脚重”，仔细去看，枝条往下低垂的样子给人一种俯冲过来的感觉。书桌前坐着，翻书、发愣或者停下来想心事，不经意抬头，有时看到那些枝杈微微地在上下抖动或猛地剧烈摆动一会后又恢复了静止，“希望不是被我的思想惊扰”（诗人弗罗斯特在花园散步，看到光秃秃的树上掉下了残留的一片黄叶，心里这样嘀咕了一句）。微风或急促的大风，来了又回，它们上下来回抖动，钟摆一样计算着我下午坐在窗前的时间，偶尔传来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带来瞬间的密集又顷刻间消失，像闹钟上的整点报时。

有一会，我感到房间被巨大的细碎声包围着、裹挟着，像一个庞大声音收纳器一样，和窗外那些枝条不同的是，它正变得臃肿，“头重脚轻”起来，昏沉沉地向傍晚一点点滑落。窗外，两株树根部外延的周围空间里，各种交织的声音并没有显示出减弱的迹象。放学后的孩子们像是拆卸了房屋的四壁，要把不同楼层的空间一再降落，铺展开在小区的院落内，他们嬉戏时，声音聚集的状态暴露了他们此时的“野心”，这些声音拥挤但拒绝队列，争先恐后的心情已让他们随心所欲。

慢慢地，我看不到窗外的那些枝杈，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窗玻璃上多了一副亮着的灯盏的形象，那是室内亮着的这盏灯的镜像。站起来，看向窗玻璃，那玻璃中的我正努力看着我，有一个队列，时而稀疏时而拥挤，此时已经分别追赶上了这两个我。

12.在语言的笔画中

晚上和侄女打电话。她读小学二年级。刚过完八岁生日。

去年下半年，她写了几首小诗。受语文课上学习的古诗的影响，她的小诗都是五言绝句的形式。她写了爸爸、妈妈、夏天，还有弟弟家的小烘培店里某种样子让她感到有趣的面包。

每次她写好了，拍照用微信发给我。视频时，她摊开写有她小诗的作文本，我故意问她一首小诗中的四句怎么来的，为什么她写的爸爸或妈妈是这样的四句而不是另外的内容，她认真思考的样子，我好像看到她在语言的笔画中感到了摸索的困难。

我一次次鼓励她，为她小诗中某个认真的观察带来的可爱的比喻和拟人而表扬她。最后她让我再给她下一首要写的诗命个题目，并约定好写完的时间，一周或半个月。

年前有次通电话时，她快放寒假了。照例看她写的小诗，又听她读了一遍，又一块从头到尾分析了一遍，最后依旧给她想了个题目。

也许这个题目有点难，过了约定的时间，又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动静。

有次跟弟弟聊天，弟弟说，她没有写出来，不好意思跟我通电话。春节前，我再给弟弟打电话，就主动说要和她聊会天，她接过电话，我没有问一句她那首未写完的小诗的事儿。三个月过去，当初给她想的那个题目，我竟忘了。她小学二年级的下学期的学习时光快过了一半。

电话中，她说前几天刚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春天来了》。也许新疆的春天来得晚，我没告诉她，河南明天就立夏了。因为提前没看过她这篇作文，不知道她写的内容，就没继续问她作文的情况。她说再过几天就要期中考试，得好好复习了。

她突然问，大伯，你是作家吗？

算是吧！我说。

那你有名气吗？她继续问。

我说，没啥名气，但正在努力。

最后，我俩约定，过几天她考完了，再通电话。

13.雨伞边缘滴下来的雨——给祝东风

雨中，从新二街步行往回走，过新一街，踩过无数个沸腾的水泡，驶过的汽车挤我到道路边沿。长长的街道在密集的雨滴中迎来一个行人，低凹的地面上一片水洼，雨在雨里面继续下着。

在宏力桥上，我停了一会，往南望向河面，远处模糊，近处，河水穿过桥洞，速度之快，清晰可见；绿树遍植河流两岸，一株株伫立、绵延，拉长了那些稀疏的橘黄色的灯光与我之间的距离，有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此刻正身在江南的某个地方，或来到了上午读过的一篇游记的精彩处。

一路走，我右手打着从她家出门时她递过来的雨伞，左手提着她送的装有红豆饼的袋子；我黑色的双肩包，因为装了两本她的著作（它朴素的样子，像她的低调）和她另外送的两本书，明显比去时沉了许多，我知道，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她用一支名叫勤奋的梭子，不停地擦亮这人生的织布机得来的。

我回家，好像我带着她的礼物，并带着让她“复制”的那支勤奋梭子，去“另一个我”那走亲戚。我踩着雨走，前进或后退，都踩不到雨伞边缘滴下来的雨水。我看到雨伞避开的雨落下来的地方，永远比我脚下的地方更湿些。在柏油地面上，雨水停留但不能渗透，沸腾但没有热情，灯光照向它们，汽车碾过它们，孤单而可怜。我记得，在乡下，那些落下来的雨，落向菜地、玉米地、有着红色瓦片的屋脊和粗糙的地面，而所有的表面，都打开了呼吸的皮肤，一一接受了它们，这一切，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门打开了，“另一个我”看到我走进来，收起我放在门边滴水的雨伞，接过我送来的礼物；我看到那“另一个我”打开它，数了数，又合上袋子，轻轻将它们放入冰箱，最后，“另一个我”倒了一杯水，给我说，喝吧！讲讲在她家做客一天的情况和那支雨中带回的梭子，它的朴素、低调和勤奋如何照亮了她的美丽。

