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叶勇撰文：老月亮

编辑：高天摄影：高天李骁

默菲

即使是在工作日，北京的新街口也保持着一贯的熙攘。游客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摩肩接踵，商家门口竖着大牌子：“北京特产”“老北京炸酱面”，大喇叭里播放着凤凰传奇。

在临街商户对面，是一幢珠宝城。走进珠宝城，气温立刻变凉了。这里有好几层售卖珠宝的商户，如果不是常来的人，很容易就会在一片珠光宝气中迷路，绿色的玉石整整齐齐排列在明净的玻璃柜里，统一的样式，不变的装潢，连门店的名字也差不多：翡翠坊、玉翠坊、御翠坊……

老叶就坐在那里，守着一家珠宝店。一株盆栽、一个茶壶、一摞书。如果不是那几张被束之高阁、不起眼的黑胶唱片，他的门店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整个下午，除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人过来请求他为新买的玉石钻个眼，几乎没有人光顾。

没有人知道，老叶是从打口时代走过来的人，这个曾经的打口商，人生好像也被打了一道口子，而那段沉浸在音乐里的青春，也被结结实实地封存在回忆里，就像家里的7 万张CD 一样。

17 岁之前，我一直住在新疆吐鲁番。那时的电视只有三个频道，一个维语的，两个汉语的。电视天线是用两三根木头和几个易拉罐做的。有时候电视机信号不好，我就要爬到屋顶上去转天线，而父亲则在下面指挥：“可以了，可以了…… 还得再动动，左一点，右一点……”

有一次，电视突然接到信号了。我父亲在屋里头看着电视里的一大堆人坐在那里演奏乐器，说：“这音乐给谁听呀？这也叫音乐？”我心里很赞同：这不能叫音乐。

没想到事隔20 年，我不但知道了这叫作交响乐，而且，我痴迷于这样的音乐。

我父亲是支边的知青，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新疆。我哥哥和爷爷奶奶一起，没离开过北京。

有一天，我收到了哥哥寄给我的两盘磁带：迈克尔· 杰克逊（MichaelJackson）《Dangerous》和平克· 弗洛伊德（PinkFloyd）的《TheWall》（迷墙）。

《Dangerous》还好，而《TheWall》就像黑白电视机里突然响起的交响乐，没有间隙，分不出一首歌的开头和结尾，仿佛只有一首歌，中间还夹杂着电视机里说话的声音。

1994 年7 月14 号，高考成绩还没下来，我一个人坐上了从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整整三天三夜。

那时的哥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爱好音乐的人了，录像带、磁带之外，他发现了更神秘的东西——打口带和打口盘。

怎么形容我第一次见到打口带的场景呢？

一大批设计精美、花花绿绿的磁带和CD 就这么摆在眼前。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不深不浅的口子，有的在侧面，有的在中心。

可如果你将打口带放进录音机，依然能奏出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一盘，两盘，三盘…… 这就是我在北京找到的新世界。

我后来才知道，这些神秘的东西是出版商为了避免向艺人支付滞销唱片的版税，选择切口、打洞或者碾压的方式将过了销售期的唱片销毁后倾销到中国的“洋垃圾”。

买着买着钱不够了，我们就开始打听哪里可以批发便宜一点的打口带。有好心人告诉我哥哥在天津能买到，我们就跑到天津。到那儿一看，人家都是“一条一条”（用包装纸包裹好的几十张CD 或者磁带）卖的。自己消化不完，我们就在人民大学墙外的夜市上摆起了摊。

一整个夏天，我们每天蹬着三轮车往人大跑，撑开一张行军床，往床上铺一张旧床单，把打口磁带摆放工整，就是一个打口摊了。

除了售卖专辑，我们还自制了许多乐队周边，比如去“天外天” 批一点牛仔服、帽子，去早市上买点牛皮皮带，然后给皮带和帽子钉上批发来的金属钉，一排、两排、三排。进价20 的帽子钉完了以后能卖70、80，首体有演出的时候能卖得多点。

