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杜施·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著名天才作家，曾身陷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战后发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丽亚》《石头世界》。受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的影响，他在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

《石头世界》一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是博罗夫斯基的三部短篇小说《告别玛丽亚》《某一个士兵》《石头世界》，下篇主要是关于博罗夫斯基作品的评论文章，索非亚·纳乌科夫斯卡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椭圆浮雕》作为延伸阅读附在书中。

《石头世界》译者杨德友，一九三八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从事翻译多年，范围涉及小说、诗歌、戏剧、哲学等，约三十部译著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六十四岁获波兰政府传播波兰文化成就奖，七十一岁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表彰。

……

一个女人急步走着，虽然不快，却很紧张。一个三四岁的女孩，长着一张绯红的小胖脸，像个小天使一样，正跑着追她，因为赶不上，就伸出两只小手哭叫：“妈，妈妈!”

“嘿，那个娘们儿，把孩子抱起来!”

“先生，先生，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女人发疯似的尖叫着，双手捂着脸，匆匆走开。她想蒙混过去，想赶上那些不乘大卡车，而是步行的还能活下去的女人。她年轻、健壮、漂亮。她要活下去。

可是，那孩子穷追不舍，大声呼喊：

“妈，妈妈，你别跑!”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安德列，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水兵，向她扑去。因为喝了烧酒，因为天气炎热，这个汉子目光浑浊。他赶上了这个女人，抡起胳膊，旋风一样朝着她的双腿猛砸下去。女人刚要倒下，他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起来。他凶狂至极，脸都变了形。

“嘿，你，你他妈的下三烂，犹太臭娘们儿!你连亲生孩子都不要!瞧我治你，骚货!”

于是一手拦腰抓住她，另一只爪子掐住她的脖子，那女人刚要呼叫，他就一下子把她扔到卡车上去，像扔重重的一口袋粮食一样。

“给你!你拿着，母狗!”又把那小孩摔在她脚下。

“干得好，不要脸的母亲们，就得这么惩罚。”汽车旁边一个党卫队员说，“能干，能干，俄国人!”

“住嘴!”安德列咬着牙哼了一声，回到车厢旁边。从衣服堆里，他扒出一个密封罐子，拧开，对着嘴喝了几口，又递给我。烧酒到了嗓子眼儿火辣辣的，脑袋里顿时嗡嗡作响，我的双腿打起弯来，浑身上下都要抽筋了。

像受到某种无形力量推动着的河水一样，人流盲目拥向卡车，突然，人流中浮现出一个少女，她从车厢中轻轻跳到卵石地面，审视了周围一番，似乎对什么东西感到好奇。

茂密的金色秀发像缓缓的波浪一样，披散在双肩上，她不耐烦地把头发向后甩了一下。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拉了拉上衣，又稍稍整了整裙子，停留了片刻，最后目光离开人群，紧接着又在我们脸上移动一番，好像在寻找什么人。我下意识地跟踪着她的目光，终于和她的目光相遇了。

“你听着，你听着，你说，他们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我瞧着她。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妙龄少女，长着满头金色的长发，腰身纤细，穿着细棉布夏衫，目光聪颖，深邃。她亭亭玉立，直勾勾地瞅着我的脸，等待着。来此地去处无非两个，送到毒气室：集体死亡，又丑恶，又肮脏。送到集中营：头发剃得精光，三伏天穿苏式厚棉布裙子，散发酸臭肮脏的女人体味，饿得头昏眼花，非人的苦役，到头来依然是死亡，只不过死得更丑恶，更肮脏，更令人毛骨悚然。谁一旦来到这儿，就连自己的骨灰也休想通过哨兵线，休想恢复往日的生活。

“她干吗戴着它来？是要给抢走的。”我瞥见了她手腕上配着一条细金链的漂亮手表，不由自主地想。那手表跟图希卡戴的一样，不过那个表的带很窄，是黑颜色的。

“喂，你说。”

我一语不发。她咬紧嘴唇。

“我知道。”她的声音里夹着高贵而又轻蔑的口气，她向后昂了一下头，向卡车方向勇敢地走去。有人想拦住她，她把那个人猛地推开，跑着蹬上了差不多已经满员的卡车。从远处，我只望见了在那奔驰的卡车上她一头散乱的浓密秀发。

