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
我的爸爸杨善洲虽然离开我们快1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却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现在将它一一打开，展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幅幅父亲用毕生的信仰和行动绘就的感动画卷。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和这个家在父亲杨善洲严格坚持的原则下，与任何可以顺便“搭车”的待遇都是绝缘的……
爸爸自1951年开始参加工作以后，他与这个家庭总是聚少离多。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这个概念和形象是陌生的。 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总有这样的感觉： 孩子与父母、妻子与丈夫在一起生活，儿子在母亲膝下尽孝，这一切都应该是天经地义、极为平常不过的事情。 可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却似乎是一种永远难以实现的奢望。
杨善洲的妻子
1970年，妈妈生下我，因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我由于营养不良，经常生病。一天，公社民政干部经过我家，看到这种情况，就送来了5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父亲知道后，责怪妈妈说：“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不要老想着占公家的便宜；作为领导干部的家属更不能搞特殊化！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倒可以少吃点，多累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
1975年，我们全家依旧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8月份的连日阴雨引起了山洪，我家的老屋被水围住了，屋里到处是水，当我从睡梦中醒来一看，所有破烂的东西都漂在水里，我吓得哭喊着叫妈妈和大姐，可她们都到山里做活去了。患病的奶奶拄着拐杖来到我面前，试图趟着水把我往老屋外转移。然而，外面的雨一直下个不停，屋里屋外没一块儿可以立足的地方，奶奶就把我举在肩上，不懂事儿的我高兴得咯咯直笑，我那慈祥的奶奶却两脚泡在水里，守在我身边不停地流泪。妈妈让人捎信给爸爸，让他凑点钱回家修整老屋。爸爸寄回了一封信和30元钱，并在信里说：“我实在没钱，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作证。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先接一下，实在不行就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眼下，比我们困难的群众还很多……”
那次洪灾没过多久，奶奶的病情加重了，爸爸听说后心急如焚，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坐长途班车连夜赶往家里给奶奶送药。我记得爸爸当时到家已是深夜了，当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爸爸把中药煎好，递到奶奶的床前服侍她喝下，安慰了几句，同妈妈交待了一下又连夜赶回了保山。
其实，爸爸和奶奶的感情是很深的，记得奶奶总会叫人带信给爸爸，叫爸爸给她送保山的清凉油回来，家里人说施甸也能买到，不用麻烦爸爸了，而奶奶却坚持说保山的清凉油比施甸的好，擦着管用。爸爸也尽量抽空满足她。小的时候不知道，懂事后我才知道，奶奶为什么总让爸爸给她送清凉油，目的是想多看爸爸一眼。奶奶是用一种朴素而含蓄的小“伎俩”来满足她和这个家庭想见爸爸一面的奢望啊！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会泪流满面。我知道忠孝不能两全，对家庭来说爸爸的内心也是非常愧疚的。然而，他还是依然坚定地选择了服务于社会民众这个至高的坚强信念。我理解，这是爸爸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改变的崇高目标。
杨善洲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从旁人看来，爸爸对家人的严格似乎显得有点不近人情。特别是对我那含辛茹苦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眼下的人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一个曾经是地委书记的妻子，符合农转非条件，爸爸不让；可以跟随丈夫到保山、或者到更大一点的城市去看看，爸爸不让；家里一度无米下锅，民政救助一点，爸爸不让……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和这个家在爸爸严格坚持的原则下，与任何可以顺便“搭车”的待遇都是绝缘的。
70年代中期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爸爸基本上不给家里寄钱，妈妈就靠做农活、到山里摘野果、砍几棵竹子到集市上卖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记得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爸爸要从老家步行回保山，妈妈知道父亲要走的念头是挡不住的，就默默地拿来家里刚剥下的包谷外壳把爸爸的脚包上，我看见妈妈伤心的泪水掉了下来。这个时候爸爸还说了一大通我长大后才懂的话，他说：“家里的困难我知道，你是一家之主，你就自己想办法领着娃娃们度过难关吧！共产党把集体的土地给你们耕种，这就是给你们吃饭的一个‘碗’，你们要靠自己的劳动端好这个‘碗’。我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我是地委书记，这个地委书记是为大家、为老百姓当的，不是为家里当的，你要清楚这一点，也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现在全区还有很多老百姓日子都还比较困难，需要我做的事情还非常多。我所得的工资，是国家为了要我做好工作给我的生活补助，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用剩的我只能还给国家、还给老百姓！”
