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要想找到中国历史当中的这种文艺复兴时刻，我们必须往前回溯，去看看纸张、墨和丝绸作为书写材料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说回溯到汉代。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书画的必须用品，所以我们无法追踪到其使用者突然的开始采用这些工具的情况。书法家和画家总是拥有最高的社会知名度，凭借的就是他们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正是在文人阶层和士大夫阶层，这两种艺术才发展成熟。欧洲画家和雕塑家也想拥有和公务员以及知识分子一样的地位；中国书画家不必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这种地位。

职位和高薪水对于身处要职的中国艺术家来说，使得他们免于担忧，而两种（社会地位和金钱的）担忧始终困扰着西方艺术家。首先，中国书画家的社会受欢迎程度并不依赖于其艺术家的身份；第二，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的作品寻求赞助。他们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书画天赋，不必被社会野心和权宜之计所干扰。在艺术家的角色中，他不亏欠任何人。正如元代的山水画家倪瓒所言，他们作画只是自娱而已。

在欧洲，艺术家的社会声望完全取决于他的绘画水平和画作取悦人的能力。欧洲早期学院派艺术的创作动机，正如前面已经说的，来自艺术家自己。但这些受到意大利城邦领主赞助的机构，后来不可避免地成为日益明显的欧洲绝对君主制的附庸。由于艺术家成为自己野心的囚徒，所以发现自己变成了服务者。如果要放弃这个地位，就无法得到行会的保护。如果放弃所有这些，没有社会地位和收入，就会陷入社会边缘人的境地。欧洲后来出现的画家中的波西米亚主义以及与社会无法相容，都是因为他们的先驱的野心失败以及苛刻的实现条件导致的。独立于政治权威通常是中国书画家的鉴定的基础条件。书画只是业余爱好，其波西米亚主义不仅得到宽容，而且还看成是才华气质的表现。如果远离官府，往往不是因为官府要这么做。经常是因为书画家本人不认同其政策；这样远离，反而还增加其社会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