我进入车厢，抓起死孩子，扔出行李。我接触着尸体，可是战胜不了猛冲上来的野性的恐怖。我想避开尸体，可是尸体比比皆是。尸体乱七八糟地堆在卵石地面上、月台的水泥路旁边、车厢里，一两岁的婴儿、丑陋的赤裸女人、痉挛中蜷缩的男人。我想躲避得尽可能远一点。有人用藤棍抽我的后背，我眼角瞥见一个正在漫骂的党卫队员，便赶快溜开，混进一群穿条子囚服的加拿大区囚徒中间了。终于，我又退避到铁轨下面来。太阳西沉，血红色的残阳光芒斜照着整个货场。树影拉得很长，像幽灵一样。在黄昏时分降临自然界的寂静中，人们的喊叫声显得更响，更执拗地冲向天空。

只有从这儿，从铁轨下面，才能观望整个拥挤的货场这座人间地狱。看，有两个人滚到地上，绝望地纠缠在一起。男的手指头神经质地掐入女人的躯体，牙齿咬住她的衣服。女的歇斯底里地呼号、诅咒、痛骂。一只大皮靴猛踢了她一下，她才呻吟着沉寂下来。他们被拉开了，被赶进卡车，像牲口一样。加拿大区的四个人正在搬动一具尸体，那是一个巨无霸似的大胖子女人的尸体，他们咒骂着，累得汗流满面，同时用木片子赶走迷路的儿童。儿童们在货场各个角落钻来钻去，像狗一样尖叫着。搬死尸的抓住这些孩子的脖子、脑袋、胳膊，把他们扔上载重汽车的人堆里去。那四个人依然没办法把那女人装上卡车，于是叫来其他人，同心协力，才把这座小肉山弄上了车。整个货场上都送来了巨大、肥胖、臃肿的死尸，挤在其中的还有残废人、瘫痪病人、憋得昏迷过去的人。车上的死尸小山般晃动着，发出吱吱声、嚎叫声。司机发动机器，车开动了。

“站住!站住!”一个党卫队员从远处呼喊，“站住!站住!嘿，他妈的!”

他们拖来一个穿燕尾服、肩头扎着绷带的老人。老人的头擦在卵石子儿上、石头块上，呻吟着，不断单调地唠叨：“我要跟司令官先生谈谈。”他一直以老年人特有的顽固脾气重复这句话。他被扔在卡车上，有人踩了他一脚，他虽然快死了，却依然哼哼着：“我要跟司令官……”

“老东西，喂，安静!”一个青年党卫队员冲他嚷，哈哈大笑，“过半个钟头你就跟最伟大的司令官谈话了!别忘了说声‘希特勒万岁!’”

又有几个人送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住了她的双手和唯一的一条腿。那姑娘满面泪水，痛苦地呻吟：“先生们，痛啊，痛哟……”他们也把她塞在卡车上的死尸中间。她就要跟死人一块儿被活活烧成黑烟了。

夜晚降临，凉爽宜人，星光闪烁。我们躺在铁轨上，万籁俱寂。高高的电线杆子上，灯泡发出暗红的光芒，光环之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堕入黑暗一步，人就会消失，一去不返。可是，岗哨的眼睛明察秋毫，自动步枪随时可以射击。

“换来皮鞋没有?”亨利问我。

“没有。”

“为什么?”

“伙计，我干腻了，腻到家了!”

“刚接一次输送车就腻了吗?你想想吧，我，从圣诞节到现在经手过的人，恐怕有一百万了吧。最头痛的是从巴黎郊区来的输送列车，总是要遇见熟人。”

“那你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他们先去洗澡，以后我会去集中营看望他们。换了你，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哑口无言。我们喝加烧酒的咖啡。有人打开一罐可可，加上白糖。可可粘手，而且糊嘴。我们又喝咖啡，又喝烧酒。

“亨利，咱们还等什么呀?”

