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到“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

12月13日，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讨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白重恩认为，打破思维约束对政策执行非常重要，其中之一的思维定势就是认为由中央帮地方政府还债会带来道德风险，他强调，地方政府债务分不同类型，形成的原因不一样。有的债务救助可能造成道德风险问题，有的则不一定。

白重恩将地方财政不平衡分为三类，一类是比较长期的、制度性的问题，比如各级政府要用财政支持养老，这样的不平衡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第二类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比如招商引资中的补贴，可能这样的债务中央就不应该救助；第三类是不可预见、不可控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产生赤字，中央政府进行救助，就不会产生道德风险。

白重恩提到的另一个要突破的思维定势是“赤字、债务不能超过某一比例”，“其实债务和赤字的上限要看短期和长期。”白重恩强调，长期看，我们不能持续有太多赤字、太多债务，所以前面所说的制度性不平衡长期要想办法解决，但是短期遇到特殊情况时，应该允许赤字和债务突破某一比值，“当解决了短期的燃眉之急，尽管债务增加了，但GDP增长也快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短期问题不解决，会带来长期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影响营商环境、影响长期预期的行为，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白重恩还指出，“投资就是积累，消费就是消耗”的观念也需要打破，“如果我们看得稍微长期一点，消费可能会带来对企业的新需求，对企业的新需求就会带来新的创新，会带来产业更好的发展，也会带来技术上的更多积累，所以消费也可能带来积累。”另一方面，比如制造业投资短期创造了需求，投完以后变成新的产能，“新产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所以投资并不一定积累。”

白重恩表示，房地产需求减弱后，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制造业投资的加速补缺？如果坚持这么做，保持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而唯一的出路是增加居民消费，居民未来消费的增长可能大部分来自于服务业，因此，制造业应该做优做强，不需要再强调继续做大，同时要强调服务业既要做优又要做强可能还要做大。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也强调了打破思维定势，他提到了三种思维定势，一是财政方面，中央量入为出、过于谨慎；二是在具体的发力方向上趋向供给侧和建设而非消费、社保；三是对于处理已经发生的债务风险是不是会有道德风险的问题。

“这些思维定势开始转变。”邢自强说，首先，对于中央财政过去过于量入为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财政赤字率，明年的官方预算赤字率会上一个台阶，因为以中国比较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完全能够承受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赤字率。其次，在发力方向上，很明确把消费的重要性提升了，“过去20年我们比较擅长的是供给端到基础建设的投资，产能的扩张，当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以及人口高速城市化，这些产能能快速消化掉。今非昔比，再去建更多产能和基础设施显然边际回报是下降的，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下一阶段把消费重要性提升。”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实完善和房地产市场要止跌回稳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扮演起更强的作用，这就牵扯到打破道德风险的思维定势，可以看到，全球各国把房地产周期成功缩短到只花4-5年就进入新常态新均衡的都是靠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适时介入。另外，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一个核心原因是预防性的储蓄率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外出农民工享受不了在常住地的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等福利，如果实现让他们享受这些福利，需要中央财政支出大幅度转移，从过去20年比较适应的建设端、供给端、基建端转移到社会保障端。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惠民生、刺激消费，可能会加大对社保医疗方面的投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平均每月只有200多块，我们算了一下，如果翻倍，由中央财政补贴的话，需要每年4千亿元左右人民币，规模不是很大，但是能惠及1亿7千万领基础养老金的人和5亿多参保的人，政策事半功倍，既能从短期稳定和刺激居民信心，也能从长期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