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课堂上说，蔡鸿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学识渊博，具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而且还有十分高超的语言艺术，因此阅读蔡先生的著作是一种享受，从未觉得文字有滞涩之感。蔡先生的作品既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又切中肯綮。当然，像这样一位充满睿智的学者，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述，不啻对初学者，对即便像我这样已厕身学界有年的人也极富教益。因此通常我在课堂上推荐给学生阅读的蔡先生的著作，除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等经典作品外，更多的是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著，诸如《学境》《学理与方法》《仰望陈演恪》《读史求识录》等均一一推介。当然，我也与学生一起学习，并将学习札记与学生分享。

在蔡先生所有有关方法论的论著中，《读史求识录》（以下简称《求识录》）是最晚出的一种，也是有关方法论的讨论最为集中的一种，因此值得特别重视。《求识录》内容分上、下辑，上辑由蔡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学理与方法”课程的授课记录整合而成，核心之义是为了加深学生对“读史求识”的理解；下辑则是与之相关的讲谈和文稿，其中涉及的部分问题的探讨具有研究示范意义。因该书比较“薄”（按：“薄”是蔡先生著作的普遍特点，与现在有些人追求论著的“厚”形成鲜明对比），便于携带，一度成为我出差时的“机上读物”，因此札记的有些内容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求识录》第一篇开宗明义“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其中蔡先生说：“历史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知人论世。‘知人’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论世’的‘世’，包括时势和时代。对历史一窍不通，没有间接经验为借鉴，是知不了人，更论不了世的。”（9页）可谓的论，而知人论世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正确地探究历史真像。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历史研究”与“知人论世”其实也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研究能帮助我们提高知人论世的能力，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者也必须懂得“人情世故”，必须“接地气”，也就是说，不具备知人论世能力的人是做不好历史研究的。后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不会说话，使史料说话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或认识水平，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创造性，所阐释的历史事实也就越深刻；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接受史料，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阐释史料。这与兰克史学的认识论有根本区别。

蔡鸿生著《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我看来，史料本身还是能说一部分话的，但更多的话、更深刻的话，需要历史学家替它发声，这主要仰赖于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那么，如何提高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呢？从现实社会获取“间接经验”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仍然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克罗齐所言，历史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过去只有与当前的视域相重合时才能被人所理解。这主要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人类思维运动的基本规律来看，今人与古人虽然有不同，但也有相同和不变东西，因而现实与历史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现实与历史总有“相重合”的地方。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目的并不是强调实用主义的历史观，而是在强调认识历史的基本路径，即必须通过当下、通过现在来认知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了解当下，不了解现在，就无法认识过去。而史学家想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就必须熟谙“现实”、“知人论世”，即既要懂得“知”现实中的“人”，也要会“论”现实中的“世”。

王学典先生说，“历史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深度。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认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当……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对人性观察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研究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性的观察、比对现实的观察更能训练洞察力的了。” （王学典《治学的功力与见识》，《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8期）王先生是从训练历史洞察力的角度切入的，表达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在《求识录》“史与思”一篇中，蔡先生谈到论文选题问题，他说：“选题应在学术史中去寻找。只有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才能知道既往研究遗留的问题，包括没有解决，或认识不足以至误解的问题。选择这些问题来研究，才有‘拾遗补缺’之功，不致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前人的劳动。……现在写学位论文，按规定学术史回顾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注意，是为选题而回顾，不是为回顾而回顾。徒具形式，于事无补。选题来自对学术史的回顾，才是有根之学。”（11页）

这段话十分清晰简洁地阐明了研究史回顾与论文选题之间关系，现实指导意义非常强，我以为初学者可以奉为圭臬。从目前我们系我所在专业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写作情况看，很多学生搞不清选题与学术史回顾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为回顾而回顾”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由于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回顾的内容十分枝蔓，不能紧紧围绕自己拟要研究问题展开回顾，因而这样的研究史回顾基本上是无意义的。本人十分赞赏蔡先生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如此清楚，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由学术史回顾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学术创新的起点，同时也是创造新知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的学术史回顾对于学术研究异常重要。这一点必须引起在读研究生的足够重视。

在《求识录》“我们不提倡‘速成’”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通”的问题，他说：“各个学科都要防止‘专而不通’的偏向，读专门史的人‘作法自毙’。以前有人批评牛角尖式的学科分类是‘马尾巴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要画地为牢，不能栽在‘专’上，要有通识的眼光。”（80页）

