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眼前这个黑黢黢的男孩,他吐出的痰里已经带着很显眼的鲜血了。那是一种恐怖的、危险的粉红色。
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色短袖T恤,背着一个比他的身体更笨重的背包,身侧还有一个金属的小推车。他衣服没有几件,最重的是一袋充电宝,有二十个那么多,码得整整齐齐。
旅行路上有时候几天不能充电,所以他买了二十个,一到有电的地方就抓紧时间充满。夜里,那些充电宝一齐亮着灯,一明一灭,闪着幽光。
这个男孩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旅行者,倒更像是一个从远方刚刚回家的游子。
他的脸上里没有那种游客的眼神,那种动物式的、到了一个新地方的试探和打量,反而他的眼睛里更多的是安定和无所谓。一种真正的随遇而安的态度。
这家社区医院的医生已经见多了内地来的旅人,也见多了因此染病的憔悴患者。
高原是美丽的也是危险的,那些贸然来到此地的人,尤其青壮年,因为高原反应而送命的并不少见。
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双肺水肿,医生预判中最严重的情况,几乎是高原病里离死亡最近的一种。发病急的时候,甚至几个小时就会送命。医生一边准备临时注射,一边通知眼前这个病人,要求他转去日喀则人民医院。
必须转吗?男孩问。他咳嗽了一声,深呼吸一口,疼痛使他两手不自觉地捂了一下胸口。
胸腔里现在呼吸时会疼是吧?看着他的动作,医生问。
疼,男孩回答。说完他前倾身体,走回检查室拿自己的背包。他走路的时候两腿晃动。
这个病要治多久?拿回背包,坐到走廊的长椅上,把手机平铺在膝盖上,男孩抬头问。他看起来是刚刚才意识到危险,注意力离开手机。
短的话一两个星期,长的话更久,医生说,要看恢复情况。
一名护士走了过来,她一边把针头往空气里喷了一下。你是廖子安吗?她问。
是。男孩说。他看了一眼针头。
你有家人一起吗?护士拿出棉球,在病人伸出的手臂上擦拭起来。
没有。廖子安说。
朋友呢?针头在病人的血管上逡巡了一会儿,找准一处,扎了进去。
红色的血液倒流进入塑料输液管。
没有。廖子安的脚抖了一下,嘴里“嘶”地一声,吸了一口气。
我一个人。他补充说。这个病住院要花多少钱?
看你恢复情况。护士说着,轻轻把胶带固定了针头,滚动吊瓶下的塑料开关,使滴液以她希望的节奏下落。接着她转身走开了。过了十分钟的样子,医生和两个护士一起走过来,捏着一张纸,要廖子安签字。那是一张转院的手续知情书,上面说,病人因病发肺水肿,在依照病情进行滴液注射后,现在经病人要求紧急转院。
廖子安签了字。护士走上来,取下滴瓶。走出社区医院的小楼,一辆面包车已经等着那里了。廖子安躺到车厢里,他觉得胸口很闷很闷。
日喀则的阳光经过车窗照射到他的脸上, 世界很亮,但他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会死在这里吗?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他的手习惯性地摸在挎包上,摸着钱包和手机。钱包里是几百块纸币,几张证件。他的钱都在手机里,这是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起初他听到那最重要的东西响了几下,顺手静音了,然后,就像跟着他一起睡着了一样,手机也安静了下来。
2.
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路程是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死亡的阴影,这该是一趟不错的高原短途之旅:
太阳进入云层时,车里就是一片晦暗,太阳从云层里出来,车里又一片光芒。司机是个藏族中年人,他拿出了一架墨镜。墨镜片上布满灰尘斑点,他一只手扶方向盘,另一只手把镜片在衣服上擦了几下,这才戴上。
太阳把前方的路面照射得闪闪发亮,远处总像是有一滩积水,走近了才消失,再一抬头,它又出现在更远处。大部分时候,道路两侧是高原上的田野,绿色的草,灰褐色的树皮和石头,羊群和牛群悠闲地啃草。偶尔会有几头牛来到路边,茫然地昂着头。司机不得不小心地减速,轻轻绕过去。
但廖子安身体里的声音让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他躺在担架上,他的胸腔里发出轻微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他是个不爱说话的小孩,在很小就是那样,因为爸爸,他四五岁就学会了沉默。
对,爸爸,他想起来了他的爸爸廖文金,他现在在哪里?