听多了摇滚，我自己也留起了长发，穿DIY 的衣服。那时这么穿的人都是异类。我哥小的时候学了好久的国画，有画画底子。他在一件牛仔服后背上用丙烯画了俩大骷髅，平时我和他老换着穿。当时，我大姑的孩子上高一，也要抢着穿，结果穿了不到一个星期得了胃炎，穿着这件衣服去医院看病，看病的医生小声地对我大姑说：这病都是衣服后面那俩骷髅闹的。那之后，他就再不敢穿了。

往回看我发现，真正喜欢摇滚乐的人，着装肯定是怪异的，不正常的，我的骨子和血液里头流淌着怪异的成分，所以才开始听摇滚乐，而正因为我听了摇滚乐，怪异的血液才得以释放和迸发。

那时，打口已经风靡一时，年轻人们会向我们打听进货的日子，提前守在门口，当我拉开卷帘门，直接把装着打口的箱子扔在门前，人群立刻一片哄抢，不管是什么都往怀里抱，抢完了再仔细琢磨，继而在门口互相交换，有时碰到什么特别尖的货，几个人没聊好直接打起来了，还要我们去拉一拉。

我渐渐琢磨出了一些门道：侧边有小口的盘叫“打口”，中间被打了一个眼的盘叫“扎眼”，幸免于难、没有被处理过的叫“原盘”，是最值钱的。而枪炮与玫瑰（GunsN'Roses）、绿日（GreenDay）、绿洲乐队（Oasis）、山羊皮乐队（Suede）这样的大牌乐队，不管是什么形式，统统吃香。

“扎眼”CD 是需要修复的。14 号手术刀是我的秘密武器。用14 号手术刀修过的“扎眼” 又平整又光洁，不仔细看根本不觉得这是一张被损坏过的唱片。

1995 年，我哥想改行了。家里的存货堆着也是堆着，我就拿着他的货去卖。

就这样，我出来单干了。

我在北太平庄找到了一个铁皮房，在房子的正背面印上了枪炮与玫瑰乐队的专辑封面。

自立门户了，我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逻辑。我坚信干一行爱一行，积攒跟顾客沟通的资本。涅槃乐队（Nirvana）的《Nevermind》那张专辑能卖高价，我就得跟客人解释它哪里值得这个价钱，就得亲自去听，总结出这张专辑里的第三首歌好、第八首歌好、第五首歌特别烂。

比如邦· 乔维乐队（BonJovi）的《SlipperyWhenWet》第三首歌是大柔歌、大慢歌，顾客来了问有没有流行金属，我就会给他听这张，听这张的时候肯定直接放第三首歌，顾客就会说：“行，我买了，多少钱？”这笔生意就做成了。

但做成这样的生意之前，我得亲自去感受。职业迫使我去听更多的歌，看更多的书。如果我不懂，顾客就会觉得我很外行，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但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听的歌越来越多，修复打口的技术也越来越精进。

就这样，从迈克尔· 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开始，我听的歌从摇滚过渡到艺术摇滚，从艺术摇滚过渡到布鲁斯，再到爵士、古典乐。

时至今日，想起当年在新疆觉得交响乐不叫音乐的场景，真是唏嘘。

时间长了，打口带对我来说就不止是商品那么简单了。有一批年轻一些的孩子喜欢听我聊音乐，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音乐，也总给他们推荐我喜欢的盘，来得久了，他们就把我的店当成了避世的暗格，去我店里听听歌，跟我说一说最近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那些摇滚乐所反抗的肮脏、虚假，为了守护心中对于真善美的执着，必须有一个乌托邦，就算是骂骂脏话，忿忿不平一下，至少还有我懂得他们在说什么。

把适合的音乐推荐给适合的人，看着他们慢慢成长，就是我坚持的“宝剑赠英雄”。

因为这样的性格，我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也不乏其他的店主。

他们看不惯我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定价格，也弄不清为什么总有一堆人往我那儿一坐就是一天，有人从我手里买走了我最欣赏、最认可的乐队专辑，出了店门就低价售卖，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也许是我胆儿小吧，我的店一直没有开大过。