善良的妈妈流着泪水默默地点了点头。后来，我从爸爸的秘书叔叔那里知道，2008年以前，父亲的工资基本都用到了接济困难老百姓和公家的事情上了。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今天告诉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的境地……
在三姐妹中，我排行老三，是最小的，比起两个姐姐，我是最幸运的了。从上初中开始，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就相对于妈妈和两个姐姐多了些。因此，我能更多地亲身感受到爸爸的威严与慈爱。
杨善洲的三个女儿
1983年，广大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日子都逐渐好起来了，可我们这个以女人为主要劳力、又得不到爸爸接济的家庭，生活仍然很贫困。那一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施甸姚关中学，9月份到学校去报到。因为交不出学费办不了入学手续，我伤心地哭着回家。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今天告诉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的境地。
几天后，教育局领导知道后逐级反映了我入学的困难情况，地委办公室的领导及时向爸爸汇报并建议将我转到保山一中就读。爸爸听后，坚决不同意。他说：“保一中是当地一流的学校，进里面读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施甸每年有上千的学生要上中学，为什么偏偏杨善洲的女儿能进去，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地委书记吗？”这个时候，地委秘书长陶如松叔叔第一次顶撞父亲，他说：“你女儿已经面临失学了，鉴于你家庭的困难，建议你必须要为家里承担一些负担！”爸爸听后无语，默默地走开了。后来听爸爸的秘书说，当时陶叔叔对下面的人说：“立即把书记的女儿转到保一中，如果犯错误就由我来顶着。”随后，他亲自到一中帮我协调，给学校领导定了原则，先入学补习一年，参加下一年的升学考试，合格了就录取，不合格就不录取，一切按程序办。一年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保一中，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在爸爸身边学习生活的几年中，爸爸出差下乡的日子很多，我几乎是独立生活。哪怕是这样，爸爸对我的管教仍然非常严格。记得有一次爸爸不在家，地委大院的阿姨给我送来了三颗甘蔗，告诉我这是从昌宁生产基地带回来，地委大院每个干部职工都有份。晚上，爸爸开完会回家看见了甘蔗，立即朝我大声吼叫：“哪个送来的，你给我还给哪个，你怎么就不记事呢？我说过，我不在家的时候，不准你随便接别人的东西！”我从未见过爸爸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又委屈又害怕地躲在门后。在爸爸不停的追问下，我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委。听完我的解释，爸爸才平静下来，但还是没有忘记对我进一步的叮嘱：“你是我的女儿，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啊！”那天，在上学的路上，我又一次委屈地哭了……
杨善洲三女儿、三女婿和父亲的最后一张合照
第二年放寒假，奶奶想念我，要我回家过年，刚好爸爸到施甸出差，秘书对爸爸说，“我们车上还空着，顺便把老三带回施甸吧！”爸爸板着面孔对秘书说：“我是她爸爸，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秘书叔叔不敢吱声了，爸爸转身对我柔和地说：“这是爸爸去办公事的车，你不能坐。”爸爸说完牵着我到车站买了车票把我送上了开往施甸的班车。
在保山读初中期间，我的吃粮成为了一个问题，当时的粮食是凭票供应的，由于我是农村户口，每月吃的粮食都是由母亲从老家张罗后带上来的，组织上考虑到我爸爸这一类干部的家庭困难，再一次给了爸爸一个农转非指标，用来解决我的吃粮问题。也许是我已渐渐长大了，爸爸破天荒地征求我的意见，说是组织上的照顾，问我要还是不要？但在征求我意见之前，他耐心地给我讲：“目前，保山地区有一大部分在基层工作的领导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家属都在农村，他们也很困难。”我似懂非懂地回答：“爸爸，你看着办吧。”结果爸爸又把这个指标压了下来，直到去年整理爸爸的遗物时，这张发黄的空白农转非申请表依旧在他的抽屉里放着。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六十年代爸爸任县委书记的时候，组织上就安排过几次指标，但每一次不是退回去就是让给别人了。去年10月份在悼念父亲的灵堂上，一个叫张世庄的叔叔伤心地哭着对我们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过去所里几个科技人员家属能够转成城市户口都是你爸爸让出来的啊，他辛辛苦苦干了60年，家里一个家属都没有农转非，几十年来，我们除了感谢你父亲，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啊。”
我们心里都知道，父亲杨善洲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陪我们走了多远，我们都无怨无悔……
