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程小红（方塘传媒《乡愁里的中国》主编）
“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之后奋斗出来的……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的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座谈会上如是说，使得粤剧从此有了“南国红豆”的美称。但这红豆并非如王维那“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般惬意自然，而是在跌宕起伏中顽强生长。
01.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粤剧到底兴起于何时，众专家看法不一，但得到普遍认同的是，促使广东本地戏曲兴起的，是在明代戈阳腔和昆腔传入之后。
早在宋代末年战乱之时，大量民众从北向南迁徙而来，为珠三角地区带来了极为丰富的民间娱乐形式。及至明成化时期，夜夜笙歌的戏曲一度过于兴盛，以致招来新会知府的“限娱令”：“今不分上中下户，子弟须令有业，非士则农，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
但限是限不住的，戏剧的魅力早已深入人心。本地人也早就耳濡目染，学会了咿呀吟唱，一个新的剧种就这样扎了根，发了芽。
到明末，在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珠三角，不仅有外来戏班的“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在广州和佛山地区还出现了由本地人组成的戏班在争妍斗艳。他们的唱腔唱词不同于其他戏曲，在加入了本地方言，本地歌谣小曲之后，还出现了本地的文人为其专门写作的本土剧本，这种完完全全的土产的唱腔当时被称为“广腔”。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通商口岸。全国的商人不论贩卖茶叶、烟草、瓷器，还是丝绸、首饰和香料，纷纷向广州奔袭而来，一时人欢马叫。随着南来北往“外江佬”的汇集，他们的乡愁之音“外江班”也不远千里赶赴相约。
刚具雏形、弱小而土俗的“本地班”，一时原形毕露，处处遭遇来自“外江班”精致唱腔和精湛表演的强势碾压。城内“外江班”夜夜笙歌唱不完，城外“本地班”却只能在漆成朱红的木船——红船上沿着河网四处穿梭。但走入广袤农村确实大有可为，他们在那狭窄简陋的红船里奋发图强，上船住宿，下船演戏。转移时不忘抓紧练功，还一方面积极汲取郊区特有的底层生活丰富自身题材，吸收民间歌谣、小调等易语而歌，形成擅长武打戏，喜欢用大锣大鼓营造热烈氛围的特色；另一方面还不断吸收“外江班”的剧目、声腔、表演，在唱、做、念、打、舞等方面都积淀了丰富的表演技能，在摸索中逐渐形成粤剧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本土特色。
羽翼渐丰的“本地班”渐渐能与“外江班”一争高下，不断进入省城表演，承接着城中官宴和赛神的演出。于是在“本地班”日益壮大，表演日趋成熟的同时，“外江班”也渐次退席。
但好景不长，在红船子弟李文茂揭竿起义加入天地会一路南征北战尔又失败之后，清廷迁怒于广东梨园，下令解散粤班，禁演粤剧，屠杀艺人，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十几年后，正当粤剧快要人才凋零、弦断音绝之时，深感延续粤剧命脉之责任重大的粤剧艺人华保叔和蓝桂叔，在广州创办了粤剧科班“庆上元”童子班，培育出了许多粤剧的俊彦之材，带领全行粤剧艺人经十年艰苦筹备建起行业会馆——八和会馆的名伶邝新华就是其中之一。建设会馆的十年磨一剑，其行业发展之艰难可见一斑，而他们内部之团结也尤为人所称道。
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四乡匪盗横行，使得流动在乡间的本地班再一次饱受摧残，他们开始农村包围城市，逐步从红船走向当时广州、香港等有戏院的城市演出，形成了后来实力颇强的“港省大班”。戏班的安定和城市的发展使得一批批戏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标志着粤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为求新生，粤剧不断变革。那些为了在庙台、草台、戏棚这些空旷地带演出时，能达到好的观演效果而形成的火爆激烈、质朴、粗旷的风格，正一步步向着戏院那精巧、华丽的色彩转变。大锣大鼓的声音降了，演唱的调门低了，武打的动作小了，表演的身段也婉约了。并再一次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并蓄，不断吸收、借鉴和学习戏院里的其他艺术形式为己所用，形成丰富、多彩、全面的程式特点。
但与此同时，有声电影也开始悄悄进入民众的视野。新事物的兴起，总是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况且电影的票价更低，看完一部剧所需时间更短，可看题材也更多样，使得粤剧刚大张旗鼓准备大干一场，便就全线告急。
