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3日，贵阳。读者在书店里阅读。（图/视觉中国）

在参与新锐榜讨论时，许子东把“年度生活家”一票投给了“上海团长”。

在他看来，上海人一向被认为精明、灵活，这种形容不乏贬义，“而‘上海团长’让人看到上海人实干、顽强的一面，一种北方人的厚重”。

而这，也是许子东所理解的新时代“上海精神”。

在电视剧领域，许子东提到，《人世间》是今年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相对作家梁晓声的原著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的成就，电视剧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继承和延伸。

提到文学在当下的作用，许子东认为，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逃离现实，都是文学本身存在的意义。

他认为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比有没有用更重要。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消亡，但中文不会。

文学的力量，也不会削减。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许子东实录。

《新周刊》：2022年你关注了哪些作品和作家？

许子东：今年我阅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因为工作的原因，看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几部提名作品，像《潮汐图》《王能好》。

除此之外，我在“看理想”做了一个节目，讲近20年的中国小说，在2022年加了一些比较新的部分，讲一些年轻的作家，像双雪涛、陈春成、路内等。

许子东在“看理想”上谈“看直播”和“看重播”的区别。/小红书@看理想

《新周刊》：看到你今年也关注了《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一个视频，你怎么看待它在今年的爆红？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的同时，又急于找出证据推翻它？

许子东：“二舅”这个视频，尽管它并不完全是非虚构，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作品、一个“中国故事”。

中国文学里，特别是小说里，有三种形象是最重要的：士、官、民。这三者的关系，在晚清文学里，我把它概括成“士见官欺民”，就是说知识分子看见官府在欺压百姓。

而在现代文学里，官员这条线索淡化下去了，主要是描写知识分子怎么启蒙农民。

我认为“二舅”这个“作品”也延续了这条线索。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截图。/b站@衣戈猜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常年畅销的余华的《活着》，主人公福贵是个地主的儿子，但是他很苦、很善良。

《活着》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7

而这个小说并不是福贵第一人称在说福贵苦，也不是第三人称描写他苦，而是以第一人称对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青”讲他一生的遭遇。

整个故事里，一方面写出了民众的苦，另外一方面又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关切，它并不直接批评里面的官员。

因此，《活着》能被大众接受的原因：第一，苦难总是被人同情的；第二，善良总是令人鼓舞的。

《活着》剧照。

“二舅”也完全是这样一个模式。

一个很苦的残疾人可能并不少见，关键在于，他用一个知识青年的角度把故事讲了出来。

而且讲的过程中，有意地用穷苦人的生活来治愈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

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我觉得很有意思。

《新周刊》：在近几年变化的环境中，你认为文学能给人带来现实层面的思考和安慰吗？还是它更多地可以作为一种逃离现实的避风港？

许子东：文学是可以高度写实、记录当下的，因为当下是会过去的，它将来就会变成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疫情一定会激发未来更多现实题材的创作，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就在这三年里边谈恋爱了、结婚了或者生小孩了。

这一切当然应该用文字记下来。

《帕特森》剧照。

而另外一方面，假如你在现实中觉得很烦了、受不了了，也可以幻想一个别样的故事来解脱你的内心。

文学历来有这两种作用。

《新周刊》：你觉得网络时代，信息载体发生变化后，文学以及文艺青年正在边缘化吗？

许子东：如今可能很多人不看文学期刊了，像《收获》《上海文学》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期刊受众正在变少。

但是由于手机的普及，如果我们把阅读做一个广义的定义的话，你刷抖音也是阅读，刷小红书也是阅读。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文学青年”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

《死亡诗社》剧照。

虽然如白先勇所说“中文百年内忧外患”，“内忧”是自己的各种文体，破坏中文传统的美；“外患”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外语，对中文的很多破坏。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中文的魅力总归会长存。

现在的社会结构、现在的意识形态，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会消亡，但中文不会消亡。

而我也不认为文学、文学青年正在变得边缘化，因为文学的力量并不会削减。

《新周刊》：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你会推荐年轻人阅读哪些文学作品？

许子东：我当然希望当代年轻人都能尽可能去阅读经典，像《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等。

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什么变化，这些书对于喜欢文字的人来说，是终身有用的，它们会稳固你的三观。

过些年回头来看，变化可能还会发生，与其赶潮流，不如看经典。

《悲惨世界》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