1988年，爸爸退休，上了大亮山，带领群众种树。为了方便他进城给林场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间新房。房子盖起后，妈妈和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找西搜，才拿出了9600元。后来，为了尽快还账，爸爸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
为解决苗木紧缺的问题，爸爸又想到捡果核育苗的办法。每次回到城里，爸爸就到大街小巷甚至垃圾堆里去捡别人扔掉的果核。看见爸爸那么辛苦，总想去帮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我便发动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一起为爸爸集攒果核，并帮忙把爸爸拾回家的果核淘洗，晾晒。有一次，当爸爸在街上捡果核时，被他当年的一个部下看到了，这个部下就劝他：“老书记，你不要捡了，多不光彩啊！”爸爸微笑着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种了，有什么不光彩的？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我爸爸身上、在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数不胜数。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们家的亲戚们都为我和我们这个家庭打抱不平，说父亲太不近人情、亲情，太正统、太古板了。爸爸过世后，有位媒体记者流着泪对我们说：“可不可这样来理解你们的爸爸——他是一位把心全部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而把家基本忘记了的人呢？”我并不认同这种理解，或许是爸爸对我和我们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要求太严格了，我们认为太正常不过了。事实上，他也有情感，他只是把对亲人们的爱深沉地埋在了他的内心深处。
杨善洲
他这一辈子作为儿子、丈夫、爸爸、爷爷，他都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本能的人性温情。他会连夜长途跋涉为奶奶送药、送清凉油；在为数很少的周末，难得在家的爸爸会带着我到菜市场买些腌青菜教我做腌菜，给我做一顿我喜欢吃的土豆煮笋子；有的时候，他也会偶尔带上我，让我去看看那些生活比我们还贫困的家庭；从大亮山回到保山，他总会到学校门口去接他的孙子、我的儿子，他会时常像个老小孩一样同我的儿子嬉戏打闹，一起争着抢小零食吃，带着我儿子一起入睡，他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为了辅导我儿子，居然钻研起初中数学……每每这个时候，我心里想：父亲是在尽最大的能力把亏欠我们这一代的亲情，在孙辈们身上尽量地做些弥补。
爸爸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对家庭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爸爸回家看过奶奶和妈妈，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摇摇晃晃，他赶紧放下行装，扶奶奶坐下，马上去找医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边，陪奶奶说话，给奶奶端药递水。9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9岁。
在爸爸的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歉疚最多的就是妈妈。1996年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都会去早早地买好早点带给妈妈，守到夜里很晚才回家。每次吃饭，他都要亲自端到妈妈的床前。但他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候，妈妈到医院去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这三天，不管如何疼痛，爸爸都强忍着不出声，那是因为他不想让妈妈担心。
意识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爸爸在状态稍好的时候，反复给我们交代：“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们的母亲。市里奖给我20万，我捐了10万给保山一中，6万给了林场；眼下，你们的母亲也老了，剩下的这4万元，就算是我给她留下的一副棺材钱吧……”
杨善洲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二姐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她100块钱做的那个衣柜；我却时常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地给我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关心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忙得顾不上过多地照顾我们，他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陪我们走了多远，作为他的家人，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无怨无悔！
对怀念父亲的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的双臂，却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爸爸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一片绿洲，留下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真经。
作者：杨善洲的三女儿 杨惠琴