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严格立法,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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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横穿杭州城的中山路,曾经是南宋都城临安皇宫外的大道,百年前还是杭州最繁荣的商业街。

但在面对“中山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这个课题时,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看到的,是“中山路之所以衰败,除了商业中心的偏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家认为这些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早晚要被放弃,所以不再维护,所以它的情况就更加恶劣”。

即便如此,中山路依旧和王澍喜欢的中国城市街道一样,新旧混杂,逸趣横生,人们在门前、窗下、街角、街边,随时发明着各种建筑的用法。

“它的状态更像是自发的零碎改建与修补的积累,但它绝不是一堆历史的破烂”,因此在做中山路改造方案时,王澍提出,“用保持多时期差异性的方法去做,强调真实性的原则”“将生活方式的保持看做与建筑保护同等重要,不搞强制拆迁也可以做”。

王澍这一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在成为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时,“中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过去”是外媒对王澍最认可的理由。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如今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中,但同时必须要强调的是文化保护,我提出叫‘实体文化记忆’。”3月3日,作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澍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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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难寻找到历史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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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的提案主要包含中国城乡实体文化记忆的保护问题。”

王澍为公众所熟知,不仅仅是因为他2012年获得了国际建筑界最具学术地位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也因为他屡屡提倡对我国城市和乡村文化进行充分保护。

王澍在他的书中说:“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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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同时通过乡村振兴,对于乡村的历史文化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了。”

不过王澍认为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必须要承认一点,如今在我国的城市中,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难寻找到历史文化遗存。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记忆,包括可能是你原来生活过的某一条街道、某一条小巷,甚至某一个街角。不是说城市里面有几处文物文古迹保护做到了,城市就有历史文化了。”

“我认为,实体文化记忆的传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连续性。毋庸讳言,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连续性一部分处在中断状态中,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应该包含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的内涵,而不是使得中国文化看不见了,整个实体文化记忆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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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在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已经有大量文化记忆遭到了破坏,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其中是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的。一些城市仍旧在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和开发,包括很多房地产的开发,开发规模很大,经常是大片大片城市文化记忆被抹除,能看到一栋建筑就占据了原来的几条街,这种方式是有严重问题的。”

王澍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乡村:“乡村也是一样。虽然现在对有些乡村的历史街区有所保护,但很多时候保护乡村的做法几乎和破坏是一样的。之前我去调研,有些地方刚刚完成了历史街区的保护,当地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把旧砖切成了两公分厚的片,乡村把所有房子全贴了一遍,这简直是在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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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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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的时候了。”王澍说。

“例如,城市的街道结构肌理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应该让其很好地传承下去,哪怕需要在这里修一栋大楼,也需要将大楼切成几块和原来的街道结构去匹配,不能因为一座大楼把几条街摧毁了。”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王澍认为是时候谈谈文化问题了:“我们对文化的认知到了一定程度,包括对城市、建筑文化的认识到了一定高度。我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足够高度,是时候可以讨论稍微严肃一点的文化话题了。”

“我觉得这方面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王澍认为,城市和乡村很重要的不光是历史文化抽象的风格问题或者风貌问题,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的积累,这包含了多样性。文化的实质是非常多样性的,而且是有时间感的,很多生活痕迹也都要保护。

王澍在他的建筑中融入了对生活的热爱。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项目是他较为知名的项目,他说:“(象山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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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王澍说:“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

“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大量地方用这种破坏性的保护在做所谓的保护。我们所有的自主创新其实都应该是以我们的文化保护作为前提,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保护不好,所谓创新除了抄袭国际的流行之外,我不知道它的创新源泉在哪里。”

说到此处,王澍的语调有些不一样。

“当然现在大拆大建基本上过去了,住建部还专门发布了通知,防止城市更新行动中大拆大建,全国已经转到了建成区的再改造、再开发,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但是建成区的再改造、再开发,就很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破坏,剩下的一些城市肌理可能都会被破坏掉,千万不要小看开发商的力量,所以我这时候是要给开发商套上‘笼头’,套上历史文化保护的‘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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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术馆

王澍在他的书里讲过一次经历:

那一天,在去宁波的火车上,或者,是从宁波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我看见一座旧时民宅,单层,青瓦白墙,从檐廊看是一开间。

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尺度如此之小。火车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比平视略高的俯瞰视角,就显得它的瓦作曲面屋顶很大,但檐口的高度估摸只有两米略多。

不远处是座小山,高度只在二三十米。我意识到是山决定了那座房子的尺度。那座房子就像一棵树种在山边。

过去画的山水里,看似随便的房屋与塔,尺度当是真实的。那房子独处在稻田中,让人觉得孤独,远处几座新民居还算朴素,但尺度感大得多。

决定尺度的已不是那山,而是远方城市中的建筑。又一次,我同时看到两个并存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这幅画面,应当承载了他所说的“城乡实体文化记忆”。

王澍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提案,讨论中国城乡的文化保护问题,而记忆保护应当只是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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