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佛大学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中逐回细读《金瓶梅》。本文摘自《秋水堂论金瓶梅》2019年3月版， 【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永福寺夫人遇故主（清明节寡妇上新坟吴月娘误入永福寺）。

《秋水堂论金瓶梅》2019年3月版插画

词话本此回回目，重点仍旧放在月娘身上。绣像本作“夫人遇故主”，极为春梅吐气；其实为春梅吐气还不仅仅是写春梅，而是为了寒碜势利而吝啬的吴月娘。

这是书中十分重要的一回，也是西门庆死后的凄凉世界中，写得十分精彩的一回。清明，上坟，皆是用春天景物的繁华，生命的横蛮与美丽，来衬托黄土坟茔的凄凉，死亡的强力与悲哀。上坟凡二处：一处是西门庆，一处是潘金莲——书中两个欲望最强烈、生命最旺盛的人物。在《金瓶梅》之前，大概还没有哪部小说如此恣肆地畅写清明节：不是像很多古典白话小说那样，把清明郊游用作情节发生的时空背景、推动故事发展的手段而已，而是实际具体地描写死者与生者的复杂关系，更何况两个死者都是我们如此熟悉的主要人物。换句话说，《金瓶梅》里面的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情节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意象。

这部书中，写得最多最细致的两个节日是元宵与清明：一个在热闹中蕴涵着冷落消散，一个在冷落消散中蕴涵着热闹，那么作者选择这两个节日施以浓笔重彩并非偶然。本书凡三次写清明，一次在二十五回，“吴月娘春昼秋千”，当时西门庆去郊外玩耍，月娘带领众姐妹在后花园打秋千，当时，还有李娇儿、潘金莲、李瓶儿、宋蕙莲、春梅、玉箫以及“万红丛中一点绿”的陈敬济。如今不过三年，这些人已经或死或散，当时富于诗意的春昼秋千，既标志了名分地位的混杂，也有月娘嘱咐敬济推送秋千的放纵。因此，本回一开始，就写薛嫂奉月娘之命，送西门大姐回陈家，为陈敬济死的父亲上祭，两次被陈敬济逐回。

月娘自从抓住敬济与金莲奸情，便趁势赶走敬济，与之隔绝，而且把西门大姐留在宅里，这分明是要和陈家断绝关系的意思。如今听说陈洪死了，又值天下大赦，陈洪的妻子从东京避难所回来，便送西门大姐回来，偏又不肯把大姐的陪嫁以及陈敬济当初带来而寄存在月娘上房的箱笼一起送来。如果我们回顾第十七回，就会注意到：那时分明数次提到敬济与大姐来时带了“许多箱笼床帐家伙”，“都收拾月娘上房来”。因此敬济见到大姐便骂道：“你家收着俺许多箱笼，因起这大产业。”这样的话，提醒了我们西门庆豪富的来由：不仅因为吞没了女婿的家财，也是因为玉楼、瓶儿每人带来一笔丰厚的陪嫁，这份陪嫁，其实是布商杨宗锡、内府花太监的毕生积蓄。西门庆何得不成为富豪？如果仅仅靠着他的生药铺，则不管西门庆如何会做生意，毕竟“算不得十分富贵”，只能是清河县一个“殷实的人家”而已。

吴月娘见敬济不收大姐，便“气得一个发昏，说道：‘恁个没天理的短命囚根子！当初你家为了官事，躲来丈人家居住，养活了这几年，今日反恩将仇报起来了。只恨死鬼揽得好货在家里，弄出事来，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这等放屁辣臊！’”金瓶作者写月娘到后来，变得越来越粗鲁，越来越自以为是，毫无自省的能力。一来只字不提起收了敬济家的东西；二来对去世的丈夫满怀怨恨，完全没有夫妻一体之感，更不觉得自己是主动引敬济入室的人；三来“只恨死鬼”云云，难道当初陈家遭难，自己可以坐视不管不成？又流露后悔与陈家结亲之意，何不想到当初西门庆何等炫耀自己与“提督杨老爷”是四门亲家？我们又必须知道：大姐的亲事，是西门庆的先头妻子陈氏在世时许下的，则月娘此处所骂的死鬼，不仅有西门庆在，还有大姐的母亲陈氏在。月娘为人，实在势利、刻薄、贪婪而暗昧。下面又对大姐说：“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难以留你。”这样的话极为生冷无情，而且既然如此，在当初赶走陈敬济时，何不即送西门大姐与丈夫在一起，而留大姐至今？似乎是觉得当初陈敬济一无所有，不给大姐带任何陪嫁箱笼，自己也难以说得过去；如今天下大赦，敬济母亲携家产回来，大姐便可以罄身送去，而大姐的陪嫁箱笼也可以没入上房，永不提起了。