“通识的眼光”，这马上让人想到陈寅恪先生“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看来蔡先生对这一警示的确是念兹在兹的。陈寅恪的通识观，蔡先生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他在“中国学术三名著”这篇中谈练内功时说，所谓“内练”，“用陈先生的概念来讲，就是要有‘通识’。不只是‘识’，而且是‘通识’。所谓‘通识’，假如译成现代概念，也许就是要有‘历史感’，要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来讲一件事情。……‘历史感’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化’。”（59页）在蔡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通识、精思和发覆之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全部呈现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5页）。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对陈寅恪通识观最透彻的理解。从陈寅恪先生到蔡鸿生先生，“通识”早已成为他们的“共识”。在蔡先生看来，要“具通识”首先要有“通”的意识，这个“通”指专业领域的“贯通”。这涉及到“通识”与“贯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我在《学理与方法的另一种呈现》（《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一文中已有所提示，这里还想再重申一下：

“贯通”是“具通识”的前提，“贯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具通识”，不具备“贯通”能力则难以“具通识”；而“具通识”与提高史家的“识见”又是正相关的，只有“具通识”才能提高史家的“识见”。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既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更具有强烈的“识见”意识。“独断之学”是邓广铭先生终生追求的目标，“独断之学”即指史家要有“独到的见解”，史家要有“识见”。他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那就不足取了，应力求避免。

在《求识录》“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为文”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重道轻文……现在一些人写文章或著书，不是没有‘道’，但因为‘文’不行，表达不好，令人难以卒读……今天，有必要适当强调 ‘文’的重要性。‘道’固然重要，但‘道’要‘文’来载。”他在《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再次强调“文字”必须“下很功夫”：“从心上到纸上的整个过程，表现为逐层减弱的趋势，即想比说好，说比写好……因此，文字表述必须下狠功夫，才有希望把思维所得的新意挤逼出来。” （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页）

事实上，蔡先生的确是“为文”的典范，即如前文所说，他的语言艺术十分高超。不止蔡先生如此，很多前辈学者都十分注意“文字功夫”的锤炼。

这相当于“道”与“器”的关系，不能只重“道”而不重“器”，须知“器”是“道”的表现形式，无“器”则无以显“道”。换句话说，“文字功夫”不过关最终会影响学术产品的质量。在我看来，学术产品的文字表达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简练。正是意识到“为文”的重要性，本人在平时训练学生时也颇留意于此。实际情况是，写作技巧缺乏和文字表达能力弱是普遍存在于在读研究生身上的“能力短板”，“行文枝蔓”、“言不达意”、“夹叙夹议”、“杂乱无章”、“偏题跑题”等情况比比皆是，因而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具体做法，一是推荐一些文字功夫上乘的前辈学者的学术产品让学生阅读，通过阅读揣摩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并进而让他们试图去模仿，我推荐的学者包括宿白、蔡鸿生、张广达、荣新江等；二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前辈学者“为文”的经验，如缪鉞先生的经验。现将缪先生的经验撮要介绍如次，与初学者共勉之！

蔡鸿生

缪鉞先生常说，“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将学术写作形容为“惨淡经营”。他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赋一》，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可见其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之高。缪先生行文的基本原则是：简明清畅，要言不烦。犹忌枝蔓芜杂，为此必下“惨淡经营”的工夫。他又说，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即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为此他强调，作文之前一定要事先构思好 （这段文字主要参考了罗志田《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读书》2015年第2期）。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言不达意”、“言不尽意”，可见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为文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一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眼中“为文”的难度究竟有多大。陆机的说法似乎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但这的确是古人“为文”的态度，也是事实。之所以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忙于制作“学术产品”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的重要性（即没有搞清“文”与“道”或“器”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严重低估“为文”的难度。缪鉞先生因对陆机的话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惨淡经营”、“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的感叹，这也正是他“为文”实践的真实写照。缪鉞先生通过自己的“为文”实践，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对陆机所言的体认。

对照缪、蔡二位先生的“为文”，可以发现有不少共性，首先，都简明流畅、要言不烦；其次，他们的著作都很“薄”。由此看来，“坏作品”各有各的“坏”法，而“好作品”的“好”法则基本一致。

