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的时局来看,吴三桂降清陈圆圆非主要因素,而是被迫无奈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清初诗人吴伟业写下的《圆圆曲》在民间广为流传,使人们误把文学创作当成是历史,把吴三桂视作为了一个名妓就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可耻败类,而陈圆圆同时也成了红颜祸水。其实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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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吴三桂确实很吃香,是明朝、清朝、农民军和南明政权都千方百计罗致的关键人物。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期望他成为农民军的克星;李自成许以侯爵,意欲他为大顺守卫京东的山海关;清朝诱以藩王,保他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南明政权明知他已降清,仍封他为蓟国公。

那么,在视女人为玩物的封建社会,吴三桂既深知当时的局势和四方对他的关注,岂能轻易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押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身上。显然,陈圆圆还不具备如此的能量,那么,吴三桂最终倒向清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644年的中国,大明、大顺、大清及南明相互争夺,主要是武力较量。谁能打胜仗,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谁就能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吴三桂当时是勇冠三军的大将,手握数万重兵,几乎和大清、大顺敢战的军队数量相当,而且驻扎在山海关、宁远的要冲之地。他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最终的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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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又有蒙古突骑数千,尤其骁勇。松锦之战后,皇太极派遣八旗兵屯驻在宁远以西的大路,以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吴三桂仍然没有投降的迹象。

皇太极接受汉官张存仁的建议,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试图说服这位宁远总兵投降清朝。但这个时候,吴三桂本人在明朝的地位正处在上升阶段,他认为没有投降清朝的必要,

吴三桂之所以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有一个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比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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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也不能说不对,但不够全面,考虑吴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在吴三桂等明朝高级将领中,大多生活于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年前来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明代,把名节放在了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吴三桂与清朝有过几次交手,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据宁远,有一支能战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降清。中国向来有轻视“狄夷”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子的朝臣,吴三桂的基本理念不会超出这个范畴。至于财产、待遇、地位,应该都不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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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年),大顺军攻下太原,北京告急。这时吴三桂的大军才真的是走到了进退维谷的绝路,前面是大顺军,后面是清军,二者都是他的死对头,他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刻。而现在所知的史料可以证明,吴三桂和关内许多明朝官员一样,都是向投降李自成的路上迈进,有意把大顺政权作为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新主人。

吴三桂选择李自成作为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势所迫。这个思想就是对满族崛起和清朝入关抱有成见,以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认为清朝不应当在中国建立政权,满族无资格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

再就形势而言,大顺军一旦攻下京城,吴三桂便夹在大顺和大清两大势力之间。他的关宁军队不能自立,他必须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军民逾50万,军用民食皆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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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攻下北京后,马上就给吴三桂送去了4万两犒军银。而清军远在关外,吴三桂负责守卫的宁远城打了十几年都没有攻下,两相比较之下,吴三桂自然选择了李自成。

偏偏李自成不争气,进入北京城后以为坐稳了江山,对明朝官员进行了助饷和追赃。刘宗敏还对吴三桂的父吴襄进行拷打,夺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个时候的吴三桂正率军行进途中,听此消息后,气急败坏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他立即下令属下,杀掉李自成派来的使者,并掉头回到山海关。

我们不能因为吴三桂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认定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不难看出,是李自成的失误将他逼向了其对立面。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清兵,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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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吴三桂作出转变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不过说到底还是政治利益当先,尤其是吴三桂在了解了大顺政权的所作所为后,不得不投降清朝,陈圆圆只能是起到了催化、激愤的作用,并非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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