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秋北

1925年6月19日，一场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南粤大地爆发，历时16个月，25万工人以铁血意志铸就反帝斗争的历史丰碑。这场工运史上的壮举，不仅以“臭港”“饿港”“死港”的经济封锁重创英帝国主义，更以其创新的组织体系、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鲜明的政治智慧，为当代工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百年工运史教育我们：“组织是工人阶级的钢铁堡垒”，省港大罢工的实践深刻印证了这一真理。

一、组织体系：现代工会治理的雏形

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创新，开创了殖民地工运的先河。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以每50人选1名代表的代议制设计，实现了25万工人的直接参与和民主决策。这种“工人民主”突破了传统行会的狭隘性，苏兆征等工人领袖正是通过这一机制赢得广大工友的拥护，挫败了黄色工会(指与资方妥协或被资方收买、被工贼所控制的“假工会”) 的篡权企图。而作为执行机构的罢工委员会，其“准政府”式治理结构更令人瞩目——设立财政委员会严格审计收支，创办《工人之路》报纸强化舆论引导，组建2000余人的武装纠察队实施战略封锁，甚至建立工人医院、宿舍等后勤系统，形成涵盖行政、司法、军事、民生的全方位治理体系。这种精密的组织架构，不仅为当时的工运提供了坚强保障，更为日后苏区政权建设和现代工会治理提供了重要范本。

工联会在新时代推动的劳工政策和立法的争取，如“标准工时立法”“强积金制度”等改革，也应更好发扬组织动员法宝。新工运不仅要抗争，更要善于治理。省港大罢工中建立的民主集中制、透明财务、专业化分工等机制，与工联会当前推行的会员代表大会制度、财务公开机制一脉相承，体现了百年工运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二、资源动员：阶级联盟的战略智慧

省港大罢工的成功，离不开对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战略运用。罢工委员会通过国内募捐、海外华侨支持、扣押英货拍卖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创设“按工龄发补贴”“伤病特别救助”等制度，确保25万工人的基本生存。更具突破性的是，罢工委员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枢纽，整合香港百余个分裂的工会，实现“三日内数万人离港”的壮举；同时联合农民、学生、商人形成“工农学商军”联合阵线，甚至争取到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支持，廖仲恺亲自主导援助返穗工人的行动。这种“统一战线”的智慧，使罢工从单纯的经济抗争升华为全民族的反帝运动。

在现代工运实践中，工联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新工运不是孤立的抗争，而是社会正义的共同奋斗。工联会近年来推动的“跨境劳工服务”“青年职业培训”，正是通过整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源，形成多方协作的动员模式。正如省港大罢工中“特许证”制度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一样，工联会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也注重运用法律武器和社会舆论，实现“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三、政治策略：反帝斗争的创新实践

省港大罢工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对斗争策略的精准把握。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单独对英”策略，以“特许证”制度允许非英货进出口，既有效打击英国经济（香港贸易额暴跌50%），又避免过度影响广州民生，展现了灵活务实的战略思维。与此同时，通过《工人之路》报纸和工人宣传学校，将罢工诉求与民族解放叙事紧密结合，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国家认同。工运必须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省港大罢工中，工人们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正是这种觉醒的体现。

这种政治觉悟在现代工运中依然闪耀光芒。工联会坚持“爱国爱港”的根本立场，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劳工权益保障，正是将工运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的时代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来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省港大罢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将工运融入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和最持久的动力。

四、历史启示：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时代价值

省港大罢工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当时的反帝胜利，更在于其为现代工运留下的宝贵财富。从组织层面看，其建立的代议制、分权制衡、透明财务等机制，为现代工会治理提供了范式；从动员层面看，其整合资源、联合社会力量的策略，为处理劳资关系提供了借鉴；从政治层面看，其将工运与民族解放结合的智慧，为新时代工运指明了方向。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省港大罢工的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动员，工人阶级才能在斗争中不断前进。

在纪念省港大罢工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铭记这段历史赋予的启示。工联会作为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始终以“维护权益、服务工友”为己任，推动劳工政策改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源于团结，胜利来自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承省港大罢工的精神遗产，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加创新的策略，推动工运事业不断迈向新的辉煌。

省港大罢工的硝烟虽已远去，但其铸就的组织力与动员力精神，将永远激励著中国工人阶级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我们将继续高举团结奋斗的旗帜，谱写新时代工运的华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