《求识录》“仰望陈寅恪铜像”一篇，是蔡先生在陈寅恪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致辞，其中第二段话，读之为之动容：“面对着陈寅恪先生的宗师伟业，道德文章，我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只有仰望又仰望。他生前授课，我坐在学生凳上仰望；他作古多年后，我写《仰望陈寅恪》一书追念；今天在这个仪式上致辞，依然守‘仰望’之旧义，不敢哼‘走近’的时调。时时仰望，似乎比烧柱香更能表达对金明馆主人的感念之情。”（95页）

每次读到这一段，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总会湿润，且如鲠在喉，总想说点儿什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一方面，是蔡先生在恪守“师道尊严”之旧义，是一个“弟子”向“先师”的最崇高的致敬，这一层意思无须多说；但另一方面，“仰望”一词足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在这篇不足千字的致辞中，“仰望”一词出现达十次之多，因此“仰望”绝对是这篇文字的要义所在。在先师面前，蔡先生的心迹展露无遗。我们看到的是，博学如蔡先生者，对陈寅恪先生仍始终抱持“仰望”之旧义，从不敢奢谈“走近”的时调。因此我相信，蔡先生说“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绝对不是自我谦虚，而是肺腑之言，真正是一位智者的“自知之明”。蔡先生作为真正的智者，此时此刻再次展现出他的大智慧。因此我认为，蔡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态度可以成为时下一些学者的警醒剂，因为在他们身上缺少的正是“自知之明”。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早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

蔡先生说，“学人更要抑制浮躁，‘浮躁’是学术上的‘幼稚病’”（80页）。这句话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下学术界这种“幼稚病”颇为流行。蔡先生在另外的场合对“浮躁”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浮躁就是轻浮加急躁，一浮躁就不可能踏实……只有‘潜’下去，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219―220页）。又说，“浮躁是对心灵的践踏和背叛……任何短、平、快的登龙术，都与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不相干” （蔡鸿生《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学境》，1页）。看来“浮躁”的确是为学者的大忌。在此我还想补充的是，当下学术界还有另一种病，也很严重，那就是“狂妄症”。他们往往在某个领域小有成绩辄“信心爆棚”，以为已“高处不胜寒”，于是“鸢飞戾天”之心日重，把自己当做待价而沽的“奇货”，在学术市场“吊起来卖”，这都是“狂妄症”的具体症候。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但在这些学者眼中似乎不需要那么艰辛。但坦率地说，这些学者靠印刷“等身”的著作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与那些“具通识”的前辈学者相比较，其间的差距，套用章炳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以道里计”！为什么“不可以道里计”呢？陈垣先生《致蔡尚思函》中作了回答：“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陈垣全集》第23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陈垣先生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如今仍确有不少学者真如其后半句话所说这般操作，其与“具通识”者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了。“具通识”对人文学科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归纳得很到位，他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钱锺书《诗可以怨》，《钱锺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9―130页）存在上述两种病症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学问从“专家级”自动升格为“通识级”。

当然，这两种病症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很多人往往一身患二病。说到底，患这两种病症的人主要是被眼前利益和功利心迷失了心智，即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所言，“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 （李艳《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科技日报》2018年6月21日），因而忘记了学问其实是“无底深渊”，不仅“学”无止境，“问”也无止境，因而他们已丧失对学问必须抱持的“敬畏之心”，必须抱持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看来，不仅人文社科界有人染病，自然科学界也有人病得不轻。

患病或与环境有关，如学者所言，“如今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一味在争夺生存空间，校园政治大行其道，欲以小人之术谋君子之相，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只好横溢斜出，凿空蹈隙” （桑兵《桂子山从学琐记》，原载《近代中国研究网》，此据《桂子先导》微信公众号，2019年9月）。患病固然与环境有关，但也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理由。

说实在的，那些“信心爆棚”的学者的学问和识见，跟陈寅恪先生的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用“几分之一”来形容，实不为过。“信心爆棚”者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差距，可以从陈寅恪的“贯通”能力，“发覆”能力以及“工具”的掌握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陈寅恪先生的“发覆”能力，蔡鸿生先生有透彻的解析 （蔡鸿生《发覆的魅力》，《仰望陈寅恪》，66―74页）。何炳棣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可谓公允之论：“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欧亚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22页）何炳棣先生也是当今海内外公认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学识渊博如何、蔡二先生者，尚且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尚且始终抱守“仰望”之旧义，况我辈乎？！

“陈寅恪”就坐在那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不知那些每天行色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的“鸢飞戾天者”，何时才会“望峰息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