从海淀的北太平庄一直往东，我住过铁皮房，也在挂着红绿灯牌的按摩店隔壁驻扎过。和平里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在它的玻璃门与小门中间的夹缝中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去买书的学生来来往往，一低头就是我和我的CD 机。

从第一次见到打口带开始，我就像谈了一场十五六年的恋爱，最开始我对平克· 弗洛伊德乐队是陌生、还带着些许排斥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音乐，就像遇到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古灵精怪的女孩儿一样。所以在我们每一次难得的见面中，我都会带着好奇跟她交流，了解她，接着疯狂地爱慕她。

有很多人在爱得死去活来之后和这女孩儿结婚生子，一两年就厌倦了，而我却硬要和这个女孩儿谈一场厮守终身的恋爱，硬生生爱了十五六年。

这场恋情最后的底色是粉红的。

我最后的店开在一幢居民楼的一层，整个楼都是粉红色的。为了不引人注目，我就把自己的店门也漆成了一样的粉色。

那时，打口早已风光不再，每天有一两个熟客光临已经是幸事了。老顾客为自己生计奔忙，也有了各自的家庭与事业，在打口店一坐就是一下午的时光已经太难能可贵了。

我在粉红色的屋子里一躺就是一天，我的父亲有时来看望我，叫着我的小名说：我的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而我在这样的境况里又撑了六年。

最难的是过年，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大家谈论着各种中年话题，谁又买了车，谁谁又买了第二套房，谁家的孩子去了最好的学校。

而我呢？总不能扒开脑子对家人说，我今年听了一千张专辑吧？

有一次，我去见好朋友。他告诉我，自己的股票涨了十万。我有些郁闷，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在路上，我给自己放了诺拉· 琼斯（Norah Jones）的第一张专辑：《Come Away With Me》。

穿过林间小道时，夏天的风就那样拂过我的头发和衬衫。我当时想，如果有人用十万块来换我这时的感觉，我绝对不换。

真的，我真的不换。

这种美妙感是金钱没有办法衡量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

我的最后一个顾客，是住在小粉屋附近的一个生病的小孩。他喜欢听New School（新派）的朋克，我叫他“小朋克”。

“小朋克” 的父母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一直跟着爷爷住，经常跑来找我。当年厌恶朋克的我觉得他有点烦，年龄差了二十岁，两人经常说不到一处去。可那毕竟也是唯一会到来的人啊。

我还是到处去找小朋克喜欢的专辑，两人一起临摹各种专辑的封面，有时还钻研钻研彩票。

直到有一天，小朋克也消失了。

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

在过去，我也遇到过亲人一样的顾客。10 点开门，他10 点前就在店里等我，一直待到我6 点钟收摊，说一声叶哥我走了。我在那儿开了多少天，他就在那儿待了多少天，中午我还得管饭。

开打口店这件事，不是说我非要挣他的钱，只是我看不到成果了，就像卖画一样，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作品多牛逼，但一张也卖不出去，长此以往，我也觉得没意思。

也就在那段时间，一个女孩儿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我很爱种花，但小粉屋子里没有阳光，我就把花儿挪到了门口，让它们晒晒太阳。

一个女孩儿注意到了这些花儿，走进店门，问我：你的花为什么不摆在一起，而是稀稀落落地放在两边呢。我说，我不想引人注意。

这一次，不是和音乐谈恋爱。真的爱情来了。

这个女孩儿不懂音乐，也猜不透我的心，她只是会担心地问我：你为什么像一只老鼠一样，成天都蜗居在这种地方呢？

她是个普通的女孩儿，在一起之后，她不知道该怎么向身边人介绍伴侣的职业，单位的同事问起我来，她也只是敷衍一下。

因为爱情，也因为没意思，我关闭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打口店。

小粉屋关闭之后，我想跟自己的这段过去一刀两断，我贷款盘下了一大间门店做服装，辗转之下，又把自己放在了金碧辉煌的珠宝店城。我不用像个老鼠一样整天蜗居在小屋子里了。

那个女孩儿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我妈家楼房下面自行车棚子里有一间简易房，我和我哥的货都放那里头，但分得很清楚，我的货就是我的货，他的货就是他的货。后来，我爸我妈觉得我们哥儿俩占着那房一分钱落不着，就打算把房子腾出来租出去。