本书第二次写清明，在第四十八回，那是西门庆的全盛时期，生子、加官，大修祖宗坟墓，带领全家前来祭祀，官客、堂客，一共五六十人，“里外也有二十四五顶轿子”，加外四个小优儿、四个唱的妓者，声势极其煊赫。彼时金莲与敬济调情，以一支桃花做了一个圈儿，套在敬济的帽子上，两人之间的默契，比起前一年又已进了一步。这一回中清明的场面极为铺张热闹，专门为了和本回寡妇上坟的凄凉对照，本回清明节来陪祭者，只有吴大舅和吴大妗子，又来得极晚，因为雇不出轿子来，最后雇了两头驴儿骑将来。这种冷清寂寞，在花红柳绿的春天景物陪衬下，越发显得萧条不堪。

月娘并不带西门大姐来给西门庆的前妻陈氏上坟，只和孝哥、玉楼来拜祭西门庆一人。张竹坡以为“不题瓶儿，短甚”，其实不令大姐祭扫陈氏之坟，礼数更短，更不近人情。

月娘等人来永福寺歇脚观光，正值春梅来永福寺祭拜金莲。春梅的出现，一句便写得有声有色：“只见一簇青衣人，围着一乘大轿，从东云飞般来，轿夫走的个个汗流满面，衣衫皆湿。”在最能打消势利念头的一个节日，又面对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坟墓，我们却还是不能摆脱势利的侵袭：春梅的到来，从两个青衣汉子“走得气喘吁吁，暴雷也一般报与长老”，长老的慌张与殷勤—一边请月娘等人回避，一边吩咐小沙弥“快看好茶”，鸣起钟鼓，远远恭候—渲染得极为煊赫。比较和尚对月娘一行的管待，虽则也很客气，便冷落简单得多了。

月娘对春梅，曾经满心厌烦与蔑视，春梅走时，月娘吩咐衣服钗环一件不给，连拜辞都免了；可是如今看到春梅的气派、排场，又见春梅不念前嫌，给了孝哥儿一对银簪，礼貌周全，款待茶饭，便欢喜得要不得，对春梅一口一个称呼“姐姐”，以“奴”自称，又道：“怎敢起动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春梅不计前嫌，自是大量，月娘前踞后恭，未免更落入下乘。因为前踞虽然显示月娘的刻薄，但还不至于伤害她为人的尊严——何况春梅那时帮助金莲与陈敬济偷情，也是值得责罚的。但是如今相见，只因春梅富贵，便如此卑躬屈膝，则月娘既缺乏待人的宽恕厚道，又缺乏为人的尊严，月娘实在是一个既乏味又平庸的女人。因此，永福寺春梅与月娘相遇，虽然是作者赞春梅，却实在是作者丑月娘。

有些现代评论者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认为春梅当初对本阶级受压迫的姐妹如秋菊缺乏同情，对主子如金莲忠心耿耿，如今见了月娘又坚持磕下头去，说“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是典型的奴才声口。我想这样的解读实在是一种缺乏历史观念的表现，也误解了作者安排春梅这样一个角色的用意。而且春梅与金莲名为主仆，情同手足，一如《红楼梦》中紫鹃之于黛玉。这样的论点，也没有看到“权力”与“压迫”的运作之复杂性。

