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豆难题 」

中国古代文人爱做一些不科学的傻事。

唐朝的韩愈在潮州做刺史的时候，因为当地鳄鱼泛滥，俨然成了一大灾害，就专门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跟鳄鱼们讲起了做人的道理。韩愈命令鳄鱼们拖家带口，领着丑八怪家族成员迅速滚出潮州，“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鳄鱼们冥顽不灵，则要斩尽杀绝。韩愈老师恩威并举，先给鳄鱼投喂了一只羊和一头猪，然后限它们一周之内赶紧滚蛋。

韩愈老师跟鳄鱼讲道理、下逐客令的傻事，虽然不科学、没道理，但属于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道德文章，又别具文采，因之被收入《古文观止》成为一则千古名篇。它既是许多带中国人的语文教材，又是为官一任关怀民生的典范。

千百年前韩愈这种不科学的思路，在今天并未消失。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疫情发生之后，有个菜贩子将进货价1块3毛的土豆6元一斤销售，哄抬物价被罚款10万元。疫情突发，物资短时紧缺是正常现象。短缺可以通过及时配给平抑价格，但用一纸处罚的方式让一枚土豆听话不涨价和韩愈老师用一篇《祭鳄鱼文》让鳄鱼听话搬家差不多，简单、粗暴，不科学。

疫情时期的诸多事件，如体育重启、红会效率、地域歧视等，都给了我们一次认真审视社会治理逻辑的机会。“如何让一枚土豆听话”，就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典型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难，没有固定的答案，但如何思考此问题，此问题牵涉哪些因素，却是理性社会不可或缺的。

“如何让土豆听话”，牵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因为疫情的原因提高价格，是否是不道德的。其二，法律介入关乎此类个人道德问题，是否是法律的越界。前一个问题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后一个问题涉及法律应如何制定。这是一个难题。

2004年飓风“查理”横扫佛罗里达，服务业纷纷涨价。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带着残疾的女儿去住旅馆，旅馆将日常40美元一天的价格提高到了160美元。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一家旅馆因为提价被罚款7万美元。

这个事件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间引起了争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是市场的第一要义，价格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需求。政治学家们认为价格不仅是一个市场行为，还关乎正义，政府应当禁止价格的欺诈。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桑德尔将此案例写进了畅销书《公正》之中。桑德尔认为，旅馆涨价的问题既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又是法律边界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治理逻辑的问题。本质上，牵涉三种不同的公正观念——社会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法律应促进个人德性。

土豆该不该涨价，趁机涨价是否不道德，是人言言殊的。就像美国人的争论一样，自由主义者认为鼓励人们为他人提供商品并且自由地达成价格，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正当的，而反对者则认为社会整体的繁荣与福利不因天灾一时一刻，对于收入微薄者来说，趁机涨价就是趁火打劫。

土豆商贩6元一斤的土豆，只卖了100多斤，但罚款却达到了10万。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被规定的生活方式，这种规定跟韩愈规定鳄鱼不准住在潮州一样，极其生硬。如何让一枚土豆听话，或许桑德尔也没有答案。但我认为桑德尔提供了一种洞察社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理论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的逻辑，更理性地评估我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