我哥说那就退料呗。

退料就是卖废品，卖给上货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按塑料和纸收，纸一个价，塑料一个价。我那70 箱子“扎眼”，一箱1000 张，一共退了3000 块钱。

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那里面最起码有6 箱六七千张是我修过的，是我拿14 号手术刀一张一张修过的。确切地说，修一张应该要2-3 分钟，但你一天只能修150 张，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处于这种兴奋的工作状态。所有的盘，一看就能看出来是我修的，绝对是手艺。

那里面有很多的品种很好的，我指的品种是音乐。但我一张没留，因为家里还有7 万张呢。

7 万多张什么概念？

成箱的大概还有100 箱，没壳的大概有十几箱。也有原盘。这些货放在我家的一间小屋里，塞得满满当当，门都打不开，我也不想开门了。

7 万多张什么概念？

你一天听一张CD，到死也听不完。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放到网上卖？我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动力。如果我的女儿愿意要，我就给她。

但目前，还没有人让我愿意给他。

从前一年要听一千张专辑的我，现在一首歌也不听了。

我偶尔会哼起那些震颤了自己灵魂的歌。很偶尔很偶尔，来买珠宝的顾客会说：你也听这个乐队啊。

卖打口的时候，我每天差不多10 点半左右到店里，每天工作8 个小时以上，我在这8 个小时里保证都在播放CD，那么多年没断过。有可能有3 个小时没有认真去欣赏、去听，但有精力去听音乐的时间应该在4 个小时以上。

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店里，不坐公交，原因是不能听CD，而且还要等。骑自行车不用等，去45 分钟，回去45 分钟，这是听音乐的最佳状态，不想事，只想着这个旋律、这个歌，也没有人干扰。

对于那些我没有听过的或者我很期待的专辑，再怎么着急也坚决不听。虽然看到盗版的我喜欢的乐队的专辑心里也痒痒，但我会忍着不去听。

不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想把我的第一次给一个更正规的、正式的格式。而且我也有过亲身的经验。当年化学兄弟乐队（The ChemicalBrothers）出某张新专辑的时候，我先听了一遍盗版的，但感觉不怎么样。

事隔两年，打口来了，我再听，觉得这个乐队太牛逼了，我为什么当时没听到呢？我就怪罪盗版失去了某一些该有的东西，自此以后不敢听盗版。

卖打口的这一拨人中，能不断地循序渐进地听音乐、感受音乐，或者通过音乐来改变自我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而只要是认真听打口音乐的，都很挣扎。听音乐跟上学差不多，也有阶段性，一年级、二年级、初一、高一、大学。

这不是高低之分，是路径。从迈克尔· 杰克逊过渡到流行金属，到艺术摇滚，到布鲁斯和爵士，再过渡到古典音乐，这是一个慢慢蜕变的过程，有80% 或者90% 的人走不了全程，走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就停止了，他没有能力去吸收后面的东西，他放弃了。可能是他的身体放弃了，可能他的思想放弃了，但终归是放弃了。

卖打口这件事还强制着我去听各种音乐。我虽然不喜欢听爵士乐，但为了卖掉这个东西，我就要去听它哪儿好、怎么好或者怎么样，才能跟顾客沟通。同时，来我这儿买音乐的人，有人喜欢古典，有人喜欢爵士，有人喜欢重金属，有人喜欢朋克，他们也会给我提供信息。比如我喜欢听朋克的后裔乐队（TheOffspring），就会有客人跟我说，Sum41 也不错。那我就听听呗。

可以说，我的变化都是我的顾客给的。

曾经有人到我店里头问，你这儿有布鲁斯摇滚吗？我当时自认为恐怖海峡是布鲁斯摇滚的典型，就给他推荐了这个乐队。但那个人执意反对说这个不是布鲁斯摇滚。

他走了以后我就反思，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要不然我再纠正一下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看看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因为他，我把恐怖海峡系统地再听了一遍。