“可能还有一班车。也说不定。”

“就是来，我也不去卸了。干不下去。”

“烦了，是吗?能干的加拿大?!”亨利和蔼地微笑着，消失在黑暗之中。片刻之后回来了。

“好吧。不过，得小心点儿。别让党卫队抓住你。就坐在这儿吧。皮鞋，我包了。”

“再也别拿皮鞋来烦我！”

我想睡觉。已经是深夜。

又是“列队!”又是列车。节节车厢从黑暗中浮现，穿过一片灯光，又沉没在昏暗之中。货场小，有灯光的地段就更小。我们得分段卸货。卡车在什么地方轰隆响起，开到小梯子近旁，小梯子黑黑的，鬼气十足。探照灯照着树木。“水!空气!”老一套，同一部影片的夜场：自动步枪打了几梭子弹，各节车厢沉寂下来，只有一个小姑娘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失去平衡，堕落在卵石地面上。她昏迷了过去，躺了片刻，最后才爬起来。她开始就地转圈，越转越快，机械地挥动双手，像做体操一样，又在空中乱抓，发出单调又尖细的叫声。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神经完全错乱了。因为她那样子刺激人的神经，所以一名党卫队员箭步蹿了过去，用钉了铁钉的大皮靴子照准她后背猛踢一脚，女孩马上倒下。那党卫队大汉又使劲踏了她一脚，掏出手枪，叭叭两响；女孩双脚蹬了蹬地面，不动了。接着开始开车厢铁门。

我又到了车厢旁边。忽然飘来一股温热发甜的气息。人堆占据了半截子车厢，一动不动，奇形怪状地纠缠在一起，冒出热气。

“卸车!”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名党卫队员叫道。他的胸前挂着活动探照灯，照了照车厢内部。

“你们怎么还傻站着?卸车!”同时冲着人们的后背甩开了警棍。我抓住一具尸体，他的手掌却痉挛地抓我的手。我吓得叫了一声，一步跳开。我的心咚咚咚地乱跳，嗓子堵得发慌，骤然感到晕眩。我弯下腰，在车厢下哇哇呕吐了一阵，踉踉跄跄地偷着躲到了铁轨下面。

我躺在舒适清凉的铁轨上，向往着返回集中营，向往着连垫子也没有的木床，向往着在半夜里还不会被送到毒气室的那些同胞中间稍睡片刻。骤然之下，集中营似乎变成了某种宁静的避难所。人们正在不停地死去，而自己还苟活于世，有点东西吃，有力气干活，有祖国，家园，姑娘……

灯光鬼火般地闪烁，人流漫无止境地泻出，浑浊、灼热、麻木。他们预期自己在集中营里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心理上准备着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绝没有想到大难临头，黄金、金钱、项链都已经毫无用处——他们都是在临出门之前把半辈子积攒的财产藏在衣缝里、鞋跟里、身体里的。一批训练有素的行家会从他们的内脏里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把金子从舌根下撬出来，把钻石从子宫、从直肠里抠出来，把金牙拔下来，一律装在精心密封的箱子里，运到柏林去。

党卫队员黑乎乎的身影到处游荡，泰然自若，训练有素。拿着本子的先生正在画最后的几条线，凑个整数吧：一万五千。

数不胜数的卡车已经开往焚尸炉。

快收尾了。最后一辆卡车拉走了货场上零散的尸体，已清理的物品也已装车。加拿大人又拎起面包、水果、白糖，披上干净的发出香水芬芳的衬衫，准备班师回营。头头把金子、丝绸和黑咖啡塞进茶叶盒子，那是给大门看守准备的，指挥官们可以免检放行。以后的几天，整个加拿大营就靠这班输送列车活着：吃列车送来的火腿和香肠、糖果和水果，喝各种烧酒和烈性酒，穿干净衬衫，倒卖黄金和零杂物品。公务员们还把许多东西弄到集中营外面去，弄到西里西亚、克拉科夫和更远的地方，带回香烟、鸡蛋、伏特加和家信。

以后几天，整个集中营都在谈论“本津—索斯诺维茨”这班输送列车。这班车不错，油水挺大。

我们返回集中营的时候，星星已经开始发白，天空变得越来越透明，夜色向高空消遁，即将破晓。可以预见，又是晴朗炎热的一天。

焚尸炉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烟柱，在高空蔓延成为巨大的黑色河流，极为缓慢地飘过比尔克瑙的上空，在特谢比尼方向的森林后面消散。索斯诺维茨来的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

我们和挎着机关枪换岗的党卫队员路遇。他们步伐整齐，紧紧靠拢。一个集团，一个意志。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他们放开嗓子高唱。

“向右转!”领队的指挥喊道。

我们靠边站，给他们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