玉楼祭金莲而大哭，是兔死狐悲，也是惺惺惜惺惺。月娘则明知金莲的坟墓在此，毫无一丝去看看的意思，月娘嫉恨金莲可谓深矣。绣像本评点者十分奇怪，提出：“金莲未尝伤及月娘，月娘何绝之深？”却不知月娘对金莲的仇恨与嫉妒，从瓶儿之娶、蕙莲之死开始积累到后来的皮袄事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此外，月娘与金莲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是同类，而“人以群分”这样的话是一点不错的。所谓人以群分，不是看一个人所泛泛交往者，一定要看一个人所亲密者：但看月娘所亲密或听信者，先是李娇儿，后是孙雪娥。何故？只因为二人都是粗蠢、势利、缺乏情感之人，都不是锦心绣口的美人。我们只看这一回中，月娘的不敏悟，说得好听一点是老实，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愚笨。比如听说守备府小夫人来到，月娘问小和尚，小和尚说：“这寺后有小奶奶的一个姐姐，新近葬下。”玉楼道：“怕不就是春梅来了，也不见得。”月娘便道：“他那得个姐来死了葬在此处！”月娘、玉楼，眼见得不是同类：玉楼是聪明人，她能立刻想到春梅收葬金莲，既反映了玉楼对春梅的了解，也反映了玉楼本人的宅心仁厚，所以才能够想象春梅不忘旧恩。月娘一来不能也不肯相信这么一个声势煊赫的小夫人就是春梅；二来绝不会想到春梅会收葬金莲的遗体，因为月娘自己是势利凉薄之人，不是感恩念旧之人；三来月娘愚蠢，对人从来缺乏了解，因此自己的两个丫鬟与小厮偷情，月娘一毫不知，对小玉与春梅相好也一毫不知，对陈敬济的为人一直不能看透，对敬济与金莲的偷情更是如在梦中，直到秋菊第四次告状，才终于“识破”奸情。再看后来，春梅说：“俺娘她老人家新埋葬在这寺后，奴在她手里一场，她又无亲无故。”月娘道：“我记得你娘没了好几年，不知葬在这里。”一直要等玉楼说破是潘六姐，月娘才“不言语了”。反不如大妗子能够对答上来一句：“谁似姐姐这等有恩，不肯忘旧。”月娘既势利、刻薄，又缺乏社交场上应对的机智。西门庆有这样一个妻子，不知应该说是佳配，还是应该说报应。

金莲的坟墓，在永福寺后边的一棵空心白杨树下。敬济曾来祭拜，春梅也来祭拜，我们但知是“白杨树下，金莲坟上”，却不知坟墓的情形究竟如何。直到玉楼听说金莲坟墓在此，起身前去给金莲烧纸，我们才从玉楼眼中，看到那“三尺坟堆，一堆黄土，数缕青蒿”。金莲的一段聪明美貌、争强好胜，只落得这样一个野地孤坟，远比早夭的瓶儿更加凄惨。荒凉之状，如在目前。作者的一片惋惜、同情，尽在绣像本此回开始的一曲《翠楼吟·佳人命薄》中写出，比词话本开始的那一首不痛不痒的七言律诗要好得多了。如果说金莲代表了书中丰盛欢悦的青春、性欲、爱情与物质生活中一切值得留恋的东西，则她死后在一座禅寺中的坟墓——黄土青蒿——则代表了这些物质生活（统称为色，但不限于色欲）的短暂与梦幻性质。色与空的对比，在此十分具体地表现出来。但是金瓶作者并非借此否定“色”，作者是深深地爱着他笔下的色之世界的，他的批评与讽刺，远远没有这种情不自禁的爱悦那么强大有力。归根结底，作者只是在写色的无奈、色的悲哀而已。正像那所谓劝诱大于讽喻的汉赋，金瓶作者无法逃脱对色的爱恋，也无法避免正视色的短暂空无，于是，这部作品才如此充满感情与思想的张力，才自始至终——尤其是绣像本——充满了这样广大的怜悯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