我跟你抬杠，抬输了也好，抬赢了也好，我是不是得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我就得再听一遍。

是顾客强迫我去听了很多种音乐，它是有强制性的。

卖打口那会儿，只要跟音乐有关的书我都看，那是帮助自己做生意的手段。后来卖一些电影原声的盘，我又得看电影，关于电影的书我必买。后来又是因为电影导致我喜欢上摄影，摄影的书我也会买…… 我现在看很多书，《西域传谣住》《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秦汉文化史》《印度简史》…… 这些书离我十万八千里，要不是因为听了那些音乐，不是感受了那些艺术，我是不会看的。

我还给打算反复看的每一本书都包了书皮，因为我要反复看。

我买《阿拉伯通史》是因为我听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原声。而且我买了五本，98 块钱一本，不算便宜。这也是听打口留下的习惯，因为我遇到特别喜爱的CD 总会留个三四张，这样万一有朋友到我们家说我喜欢这个你给我吧，我就不会因为给了他自己就没有了。

我备份最多的打口带是平克· 弗洛伊德乐队的《精选》。我觉得它是好东西，早晚能发挥价值，所以就存了。

从17 岁离开新疆到今天，打口带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在1990 年到2000 年这个阶段，北京的摇滚乐或者流行音乐处于迸发期，大家饥渴得不能再饥渴了。遇到一盘音乐，只要是摇滚乐就会认真、仔细地去对待，甚至要听到自己喜欢为止的状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就不收藏，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大，也不需要去认真。但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所以很渴望得到。只要有了，我就要滚过来颠过去地仔细研究它。现在的年轻人的资源来得太容易了，不需要珍惜它，也不需要认真对待它。

我听音乐是被动的，你之所以永远超不过我，就是因为你是在主动选择。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不听。但我不是，我不喜欢听也得听哪儿好、为什么好或者哪儿不好，你得知道个所以然。

我想，假如北京有1500 万人，我听歌的范畴就在10 万人之内，如果要在这10 万人里设一个音乐听力考试，那我肯定能进前5 万名。前5 万名的我，真的跟听“凤凰传奇” 的人没的聊。

我有时觉得它是一道伤痕，承载了我最兴奋、快乐，也最悲伤、孤寂的青春岁月，可也是这道伤痕，让我变成了一个特别的人，一个自信的人，一个傲慢的人。

做打口还让我对艺术有了属于自己的判知和判定的能力。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广告也好，我都有我自己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没有听打口的阅历，就不会有这方面的眼睛。只有你在这个领域体会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东西，你才有狂妄自大的资本。

有一天，我跟女儿一起看连续剧《锦绣未央》。剧情发展到紧要关头时，我下意识地对旁边的她说：“甜甜，如果你要导这个电影，一定要让主人公身后的那个帘子动起来。风一吹，帘子一动，人物内心的紧迫、焦急就都能够反映出来。虽然很简单，但却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时甜甜才5 岁，她也许听不懂，但我也不需要让她懂。我只是想表达给她。听得懂就听，听不懂，以后也许会感受到。

当我对艺术有了我自己的判知，就会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想法，无论表达与否，都是我的财富，我闺女都拿不走。我看到这个场景就会有这种反应，我会知道这个事，我没法给她，我不能说从脑子里抓出来说：给你了，我没有了，你有了。不可能。它只属于我的肉体，只属于我这一个人。

我死的那一天，这东西就不存在了，灰飞烟灭。爱也好，痛也罢，我只是一个在珠光宝气中沉默的怪人，等着岁月将我慢慢带走，不管有多少人怀念，又有多少人刻奇。打口带已经死了，和那个人们焚香沐浴、悉心对待摇滚乐的时代一起死了，我只好朝着它们的尸体说：

谢谢你，让我变得傲慢。

或者连傲慢都不屑。

知道打口带是什么的监制：新裤衩

路过突然被cue 的视觉：Pomelo

啥也不懂只是排版的版式：Cooper

为了给周杰伦打榜，我们翻出四张他的硬照

“时代无法淘汰我霸气的皇朝。”周杰伦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