14.豆美丝

在超市里走着，我并没有确定要买的。当标签上“豆美丝”三个字突然闯入眼睛，我的好奇心也紧跟着准时抵达。这么好听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走向前去，当我站立在标签下的一堆食物前，心里忍不住嘀咕，这不就是老家人常说的“人造肉”吗？以前在乡下，冬天寒冷、缺少新鲜蔬菜的时节里，它几乎是家家必备的。自家地里的黄豆，秋收后，绝大部分卖掉，留下的，一部分供日常换豆腐，一部分就是拿到街上，按老家人的说法，“打成人造肉”。

它吃起来简单、方便且味美，用水浸泡后，切成丝，可以加上盐、小葱、调料和香油凉拌，也可以和冬天另两样“主角”白菜、萝卜搭配清炒，无论怎么吃，在冬天乡下的早晚饭里，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对它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雪天母亲用它做的汤面条。具体做法已无从确认，模糊记得的是，将切丝的“人造肉”拌上干面粉（也许是面糊），放入油锅煎炒，再加汤煮面，最后再放入自家菜园里的菠菜和香菜，从飘雪的户外坐到暖洋洋的土灶前，总能吃上满满两碗。

“豆美丝”，这么时尚、雅致的名字；“人造肉”，这么土气的、充满着对肉类食物想象和饥饿感的名字。当我带着从大型商场里买的一点“豆美丝”回家时，路上不停地琢磨着这两个名字。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中，我究竟丢失了什么、抑或收获了什么？一位诗人在雨天，从楼廊窗户看到炭黑的河水中忙碌的码头工人时，曾写到：“我昔日冒死旅行就是为了今天吗？／从雨雾捕获勇气”。

离家二十年的我，为何在这么一个好听的、城市化的名字里打捞起了那些粗糙的记忆？午饭时特意做了一道“白菜炒豆美丝”，妻子下课回到家后尝了一口，不禁说到：“真好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我知道，她也有一份和我类似的记忆。

15.不可见的虹所连接的

当冬天短暂的下午结束，暮色降临，窗前的景色消逝了。白日将尽，他离开书桌。他站起，“站”这个微弱的动作改变了他和书桌和他背后半个房间的关系。桌前空了的椅子。处于关机状态中的电脑。四支水笔中蓝色的那一支倾斜着；左边是两支铅笔，长短不一；右边是另外三支黑色水笔。桌上三排书，前排由夹书板固定而站立着，由于抽取了其中两本，靠右侧夹书板的书上半身一律向左倾斜；中间一排，整个下午没有翻过，秩序依旧；靠近桌沿的一排，上下堆叠了七本书，最上面的是刚读完的友人的新诗集《虹》，因为翻阅，封面过硬的特种纸一角已微微翘起。剪刀、充电线、U盘，散落在边缘。角落里的台灯照亮着它们。整个下午，它们是他身体和自我的一部分似的，在他起身后，又离开他。他站立着看向它们，好像那新生长出来的一部分自己（来自这下午），在桌面上获得了被打量和辨识的形状。

“被不可见的虹所连接／于时间的激流中／显现为花朵的颜色”（《虹》），从合上的那本书中，这诗句，灼烫着眼前新辨认出的自我，带他转身到咫尺之远的另外半个房间。

沙发上，略显凌乱的沙发巾和舒缓颈椎的卡通敲打锤；茶几上，干瘪的柚子皮和瓶中的杜鹃开花后落下的花荚，这是自我的耕种地还是自我的前线？灰尘明显地在茶几上划出脉络，桌前椅子的靠背遮挡了部分光线。坐下，倒满水的杯子吸引着他的右手，端向他嘴唇的、能带来解渴感的，难道不是水中那个倒影般的自我？他感到整个房间，被分明的界线所连接的，似乎抬头可见。

他决定出门，在夜色中走上一会，踩在小区里新落的枯叶上，让那声音数着他的脚步。

——以上选自《断片集：2018年》

★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专业★

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方向硕士依托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深厚的文学创作传统。

百余年来，同济园里不乏诗人与作家的身影，他们或在此求学，或在此任教，络绎不绝。如著名诗人与“散步美学家”宗白华、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战国策”派戏剧家陈铨、“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曾翻译出裴多菲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殷夫等。而先锋派作家马原、小说家张生均曾出任中文系主任。

同时，现在本系任教的教师中，尚有多位从事小说、散文及诗歌创作，如张生、张闳、朱大可、万燕、刘强、汤惟杰、胡桑等。

我系还聘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程德培先生与著名编辑家、《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先生为兼职教授。

如此悠久的人文传统和一流的师资队伍，可以为学生们带来综合性的视野，提升其独具个性的创作才能。

本平台适时、动态地展示同济中文系MFA的课程教学与学生写作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