廖文金的那张模糊的脸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他一共见过他多少次,恐怕仔细数也能数得过来。最早的印象是三四岁的时候,他站在姑妈家的门口,过年了,那个他应该叫爸爸的人从黄昏里赶了回来,似乎没抱过他,放下行李就去喝酒了。
他闻到酒味的同时也闻到一股烟味。他将熟悉那种味道,在烟雾缭绕里也在记忆里,那种使人眩晕的混合味道构成了廖文金的主要气息。
斌子,买烟去。廖文金说。他开始想到七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他已经能自己去买烟了。于是廖文金就这样使唤他。斌子是廖子安的小名。他走出家门,走去那两个他熟悉的小超市,望作慧的超市或者陈支树的超市。他们一看见他就知道他要帮廖文金买六块钱一包的红金龙。他把钱递给他们,把烟攥在手里,转身就走,有时候走得很慢,有时又小跑起来,他说不上是该快还是该慢。廖文金接过烟,撕下一层塑料膜,坐到了椅子上,打开火机。
啪。鬼火一样的幽光在男孩的记忆当中闪了一下。他的胸口又开始疼了。他使劲吸了一口气,撕了一张手纸,往里吐了一口痰。他把手纸团成一团,塞进装透视片的那个塑料袋子,立在脚边。
斌子,买酒去。朦朦胧胧里,他听见廖文金又说话了。
正在炉子边生火的斌子起了身,接过钱,穿着他那双已经开了胶的塑料拖鞋又出门了。太平溪镇下了小雨,山路很滑,他得挑那些稍微干燥的路边走,有时要踩着石头,有时踩在草丛上。他最害怕遇到蛇——那种竹叶青或者黄色小花蛇——它们像小船划过水面那样轻盈地划过小路,有时还会在路中间停下。
他见过它们,一看到它们他就背部发紧。班上的同学们说遇到蛇就要拿石头砸,并且一定要砸它们的头,要砸死。砸不死的话蛇就会记仇。它们会在夜里来到你的床边,一直爬到你的肚子上。
廖子安觉得肚子上凉凉的。他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伸出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司机开了空调,护士又要司机把空调关上了。凉风来了又走了。
3.
护士生气了。你要钱还是要命?她问。
日喀则人民医院的预估的收费是四万多块,眼前这个小男孩执意要走。他要换医院。护士将他的输液管挂到急诊室大堂的铁架上,当着一群病人的面说:你再转院,就可能死在路上。
手机响了,他的这个朋友,算是给他解围了。他打开手机,滑了几下,又抬头说,去藏南医院吧,我有个朋友熟悉那里,那里只需要一万五。
钱更重要还是命更重要?他之前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命只有一个,是的,可是以前命始终是自己的,他从来没想到自己会送命。
人死了是什么样子?真正的尸体他从来没见过。倒是演过好几次。
在横店,三年前,他演了好几次尸体。那些古装剧是最需要群众演员的。他主要是演路人。路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路,目不斜视,闭口不言。那些从房车里钻出来的明星才是主角。他演过几个后来很有名的古装剧,不过他从来没看到过自己的脸。别的群众演员有时真会在网上去找,他没找过。
演尸体的话钱会多十块,不过要在地上躺很久,导演不说停他就不动。他想起来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重新回到面包车里,汽车往藏南医院开过去。阳光再次移来移去。天上有几只大鸟飞过,它们好像飞得离太阳太近了,所以那影子投在他的脸上。司机笑着回头看了廖子安一眼,嘴里嘟哝着几句听不懂的藏语。大概是嘲笑他,他想。大鸟飞走了,剩下阳光继续在他的脸上摩挲起来。
他想到了满脸涂满糖浆的那个下午。那是冬天,横店很冷,地上很凉,剧组把钱加到了二十块,然后廖子安就躺在了地上。地面上的那种凉气穿过他单薄的戏服来到他的骨头。他觉得整个人僵住了。红色的糖浆在脸上起初是痒痒的感觉,后来在冷风里冻住了,成了一个面具一样的红色硬壳。在耳边呼啦呼啦的冷风里,他看见阳光透过半透明的硬壳照了下来。
就是这样,那些他曾经独自挨过去的时刻一个一个出现在脑子里。那些从来没人帮忙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或者作为别人嘴里的廖子安,他要一个人应付的时候。现在又到了这样的时候了。
4.
