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半世纪前我第一次走进《大公报》，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到编辑部与同事们见面后，部门主管引领我上社长室，费彝民先生笑脸欢迎，嘉言勉励，还准备了一幅仿毛泽东手书《娄山关》织绣送我。

我理解社长的美意。《娄山关》词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道出长征壮志。我经历反英抗暴斗争，刚脱离囚禁，来到报馆由基本学起。其实费社长是反英抗暴的重要角色；抗暴期间港英高官指报纸诽谤，向他提民事起诉，传票送到费家。社长不屑一顾，都扔出去了。其实港英是托词想接触他打听局势，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港英对《大公报》的威胁控告已非首次。一九五二年，《大公报》因转载《人民日报》就“三一事件”谴责港英暴行的短评，受到刑事起诉。当时兼任外长的周恩来总理发声明说“《大公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促使港英中止了迫令停刊半年的判决，十二天后便获复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由上海南来，告诉港馆几位领导，报社将明确站到人民立场上，拥护新中国。报社分布在全国的各分馆里面早就有进步力量，同事们心中有数。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节节败退中，曾经派特务到报社拘捕记者。这既未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免于垮台，也没能阻止《大公报》向前迈进。

报纸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近代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冲击，《大公报》于晚清创办，最初在天津法国租界出版，有法文名L'Impartial；创办人是满族的英敛之，初心明显为变革图强，报纸早期“以敢言有声于时”。

到民国时，军阀混战，党派林立，商贾敛财，民智不高。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合作接办《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方针。胡、张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侵华图谋分析得精辟，一直主张国人团结，抗战到底。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扣，国民政府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散发《大公报》，借助当天社评督促解决事件。

《大公报》坚持不在日军侵占区出版，抗战八年，报社一再搬迁，由天津、上海，至汉口、重庆、桂林，报社关一间、开一间，屡关屡设，包括1938年开设的香港馆，1941年迁往桂林，到抗战胜利后回港复刊。上世纪60年代我进港馆时，前辈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是战时在不同地方加入报社，转到港工作的，普通话成为港馆内的通用语言。

港版复刊后，持续报道本地和全国信息，迎接新中国成立。费彝民担任社长，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广泛交朋结友，联系各方，沟通中外，斡旋两岸，穿针引线，为新中国效力。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北京接见他，交托工作。费社长是香港第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邓公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报社全力投入实现香港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的工作。我国政府透过与英方谈判，不动干戈，达至和平恢复行使主权。中英谈判过程则艰巨曲折，英方极尽纠缠，谈了22轮才达成《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又有关于政制安排的多轮谈判。谈判闭门举行，在会议室外，舆论较量一直十分激烈，谈判进度取决于人心向背，谈判代表经常把评论剪报带到谈判桌上。《大公报》等爱国报章为香港回归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25年前的七月一日零时，香港回归祖国。我们早就为当天历史性的连串活动做出谋划，编辑部里遍徵意见，由采访部署、版面安排到标题取舍，都发动讨论，集思广益。头版标题选定：“回归了 开新篇”，是参考抗日战争胜利时《大公报》头条“日本投降矣！”的风格；另有署名盛北星的特写《余晖尽矣》，则显然参考了前辈朱启平采访“密苏里号”舰上日本投降仪式的通讯《落日》。

《大公报》创刊至今120周年，是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出版以来，经历了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以至香港回归等重大里程，《大公报》紧贴历史进程，在每个阶段都作出积极贡献，成就铁铸，不可磨灭。它没停留在既有成绩上，而是从头作新的跨越。

每一时期的《大公报》都有别于前一阶段，从内容、形式，到所采用的工具设施，今天的媒体大不同于晚清天津租界的报纸。《大公报》得以长久传承，因为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悠久的经验累积，成为后辈珍惜的宝库；不朽的爱国声誉，吸引一批又一批有志新闻工作者投身参与。周恩来总理曾对费彝民说，《大公报》一是爱国，二是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1997年前，港英政府有御用的媒体作喉舌。香港回归后，爱国报纸不再受官方打压，但是本地传媒生态在长时间里没有根本改变。如今我国进入了新时代，香港也落实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给爱国媒体的发展创造了新条件。雄关如铁，跨越此正其时。

（本文作者为第七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大公报》前总编辑、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前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