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96年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2010年以来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在百年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显影”。

一方面，本专栏主要关注福尔摩斯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现象，比如《老残游记》中的人物竟然也会开口便提到“福尔摩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作者们热衷于书写“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滑稽故事；福尔摩斯在当时不仅是文学人物形象，更进入媒体与商业领域，成为小报名称与香烟品牌；改革开放之初，叶永烈将侦探与科幻相结合，创作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续写“香港福尔摩斯”的传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专著或专栏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译、创作、评论等文学形式与文字内容固然是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基础——本专栏更多关注图像文本与形式，试图从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资料入手，来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本专栏名为“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其实是从“画”入手，追溯历史时间线索（所谓“连环”），借“画”说“话”。

图片说明：张坤德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时务报》第六期，1896年，标“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浙江桐乡人张坤德在《时务报》第六期至第九期上连载了小说翻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标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篇小说的原文是“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的The Naval Treaty，今译《海军协定》。从此，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正式进入中国，并开启了未来一百多年间中国作者、译者、出版者、读者与侦探小说之间纷繁复杂的牵绊与纠葛。

值得一提的是，《海军协定》英文小说原作，最早发表于1893年10月至11月，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英文版发表仅仅两年多之后，中国读者就已经可以阅读到它的中文译本。而日本关于这篇小说的翻译《海军条约》则发表于1907年12月，比我们整整晚了十一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另一篇名作《斑点带子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最早的日文译本《毒蛇の秘密》发表于1899年，而中文译本《毒蛇案》则最早发表于1901年，略迟两年。整体上来说，中日两国最初在接受欧美舶来的侦探小说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在不同作品的篇目选择与翻译时间上，互有先后而已。

本篇所选的图像正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小说第一页的扫描图，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右下角写着“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今天熟悉“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读者一定都知道，在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是借着其助手华生的视角被讲述出来的，也就是小说中福尔摩斯负责探案，华生负责记录，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华生笔记”，张坤德在这里显然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并翻译侦探小说，对这种小说类型的特点、结构、叙述视角等其实都完全不熟悉，更缺乏相应的阅读经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误读”和“误译”。而等到后来张坤德翻译到第三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继父诳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现在一般翻译作《身份案》）时，就准确地标上了“滑震笔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译者翻译侦探小说的过程，也就是他们认识并了解侦探小说的过程。

另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和他的助手约翰·H·华生医生（Dr. John H. Watson）这两个中文名字，其实是后来在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中，逐渐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张坤德最早的翻译中，他将Sherlock Holmes翻译作“歇洛克呵尔唔斯”，将Watson翻译作“滑震”。而在晚清民国时期，对于这对侦探与助手的中文译名可谓千奇百怪。除了“歇洛克呵尔唔斯”之外，还有把夏洛克·福尔摩斯翻译成“歇洛克·福尔摩斯”或者“休洛克·福而摩司”的，更有甚者，直接将其翻译作“施乐庵”，也不知这位译者是不是在翻译的时候想起了“施耐庵”。而华生除了被翻译作“滑震”之外，还曾经被翻译作“屈臣”，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华生医生和屈臣氏（wastons）的创始人其实同名，而这个将其翻译作“屈臣”的译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位广东人。

除了小说中的人物之外，作者柯南·道尔也有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译名，简单列举一些，比如“爱考难陶列”“屠哀尔士”“顾能”“陶高能”“考南道一”“高能陶尔”“科南达里”“柯南达理”“科南达利”“亚柯能多尔”，等等。这种对于小说作者与书中人物译名的混乱现象其实反过来说明了当时中国人翻译侦探小说的高涨热情。正如阿英所说，当时国内对于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的整体情况是“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阿英《晚清小说史》）。正是因为翻译的繁荣、小说的流行、译本的复杂，“一书多译”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才会出现上述关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各种奇怪译名。

比如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在短短几年间就出现了六种译本，分别是：《大复仇》（1904年）、《恩仇血》（1904年）、《血手印》（1904年）、《歇洛克奇案开场》（1908年）、《壁上血书》（1915年）和《血书》（1916年），其中除了林纾是根据这起案件在整个《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篇目顺序，将其翻译作《歇洛克奇案开场》之外，其他几位译者基本都在标题上凸显出“复仇”、“血”、“手印”等案件核心元素。“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另一篇《四签名》（The Sign of Four）在当时也有至少三种译本，分别是《唯一侦探谭四名案》（1903）、《案中案》（1904）、《佛国宝》（1916）。其中“佛国宝”和今天通行的小说译名差距最大，这个译名其实指的是小说中的案件，最早可以追溯至当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而这里的“佛国”正是印度，这篇小说的译者也正是后来的五四运动干将刘半农。

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的翻译，其中“hound”（猎犬）这个词让当时的译者们颇伤脑筋，根据小说中的内容来理解，hound更接近于一种恐怖的狗，而当时在中文语境中提到猎犬或猎狗，人们更多会想到中国古代皇族权贵在围场狩猎时所使用的猎狗。译者们无法将小说里的“hound”和中国古代的“猎犬”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将这篇小说翻译作《降妖记》（1905年）、《怪獒案》（1905年）、《獒祟》（1916年）等，显然是将“猎犬”理解为某种传说中的“妖怪”或者“藏獒”一类的凶猛大型犬种。

现在我们都知道，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侦探小说，但侦探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发明者其实是爱伦·坡，他于1841年5月在《格雷姆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公认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当时中国的翻译者们对于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情虽然没有福尔摩斯那么高涨，但爱伦·坡的几篇侦探小说开创之作也都被先后引进国内。比如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杜宾侦探案》，就收录了爱伦·坡创作的四篇侦探小说，分别是：《母女惨毙》（今译《莫格街谋杀案》）、《黑少年》（今译《玛丽·罗杰疑案》）、《法官情简》（今译《失窃的信》）、《髑髅虫》（今译《金甲虫》）。这本书1932年9月已经印到七版，可见还是比较畅销且长销的。而更早在1905年，《女子世界》杂志就已经刊登过爱伦·坡《金甲虫》的翻译，当时的译名叫《玉虫缘》，译者署名“碧罗女士”。而这位“碧罗女士”其实并不是一位女士，而是赫赫有名的周作人。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第一篇侦探小说的译者张坤德，他在翻译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之后，又连续翻译了《记伛者复仇事》（The Crooked Man，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今译《最后一案》）三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将侦探小说正式引进中国。但有趣的是，张坤德其实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文学翻译，他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曾担任中方文件草约的翻译工作，后来则投身律师馆，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法务翻译。而其翻译侦探小说，更多是出于一种机缘巧合。甚至当时发表这篇侦探小说翻译的《时务报》，也并非一份文学刊物，而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政论机关报。而在一份政论性刊物上，经由一位法务方面的译者翻译引进了第一篇侦探小说，其中或许也有着某种偶然性之中的必然。也就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将侦探小说作为纯粹消闲的文学读物来看待，而是认为其具有普及现代法制、革新办案手段、传播西方文明的时代价值。曾经翻译过《佛国宝》的刘半农就曾热情讴歌“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欲使侦探界上大放光明”，后来的“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也称“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科学教科书”。当然，这其实也都是一种对侦探小说的“误读”，是侦探小说自身所不能承受的时代责任之重。但就是在这份偶然与必然、误读与了解、大众读者趣味与知识分子期待的相互交织与角力的过程中，侦探小说第一次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产生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中国人与侦探小说之间的精彩故事，从此正式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