办了住院手续,他躺到了病床上。 病房在三楼,两张床,另一张空着。 走廊里是脚步摩擦地面的声音,也有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偶尔有人推开门,探一个头,走错了,又很快回去。
他觉得身上流汗了,背部很热,皮肤和布料贴在了一起。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不小心,鼻孔上的输氧管脱落了。他又把它拿起来,送进鼻子。输氧管是蓝色的,两个孔,里面的氧气很凉,呲呲地喷进他的鼻子。为了加湿,氧气的导管经过了一个透明玻璃水罐。那水罐挂在墙壁上,气泡咕咕噜噜地冒出水面,一遇到空气就消失掉。
他打开了手机,电不多了,他弯腰接上电源。一个世界接通了,手机充电的时候他总是更心安一点。
推荐他来这家医院的是他没见过面的一个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粉丝。在西瓜视频上,他的名字是“子安徒步环球梦”,他走到每个地方都拍一段儿短视频,发在上面。
他的拍摄很简单,没有多少技巧,两年前他从宜昌一路走出来,走了 318 国道,走了整个东南亚,去年开始拍视频,西瓜的粉丝给他打赏,几个月以后他就有差不多十万存款了。
他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钱。大家为什么喜欢他?他不明白。一切的开始只是偶然,他想把自己的行走记录下来。开始没几个人看,后来,他忘了是因为哪一条视频了,突然很多人过来看。给他点赞,也给他打钱。
你真有勇气!加油!祝福你早日实现梦想小老弟......他们说着这样的话。那些文字跳跃在屏幕上。有些词他不太理解到底什么意思,但他觉得挺温暖的。
也有人会问他那些他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你这样出来,你爸妈不管吗?你爸爸呢?你妈妈呢?你没有家人吗?你出来几年了?怎么不上学了?
我妈妈去世了。他说。
你要去哪里?也有人问。
5.
廖子安起了身,一只手举着吊瓶,另一只手推开窗子。冷气悄无声息地冲进来。他举着吊瓶走去卫生间,经过走廊,看见护士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脚步吵醒了她。她抬起头,眼睛眯着,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趴了下去。她好像继续回到她的梦里了。
真不好意思,他笑了一下,没说出口。
回到床上,廖子安有点睡不着了。他翻了几下身,喝了杯水,那杯水好像让他的身体一下子舒缓下来,因此困意好像又来了。他尽量把两臂伸展开,把腿伸直。他觉得自己力气不多,好像伸直四肢可以把力量集中到身体的核心里。那个核心似乎有点微弱,有点震颤,有点飘乎乎的。
他使劲深呼吸,从插在鼻孔的导管猛吸了一口氧气,他感觉到那股冷冰冰的气流经过了喉咙,一路冲下去,来到了他的肺里。氧气瓶还是咕咕噜噜的。他的脑子里好像也变得咕咕噜噜的。他好像不太能控制自己想什么了。
他跟他们撒谎了。他的妈妈没去世。一个人怎么能随便跟人说自己妈妈去世了呢。他也不想,不过,说实话好像就太麻烦了。他们会继续追问,问来问去。那就没完了。
他的父母在他一岁的时候离婚了。廖文金不喜欢他,老是打他,拿拳头打,也扇耳光,有时候也拿脚踹。他记得打得最重的那次是那年除夕,廖文金要打牌,他进屋去拿了一副旧的扑克,廖文金火了,除夕能打旧牌吗?这个他叫爸爸的人一脚就踹了过来,他被踹到了水沟里。伯父来拉开廖文金,他还是冲上来,又给了他一脚。
这个他叫爸爸的人打他就像打一条素不相识的小狗。他的衣服沾了泥水,但他躺在水沟里不敢动,直到表哥过来拉他。
高一那年辍学,也不是说他真的不想念书了。他的成绩的确不好,语文很差,英语更差。虽然老师让他搬着桌子去了教室外走廊的厕所门口坐着,他也没想辍学不读。他不得不离开学校是因为廖文金不给他教学费了。学费到一千了,廖文金消失了,电话不接,过节也不回家了。
就不读了吧,他想。他是坐着火车从宜昌去到上海的。宜昌也还不错,不过好像又很无聊。
他干了那么几个工作,给广告牌染色,气味不好闻,他也忍了,吃苦他不怕,但就是觉得干下去没有希望。
希望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但他觉得肯定不是现在这样,这样像一个机器人,他只是一个会说话、会痒、会饿、会上厕所的机器人。