此一时彼一时，虽然粤剧还想通过自身变革来重回舞台，但是已于事无补。好在这时粤语电影急需各色人才，个个身怀绝技，有着强大实力的粤剧艺人，纷纷开始转型，积极拥抱电影，成为粤剧和电影的两栖明星。有些甚至直接将粤剧改编搬上荧屏，形成了良好的“影剧互动”，从而“曲线救国”。其中粤剧界“万能泰斗”、“一代宗师”薛觉先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不仅技艺全面，戏路宽广，一生主演过五百多出戏，还主演了36部电影，由他首本戏改编拍成电影的就多达21部。
（图：薛觉先）
一个行业的兴起从来没有“容易”二字，不是受到各行各业的冲击，就是无端遭遇打压。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粤剧这一艺术灿烂如花。当然，顽强的不仅是粤剧，更是创造粤剧的人。
02.侠肝义胆遍名怜
什么表现形式接地气，就用什么形式大作宣传，这是亘古不变的玩法。辛亥革命前后，粤剧为响应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的用有利于反清革命的戏剧来唤醒国民，激励士气，其觉悟较早而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艺人编剧，为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开始纷纷编演新剧抨击封建制度、支持民主革命。粤剧艺人对于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和剥削阶级的罪恶，不遗余力。民众听来也异常受鼓舞，于是给他们取名“志士班”。
在“志士班”中间后来还有不少满腔热血之人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莫纪彭、李文甫等人，而李文甫不幸在起义中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这些为革命勇于献身的英雄感动了当时无数粤剧界人士。他们纷纷拿起笔讴歌这些令人钦佩的志士，编写了《徐锡麟刺恩铭》、《温生才打孚琦》等反映现实革命斗争的新戏，广为流传。
（图：李文甫）
而那些没有参与武装只在背后默默做募捐工作的人的贡献也不容小觑，例如粤剧小生李是男。在加入同盟会后他不仅卖掉了父亲的鞋店解决了广东新军起义失败之后逃难急需的经费，还在担任中国同盟会旧金山分会会长时，不忘本业地成立了粤剧“新舞台剧团”，亲自出演小生，为革命的胜利筹集了不少饷粮。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便回到广州出任总统秘书。
（图：李是男）
中华民国相对安定了些许年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那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粤剧艺人除了养家糊口，还不忘为前线将士义演筹款，为国尽力。
粤剧小武关德兴在铁蹄下辗转广东、广西为抗日救亡频频举行义演，在广西组建了“运动委员会戏剧宣传团”，在香港组建了“香港各界粤剧救亡服务团”，并用所筹集的经费为军队购得飞机数架，一时传为全民佳话。1996年关德兴病重时曾说“自问我一生之中，最有意义的事是抗日救亡，身为炎黄子孙，绝不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灭亡。生命多姿多彩，自问不枉此生。”
（图：关德兴）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的粤剧艺人一马当先参与战斗，国外的粤剧艺人也没置身事外。他们上街游行、集会、演讲，并在华埠挨家挨户献唱，募捐义演；各界华侨们也组织起抵制日货的大巡行，纷纷开展筹集善款，赈济灾民的爱国行动，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形成著名的“一碗饭”运动。
中国人民的抗战持续了八年，粤剧梨园的抗战也坚持了八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下，粤剧的辉煌一时无两，人才辈出，唱腔醉人，出现了红线女的“红腔”，罗家宝的“虾腔”，陈笑风的“风腔”，陈小汉的“B腔”，等等。目前，粤剧所传承、创作的剧目，有资料可查的就多达1.3万多个。这笔宝贵的艺术财富，在 2009年9月30日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粤剧早已融入岭南文化的血脉，使得这方水土更加绚丽多彩。1990年，首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在广州举行，除了1996年第二届因故推迟了两年举行外，每隔四年举办一次，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被外界称之为“粤剧奥运会”。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将如期举行第八届，到时海内外八和子弟欢聚一堂，高手如云，摆开架势，同台献艺，可以想象，那该是怎样一番热闹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