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冲击，最坏情况下全球或增4亿贫困人口，全球减贫事业如何推进？中国减贫经验对自身乃至国际减贫有哪些借鉴和启示？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国际减贫论坛》，邀请了全球各机构、组织和重磅嘉宾，展开对话，促进减贫经验共享，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可持续化发展。

参与此次论坛致辞及主题发言环节的嘉宾有：凤凰网总编辑邹明、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得志，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前首席统计学家陈少华，著名篮球运动员林书豪，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文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刘鸿鹏。

在圆桌论坛环节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公益人陈行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快手扶贫办公室副主任易萱、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资深总监胡海河五位嘉宾就中国减贫经验进行了交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安哥拉驻华使馆新闻参赞多明戈斯·奥兰多、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三位嘉宾则讨论了国际减贫项目的成效等问题。

疫情冲击下，中国经验究竟能为全球减贫提供哪些借鉴以及思考方向，参与论坛的嘉宾们从以下几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一、政府层面：精准有效的政策落实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现行标准下，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减贫的巨大成功，首先离不开脱贫攻坚各阶段的政策举措，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在郑文凯看来，国家层面制定了中长期规划，确保了减贫目标有计划的实施；同时，自上而下健全的减贫工作体系，全面开展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等行动，确保了扶贫举措精准到位。

“精准扶贫”政策的施行成果，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连续7年每年的减贫人口都超过1000万。汤敏表示，在这一进程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党的坚强领导、“五个一批”的扶贫办法，以及全社会的动员。所谓“五个一批”，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他认为这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是非常值得全世界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

“精准扶贫”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也体现在毕节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得志带来的案例分享中。多年来，人们常说“中国扶贫看贵州，贵州扶贫看毕节”。为攻克贫困难题，毕节根据自身的情况，探索出了“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精准扶贫“四看法”，建立了量化体系，全面掌握贫困户的劳动力、收入来源、致贫原因等情况。今天的毕节，人均GDP是1985年的110倍。曾经“苦甲天下”的毕节，如今已是林茂粮丰、富美一方，成为脱贫攻坚的样本。

二、各方参与：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除了国家层面的精准到位，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也给中国减贫以极大助力。中国减贫构建了政府扶贫、行业扶贫、专向扶贫联动，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互动，协调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工作体系。在减贫进程中，民间力量大有可为。

在这方面，离开县委书记这一一线扶贫岗位后，始终致力于从公益角度为贫困人口争取更多福利的陈行甲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公益是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中不可少的一根柱子，公益人应该在减贫事业中尽可能地做一些事。他发起的“联爱工程”项目，就是一次医疗领域的“小岗村”实践。

和陈行甲医疗健康层面的公益行动不同的是，著名篮球运动员林书豪则从另一个切入点开展他的公益事业。林书豪认为践行减贫，教育方面的干预非常重要，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教育干预，将有助于打破世代贫困的循环。林书豪创立的基金会过去几年一直援助中国的乡村学校建设篮球场。身为篮球运动员，他希望通过体育教育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同时更好地塑造孩子们的团队意识、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这也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科技力量：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等工具

对于普通人来说，互联网的存在让彼此更直接地触及对方的现状。那么，互联网究竟在减贫事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圆桌论坛环节中，来自互联网公司从事扶贫工作的资深人员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快手易萱认为互联网的确为减贫事业插上了翅膀，互联网作为新农具，给很多人带来了机会。如今，很多基层干都更关注互联网的使用，很多扶贫的第一书记活跃在直播平台，扶贫工作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政务宣传的上传下达和便民服务的交互式体验，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转变。

但与此同时，乡村网红直播等形式的存在真的有助于减贫吗？乡村直播能带来多少扶贫效果，答案还有待观察。不过不容否认的是，乡村文化已经成为当下的强需求，很多年轻人表示会在工作、生活感到烦心、郁闷的时候，通过刷一些乡村生活的视频，来获得压力的释放。这种需求，也是一些贫困的乡村面向外界的机会窗口。

但易萱和胡海河也提醒，有些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后续的持续投入，“前浪”随时有被“后浪”拍到岸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乡村直播能走多远，不在于直播者本人，而在于背后基础的夯实。易萱说，丁真的走红，除了他的纯真笑容外，还得益于当地大量的一线扶贫干部，得益于当地融媒体、电商网络的构建。

四、对外援助：主体间的合作关系收效更大

关于对外援助问题的争论始终存在，应不应该进行发展援助，以及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发展援助，是仍在探索中的议题。针对这一话题，参与援助项目的民间组织以及受援国的代表，从两个相对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答案。

被称为“中国民间组织成功走出去的首批探索者和宣传者”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至今已经在2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国际人道救援及减贫发展项目，总投入超过2亿人民币。郑文凯表示，他们始终注意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具体问题为导向，注重实效，肯于下“绣花功夫”。他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当地政府和农户的认可。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安哥拉驻华使馆新闻参赞奥兰多的侧面证实。过去，安哥拉从中国获得了巨大援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奥兰多说，中国是唯一有兴趣为贫困地区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他也坦言，曾有朋友打算给安哥拉的学校捐赠书包和爱心午餐，最终没有被接受，因为这种援助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对安哥拉这样的非洲国家而言，最好的减贫方式就是多元化投资，以帮助他们摆脱依赖石油的困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安哥拉的渔业、农业都对中国投资者开放，还制定了新的投资法，与中国签署了双边贸易互惠协议，以充分便利中国投资。

针对援助方与受援方的这一关系问题，何文也批评说当下一些发展援助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它并没有解决发展主体的问题，而是一些援助方自己一厢情愿地想做援助。他认为，发展援助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减贫工作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在实现自我超越的伟大事业，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存在。如果将来在减贫事业中，能够将对方看作家人，那么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减贫，是全人类未竟的共同事业。疫情的持续使过往的减贫硕果面临严峻挑战，返贫威胁始终存在。但在与病毒作斗争的同时，我们仍不能停下战胜贫困的步伐。年末将至，对中国减贫经验的分享恰逢其时。

人类彻底战胜贫困，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