那段时间晚上睡觉他会梦见自己在学校里,醒过来脸上有时带着泪。他很奇怪,明明没那么喜欢上学,怎么现在不用上了反而梦里还要哭出来。
上海跟宜昌比,似乎只是大了一圈儿。他仍然去了工厂,仍然是在流水线上,他小时候在姑妈家采茶就是手脚最利索的那个,现在给电路板擦锡膏的时候也还是。他们穿着一身白色的防尘服,手上带着手套,对着放大镜把电路板上灰黑色的锡膏擦干净,那就是完成了一道工序。
你的梦想是什么?他问他的工友。
神经病。有人说。
没有啊,还有人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也没有。他只好那么回答。
工作以外他也试着去送过美团外卖,还做过闪送。他买了一个支架,把手机捆在电动车把手上。它带着他往前走。但是导航软件经常指错路。他总是迟到,客户烦了。你干不了这个活儿,他们说。他也去电话营销,卖房子,现在还能背出来那串流利的推销词:先生您好,我这里是金山区黄金海岸XXXXXXXX。一个月他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他主动不干了。
不过让他离开上海还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失恋了。他是在流水线上向那个女工友表白的。我喜欢你,他说。
她听到了但是她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他就走了。
6.
这个宜昌来的打算继续徒步的小男孩,他在肺水肿的危险里半梦半醒里过了两天两夜。
有时候他的脑子里是一片白色,有时候是黑压压一片。他身上的汗水流出来又蒸发了。有时候他的两个胳肢窝都是湿漉漉的,有时候又干燥得发痒。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他的腿有几次抽筋了,他使劲蹬床,床单滑掉了一半,另一半卷曲着压在他的身下。他像是挣扎了好几场,跟一个无形的入侵者做了一番斗争。
他在梦里喊叫过几次,听不清喊的是什么。护士推开门,喊了他的名字。
他在梦里几乎把过去两年的路全走了一遍。
他走得很快很轻盈,他先是从上海走到了宜昌,然后上了一条船,过了长江。他甚至感觉到了长江上的风。他记得那个熟悉的感觉。一模一样。他又一次上了山,坐在摩托的后座,他想去见他的妈妈。他听说她嫁到了这里。同样的,和两年前一样,她不见他。
他同样又按原路下了山,去了同一个公园,秭归县人民广场,他躺下去,迷迷蒙蒙地过了一夜。 斌子,你来了。 他听见妈妈的声音。 他从来认不出她的脸,但他知道那就是他妈妈。 他伸出手,刚要去抱她,她就消失了。
他在公园的长椅上醒来,脸上盖着一张报纸。阳光通过报纸打下来,他看见若隐若现的铅字。一场梦中梦。
他走出秭归县,一路开始往南走,走过神农架,继续往南,他在暴雨里躲进一个墓地,他觉得四周像是随时要崩塌掉,像是全世界都要盖在他的脸上。他不敢动,只好闭上眼。他继续走,在越南,他被几个警察拦住了,他们带着狐疑的眼神检查他所有的包裹,最后一无所获,这才让他走。
每一天早晨他在陌生的地方醒过来,每一天傍晚他在陌生的地方睡去。在越南,夏天,太热了,他怀疑外面有五十度,他的肩膀布满汗渍干燥后的白色盐粒,脚底的泊油路是软绵绵的。他的脚踩在上面,头晕晕乎乎。他到了金边,他吃到一种叫鱼露的东西,臭臭的,他舔了一下嘴唇。他觉得嘴里很干。他醒了过来,他呼了一口气。胸口好像轻松了一些。他抬头看,墙上的水罐还在咕噜咕噜地冒气。他伸手去摸手机。
你还好吗?子安。
你怎么样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只有他的那些粉丝。
我醒了。
他打开手机,对着他们说,我做了很长的梦。
接下来去哪?他们问。
不知道。他说。走走看吧。
廖子安环视着整个白色的房间,又摸了一下手机。他的小推车在阳光里闪着光。
他的脏兮兮的运动鞋就在窗户下的墙角。二十个充电宝,很久没有动过了。
廖子安二十岁了,他辍学已经第五年了。他在上海打过工,他在横店做过群演,他徒步已经两年了,他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他打开手机地图,盯着屏幕,黑黢黢的手指滑动着,他仔细寻找着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